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末年，发生了着名的“南北榜”事件。考官取中的都是南方人，朱元璋取中的都是北方人。显然，这里面已不仅是成绩在起作用。取士是按成绩还是按地域。后代统治者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明朝会试重开于洪武四年（1371），洪武十七年（1384）正式颁布科举章程，会试在乡试的次年，即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因为考试时间在二月，所以又称“春闱”。洪武十八年（1385）定下考官人数，主考二人，同考官八人，其他又有会试提调官、收掌试卷官、弥封官、誊录官等等，体制十分完备。唐宋两代尤其是唐代科举看重人情请托，明代虽不能根本杜绝，但已趋于相对的公正。
明初政局安定不久，朱元璋十分重视科举考试，视之为网罗天下人才、稳定天下人心的一大措施，洪武年间发生的“南北榜”事件是朱元璋这一政治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
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初五，是三年一次会试放榜的日期。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经过层层选拔，会试高中后，必须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人，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殿试结束，按照科甲排名，新进士获得在京或在地方上做官的权利。
举子们早早来到张榜的地方，秦淮河北岸的贡院门前。辰已时分，监场官员手捧黄榜，在鞭炮声中高悬于辕门之前，上有五十二名贡士的名字。落榜者心中不平，一位举子发现上榜之人全部为南方人，他的发现引起了北方举子的愤怒，人群大哗，他们向黄榜投掷泥团石块，认为考官偏袒同乡。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举的礼部，要求与考官对质。礼部官员请来“皇家警察”锦衣卫弹压，但面对群情激愤的大批士子束手无策。很快，南京的街头巷尾贴满了匿名传单，指责主考官员只选拔南方人，其中必有隐情。考场骚乱发展成一场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事件越演越烈，礼部官员不敢隐瞒，向皇帝上奏本，陈述此事。
会试主考、翰林学士刘三吾为学界泰斗，他负责制订明初科举章程，修订《寰宇通志》、《礼制集要》等书籍，为人清正。本科考试取士都经过再三挑选，没有接受人情请托。他在朱元璋召见时详述经过，认为由于北方一直处于元朝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民不聊生，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在文化素养上确实有所不如，才会造成一榜尽是南人的局面。朱元璋虽然同意这一解释，但要求特选几位北方举子以安定人心。刘三吾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刘三吾。被赶出宫城，副主考自信蹈被停职。朱元璋命令翰林院侍讲张信主持考卷覆审。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山呼万岁，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之情。张信领受朱元璋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二十余日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不得回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会试覆审成为京城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
四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奉天殿，听取覆试结果，六部九卿官员与原主考人一起进宫听旨。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突然掉转语气，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尽取南人事出有因。此论出于所有人的意料，也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朱元璋大怒，指责官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北方卷子送交皇帝审阅。他宣布自己将亲自覆卷，以前结果一概无效。张信、刘三吾、白信蹈等人被缉拿下狱，严加追问。刑部无法从这些官员身上得到所需要的口供，便转而施酷刑于他们的家人，罗织张信的罪名是“为胡惟庸鸣冤，反叛朝廷”，刘三吾、白信等人变成蓝玉余党。此时上距胡惟庸之死已十七年，蓝玉之死五年，朱元璋明知罪名为罗织所致，但为了打击廷臣的反对势力，安抚北方人心，仍将在案人士处以极刑。四月底，张信、白信蹈、司宪、王侈华等被凌迟处死，刘三吾年老免死，发往边疆充军。高中的陈安有行贿嫌疑，被同日处斩。
五月初，朝廷宣布覆审结果，新选六十一名贡土全部为北方人，河北韩克忠居首，第二名山东任伯安，南方举子无一人人选。史称“南北榜”或“春秋榜”。
事实上，由于各地区存在着经济及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若纯粹从文章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安定。朱元璋正是从政治大局着眼，采取极端措施，来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应该指出的是，元代政治中心在北方，明代的军事要地一直在北方。明初，北方士人一直观望徘徊，迟迟不愿依附明朝，用科举收伏北方士人之心是当务之急，张信等人不能体会朱元璋的用心，因此受到极刑处置。
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洪熙元年（1425）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宣德、正统年间，南北各让出五个名额给中部地区，以取得地区间的平衡。以后虽然名额有所变更，但按地取士的制度相沿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