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进贤，当日到达景德镇，在市委招待所下榻。父亲对市领导说：“景德镇很有名气，我小学念书时就知道，这回要好好看看。”在景德镇，父亲一行参观了几个比较大的瓷器厂和陶瓷馆。在参观为民瓷厂时，一个工人认出了来人，脱口喊了一声：“邓小平！”这在车间里的工人们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10日下午到光明瓷厂，父亲在这里参观整个生产过程，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询问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临走时，他们刚刚上车，没料想，各车间的工人，像约好似的，都拥了出来，呼啦一下子把汽车围在了中间。不知是谁带的头，工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看见工人们热情热烈的欢迎，父亲立即下了汽车，向大家招手，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动。许久，父亲一行才在工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坐车驶出了工厂。
景德镇的干部向父亲介绍，林彪的干将程世清，为了配合林彪的篡权企图，把享有盛名的瓷器工厂，竟然改成生产什么水陆两用车，真是荒谬已极。而现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工厂开始恢复生产，还可以做观音、弥勒佛这些以前被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了。在景德镇，母亲买了一些普通的实用餐具，准备带回南昌给孩子们。当地的干部说，怎么不买点好的？母亲说：“别看以前在中央工作，我们也是普通家庭。”景德镇市的同志们对父亲一行十分热情，临走时，送给父母亲四只精美的瓷瓶。父母亲十分感动，将瓷瓶带回南昌，再带回北京，一直将其珍藏。
11日离开景德镇时，父亲充满感情地对市领导们说：“景德镇不仅是瓷都，而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
从景德镇回来的路上，因得到通知，中央同意他见王瑞林，父亲一行便直奔进贤。中午时分，当他们到达进贤中办“五七干校”时，看见当时在“干校”任副校长的李树槐在门口迎接。李树槐原来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文革”前和我们一家人相当熟悉，到此时也是多年未见了。他深情地对父亲说：“老首长，你来了我们很高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父亲看见李树槐也很高兴，他说：“我来这里是想见见王瑞林。”李树槐立即说：“可以。我们马上派人叫他去。”
此时王瑞林还在田头劳动。有人到田间通知他：“你的老首长看你来了。”王瑞林先是一愣，随即上了来接他的吉普车，匆匆赶到招待所。见到几年未见的老首长，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能够见面，实乃劫后重逢。看着王瑞林消瘦而晒得黑黑的面颊，看着他一腿一脚的泥巴，父母亲都很激动。他们专程来进贤，就是为了要看王瑞林。没想到，原来那个年轻精神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年逾不惑，一副满面风霜的样子。父亲为人一向寡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不多说。虽然不会多说，但他内心的感情却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对王瑞林这样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更是感情很深。这种感情，不同于对自己子女的骨肉亲情，但却又极其相似。大家一起吃完午饭，父亲对李树槐说：“我想带王瑞林回南昌去住两天。”李树槐爽快地答应了。王瑞林随父亲一行回到南昌。在步校的小楼中，王瑞林见到了奶奶和家中的一大群人。几年没见，大家相互询问着对方的遭遇，其中的沧桑辛酸令人难过，也令人感叹。像家人一样在步校住了两天后，王瑞林要返回进贤“干校”去了。我们全家人把他送到门口，大家依依不舍，但却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见。
在江西的三次外出，对父亲来说十分重要。“文革”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三次外出，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文革”到此六年多了，诸多风云，诸多不测，世间的人和事物，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是好是坏，一目了然。父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在江西南昌步校的院子里，围绕着那栋灰色的小楼，父亲仍旧一圈一圈地散步。他的步伐很稳，而且很快。他虽仍旧是那样地不言不语，但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六年的政治磨难，三年的劳动锻炼，为他积蓄了充足的精神和体力，使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好像一艘已经高张起巨帆的航船，一旦风起，便可启程，全速远航。
春节过后，我们全家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北京。
要说“文革”中间学会了什么本事的话，首屈一指要数收东西搬家。我们家的人，总是随着命运的起落被赶来赶去和搬来搬去，练就了一身搬家的好本领。一声令下，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收好。衣服被褥，简单好收。那些书是最宝贵的，要一一收好放入箱中。还有就是家里的那些锅碗瓢勺，也得带走啊，不然到北京用什么东西做饭呀？二姑父张仲仁本来就能干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解放”，可在家里，他还是老样子，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妈妈和奶奶是总指挥，两个老太太很有点“指挥千军”的大将风范，把一家人支使得虽然有点团团转，却忙而不乱。其他的东西都好收，可我们养的鸡还有十只，怎么办呢？还是奶奶聪明，她指挥大家把鸡杀了，全都做成自制卤鸡，带上火车，还可以美餐一顿呢。
要走了，要离开江西了，要离开步校了，要离开相处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了。父亲叫母亲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母亲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陶端缙、程红杏、缪发香等工人家，看望和道别。
听说老邓和老卓要回北京了，工人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三年之中与老邓、老卓朝朝相处，感情很深，又实在舍不得他们走。老卓来时，陶排长没有在家，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厂里的几个工人赶到步校小楼，无论如何他们要送送老邓和老卓啊。看见门前有一辆大卡车，工人们说：“不好，他们可能就要走了。”说着赶紧进到院子里。老邓、老卓听说工人们来了，立即张罗着让他们到楼上坐，还让人从已经装好的车上取下一些点心、糖果和水果，热情地招待大家。陶排长在这三年当中，和老邓、老卓接触最多，他有点激动地说：“老邓，听说你要走了，我们几个工人来为你送行。”老邓也充满感情地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厂里三年多了，麻烦了大家。现在要回北京去，我叫卓琳昨天下午去看望大家，表示我的意思。”陶排长和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老邓、老卓，你们回北京后，有机会来江西，一定要来厂里看看啊！”老邓、老卓连连地说：“会的，会的。厂里的工人、干部都很好，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走的时间到了，工人们恋恋不舍地回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虽不算长，但这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三年。可以说，正是这些最不善言辞、最朴实的工人，给予了老邓和老卓以心灵上的温暖和生活上的支持。这一份和工人们的感情，是不能用任何言辞加以形容的。
1973年2月19日，父母亲率领全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告别了步校，告别了居住了三年的小楼，从南昌出发，坐汽车到鹰潭。次日上午十一点多，乘上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火车在上饶站特别临时停车几分钟。上饶地委的同志们上车看望了即将回京的邓小平，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为他送行。火车喷吐着巨团蒸汽，汽笛长鸣，徐徐启动了。江西省送行的人，很快地在视野之中消失。江西那浓墨着色的崇山峻岭，那连绵起伏的红土丘陵，那昂然东去的滔滔江水，也都在视野之中消失。
随着火车的颠簸，进入了浙江地界。我们一家十口人，受到列车上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待，吃饭时还给上了当时极为少见的茅台酒。我们家的人并不知道，铁道部的专运局长和公安局长都上了这列火车，亲自负责安排和安全。我们家坐的这节软卧上原先还有其他几个乘客，到杭州他们下车后，这节车厢没再上人，实际成了一节专车。
火车一路向北，穿过富饶的江浙大地，穿过广袤的沿海地区。迎面而来的，已不再是南方那和煦的暖流，而是北方那种早春天气里的、让人依然颤栗的飒飒寒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