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提出问题：究竟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接着，他明确地回答：“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再一次用他的不可动摇，捍卫着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江青各率其属下“文革”大员，组织围攻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及“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罪名，迫使老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交待和检讨。这次会议，通过了康生等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上，还印发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实际上被撤销。
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当然是由毛泽东亲定的。但林彪、江青显然不满足，他们在会上会下鼓噪煽动，妄图造成一个声势，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毛泽东仍旧没有同意。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
毛泽东有他的顽强，有他那湖南人特有的固执。他一旦下决心作出的决定，任凭何人均不能动摇。这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一次在畸形时代召开的畸形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打倒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在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十人外，能参加会议的只有四十人。因人数不足党章规定的能够通过任何决议的半数，只好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才算刚过半数。参加此次会议的非正式成员，竟占与会总人数的一半还多，并与正式中央委员一样享有表决权。更为奇怪的是，后来发现参加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此已两年有余，闹也算闹够了，乱也算乱透了，反也造了，命也革了，权也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恐怕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不很清楚。开始时，他说“文革”需要一年。后来又说大概要三年，那就是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196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说，“九大”开过了，党章修改了，人事也确定了，一切都应该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结束不了。
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毛泽东是有所设想的。但是，“文革”发展到了此时，早已从毛泽东设计发动的初衷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整个运动，也早已像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不可控制。旧的矛盾还未解决，新的矛盾已经产生。派性、武斗、争权、夺位，不但一样都没有消失，而且还会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宣武区方壶斋的那两间小屋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和祖母在一起，相依为命，似乎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大姐邓林本来因父亲的“问题”被管制和批判，不能随便回家。这时学校中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没人管这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了，她就趁机得便在周末回家。哥哥朴方和二姐邓楠平时住在学校，此时也因学校内造反派之间斗得不亦乐乎而得以“漏网”一下。特别是邓楠，只要是周末，就尽量溜回家来。
1968年3月29日，北大发生了两个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武斗是半夜开始的，校园内满是拿着棍棒、梭镖、长矛和戴头盔的人。两派均是人多兵众，一时之间杀声震天。大规模武斗之后，造反派组织两败俱伤，损失惨重。但两派均不甘心，仍在秣马厉兵，准备再战。
武斗之后，整个北大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邓楠和一些同学在宿舍窗口目睹了这场恐怖事件后，马上收拾东西，凌晨四点，趁天不亮，就从一堵残破的墙洞中逃出校园。回家后，她惦记着在学校受管制的哥哥朴方，就让飞飞马上去北大，把哥哥叫回家来。在这场北大最大规模的武斗中，许多人遭遇不幸。邓楠他们班一个同学在旁观看（不是参加），结果一支当作武器的标枪横空飞来，被扎了个透，人虽没死，但因肝脏破裂而落下终身残疾。
哥哥姐姐们都回家了，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和奶奶一家人，算是在方壶斋这个家中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全家聚在一起，一改只有奶奶、飞飞和我的孤单，家中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奶奶、朴方和飞飞住一屋，我们三个姐妹住一屋，中间隔着一个走廊，门对着门。我一个表姐也在北京上学，她来时，一个大床要睡四个人。我嫌挤，就把两个大木箱拼起来，搬个铺盖，睡到上面，倒也觉优哉游哉。这时抄家的人基本不来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好像一时之间竟被造反派遗忘了似的。日子过得虽难，却不寂寞。其实，要说生活并不算苦，真正苦的是人的内心。不过，我们家的人，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也总是要想着法子在生活中尽量寻找乐趣。在方壶斋的小天地里，我们自寻其乐，没有别的玩儿，我们就把一个小纸盒放在床上，远远地拿跳棋子儿往里投，比赛谁投得准，玩得还挺认真挺高兴的。从父亲那里，要说我们学到什么的话，就是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就这样过着，基本安然，只是用煤炉子不小心，发生了两次煤气中毒“事件”。一次是奶奶和飞飞，那次不算重，两人头疼了几天了事。一次是奶奶和我在一屋，睡得正香时，听见奶奶的叫声。因有前车之鉴，我一下子从床上起来，想也没想，把门用力推开，接着就摔倒在地下昏得起不来了。这次煤气中毒中得不轻，要不是奶奶年纪大了睡觉轻又有感觉，我们两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这是险事。还有趣事。一次大姐邓林从学校回家，刚要进家门，正好碰见我出来。我神色严肃地把她一把抓住推到墙边，在她耳边悄声说：“chao—jia—la!”她一听，以为是“抄家啦”，当时就惊得“魂飞魄散”。其实我说的是“吵架啦”。原来，奶奶想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而管家的二姐邓楠却想尽量节俭，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结果争执了起来。奶奶虽没文化，更没读过什么外国名著，但她记性特好，可能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中记得的，一气之下，竟张口骂邓楠是“葛朗台”——也就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当时，吵架的两人都哭鼻子，都挺伤心的。事后，我们则为奶奶的“博学”大大地乐呵了一阵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也真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句“抄家啦”，就可以让人着实地心惊胆战一番。
哥哥朴方自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被关在学校，这次是他最长一段时间住在家里。在家无事，他便拿着锯子刨子做点木工活儿，就是用邓楠买回来的那一些破木板，给飞飞做了个小书架，还给奶奶做了个放碗的架子，但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弟弟补习功课。“文革”开始时，飞飞才上初二，运动一来，学也上不成了，闲着没事儿时，飞飞就自己看书学点功课。这阵子哥哥在家，可以每天给他上课，每天给他指导。哥哥爱教，飞飞也爱学。在数理化方面，飞飞的长进可真不小。飞飞日后能够上大学，读硕士、博士，这些补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作用。哥哥比我和飞飞大六七岁，以前我们小，他在学校又忙，虽然对哥哥相当尊重，但很少跟他说什么或者聊什么。这次在方壶斋大家朝夕相处，就不免把心中不明白的问个清楚。记得有一次我问哥哥：“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哥哥眼睛看着远处，说：“为了给林彪让路。”哥哥对政治一向比较敏感，“文革”刚开始大家都还“革命”热情高涨时，他就预感到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运动中一直保持低调。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使他逃脱造反派的关押和批斗。而这时，好不容易回家了，好不容易脱离造反派的监视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精神顿感放松，有一天吃饭时一高兴，他竟然喝醉了。醉了以后，神也爽了，脸也红了，话也多了。他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还流畅地大背了一番《岳阳楼记》。我们看着他喝，看着他说，看着他背，看着他醉，心中只觉怆然。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要知道，我们喝的，是一杯苦酒，是一杯人生的苦酒啊。
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家人，算是暂时得以远避狂涛，于逍遥之中自寻其乐。没有想到，真正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