1973年2月22日，一列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一号站台。几辆中办派来的汽车依次排列在站台上。我和贺平两人是来接站的。远远地，看见一列火车缓缓驶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兴奋极了。火车终于在站台边停稳。从车上，父亲首先下来，微笑着和来接他的人一一握手。接着，便是我们那一大家子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从火车上下来。老老少少、拖儿带女、罗罗嗦嗦地忙了个半天，一家人才安顿停当，坐上了汽车。
汽车开出北京站，行驶在长安街上。从车窗里，又看到天安门了，又看到中南海的新华门了。旗杆上鲜艳的红旗在寒风中飘啊飘的，让人见之心仪。回到北京了。这不是梦中，而是真真实实的现实。
车子驶向北京西郊马神庙附近的一个叫花园村的地方，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中间一条车道，从南向北，两边各三栋灰色的两层楼房。这里的房子全是新盖的，据说是为“文革”中一些新上来的“领导”准备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东边最后一栋楼。进了楼才知道，这一栋楼分成两边，每一边可以安排住一家人。房子是新的，宽宽敞敞的，我们看着满意极了。比起江西的小楼，这个房子显得挺高级、挺洋气的。全家人一到，就赶紧搬行李，收拾东西，又是一阵忙。
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来了，看望了父亲。父亲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以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邓小平回北京了。消息很快传开。一些老同志相继来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大家相见，又是叙旧，又是问好，而更多的，则是讲述“文革”中各自的遭遇，痛斥林彪集团的罪恶行径。从“文革”爆发至今，不过六年多的时间，可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却是太多、也太不堪回首了。真有点几年不见恍如隔世的感觉。
父亲惦念着他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家人。回京不久，他就让母亲去看望了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父亲和罗荣桓元帅相知很深，母亲和林月琴妈妈也是好朋友。罗帅已于60年代过世，“文革”中林妈妈曾被林彪集团诬为“寡妇集团”的首要分子受到迫害。幸而目前灾难已过，看到他们一家人都还安好，父母亲感到甚为宽慰。父母亲去看望了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李富春和蔡畅在20年代起，就和父亲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从事革命工作，父亲一直视他们为大哥大姐，感情上特别亲密。几年不见，大哥大姐都已垂垂老矣。“文革”中李富春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已多年索居，现在更是重病在身。蔡大姐的眼睛也近失明，所幸身体还好。大家都是历尽艰辛，能够重见，已是欣喜了。父母亲还特地到三零一医院，看望了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年代，父亲和陈老总的个人关系一直非常好，工作关系也非常密切，“文革”前又住在一起，是前后院的邻居。“文革”中，陈老总因与林彪和中央文革造反势力斗争而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已于1972年患癌症逝世。他的夫人张茜此时也因心情郁闷而身患癌症。在医院里，张茜阿姨病容清癯，但仍然性情耿介。听着她愤怒地控诉林彪的罪行，听着她讲述“文革”的遭遇，好像陈老总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令人倍感伤怀。陈老总唯一的小女儿姗姗，当时正侍奉在母亲的病榻边。父亲看着这个刚刚失去了父亲，马上又要失去母亲的女儿，很是心疼。他对张茜说：“看着姗姗从小长大，从今天开始，我收了一个女儿。”这是他当时唯一能为老战友尽的一份心意。
当我们一家人回到北京，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的时候，在中南海里，周恩来总理已确诊身患癌症。
经历了六年多的“文革”运动，到了此时，周恩来已是心力交瘁。他一面主持着党政军的全面工作，终日操劳，一面要不断地与中央文革势力进行斗争。“文革”中间，大部分干部已被打倒，大大小小、繁复纷杂的工作，全靠他在支撑。国家离不开他，毛泽东也离不开他。可是，偏偏此时，他的病情加重，大量便血，需要施行手术。总理需要做手术、需要病休，可国家怎么办啊，工作怎么办啊!周恩来心里急呀，他急于加快解放大批干部的工作，一次就让中组部提出了一个解放三百多人的名单。他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他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如今，邓小平已经回京，他要想办法，尽快履行让邓出来工作的正式手续。
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江青一伙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周恩来并告毛泽东：小平同志已回北京。随后，毛泽东即批复：“同意”。周恩来在毛泽东批示后，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实现了让邓小平复出的愿望，周恩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毛泽东批示的当天，也就是3月10日，他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提出中央日常工作交由叶剑英主持。
父亲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这一系列直接关系到他政治命运的重大事件，却不知道。虽然他以政治的敏感预感到他复出的时间已迫近，但绝对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在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他工作的前一天，即3月9日，他还在为孩子的事给汪东兴写信，说他的大女儿邓林已在北京冶金研究所（即有色金属研究院）找到爱人，请汪东兴帮助将她分配到北京工作。汪东兴第二天就收到了信，并进行了批示。
关于他复出的中央通知发出后，汪东兴向邓小平作了通报，遵周恩来嘱将有关文件送邓小平阅。事情进展得这样快，既出乎预料，又令人高兴。
不久，受周恩来的委托，他的夫人邓颖超到花园村来看望邓小平夫妇。邓颖超和父亲同岁，比父亲大几个月，所以父母亲称她大姐。这个大姐，与一般人称的“大姐”意义又有不同。父亲清楚地记得，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地下党活动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和他在一起。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他们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曾经住在楼上楼下。周恩来和邓颖超亲眼目睹了二十四岁的邓小平的第一次恋爱，亲自为他和张锡媛操办了婚礼。他们曾看着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幸福地工作和生活，也曾为张锡媛的难产而死和邓小平的悲痛而伤怀。在那个时候，他们叫邓小平为小弟弟。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前辈和兄长，邓颖超更为同姓的大姐。生死相知几十年，一晃又是近七年不见了。这次大姐来，本应是高兴的事，但不幸的是，大姐是受周恩来委托，来告诉邓小平夫妇他本人的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这时，父亲才知道，周恩来患病，并且患的是癌症这种恶性重病。相见时那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