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皇帝中，唐大宗李世民以开明着称，明大祖朱元璋则以严峻骇世。明初政局稍有稳定之后，朱元璋便借胡惟庸、蓝玉之案大开杀戒，诛杀朝臣。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将和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其株连之广，手段之烈，可谓亘古未有。“胡蓝之狱”也成为明朝历史上因排除异己而形成的最大狱案。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原因也成为后人不断探究的问题之一。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明朝历史正式开始。从元至正十二年（1352），身为游方僧的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建立大明政权，朱元璋戎马征战，是在马上得的天下。他能在元末各路义军群雄并起的复杂局面中，异军突起，并最终建立明王朝，与他身边有一批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是分不开的。这批人因帮朱元璋争夺天下有功，都得到了很多的封赏，在政治、经济及至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势力。其中以出身于朱元璋家乡濠州、凤阳一带的居多，据洪武四年（1371）的政府统计数据，共有六个国公和二十八个侯，以李善长、胡惟庸诸人为中心，组成势力强大的“淮西帮”控制政坛，极力排挤非“淮西帮”大臣，朱元璋的亲信谋士、浙江青田人刘基因此于洪武四年（1371）告老还乡。
淮西帮公侯的权力过大对皇权形成极大的威胁，随着新王朝外部敌人的依次平定，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的猜忌也越来越重，担心他们中的部分人恃功居傲，不服统治，甚至抢夺皇位。加上朱元璋本人权力欲极强，削夺淮西邦功臣的权力，就成为明太祖的重要任务。淮西集团首领李善长是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四年（1371）的左丞相，在朝臣中位列第一。胡惟庸为人颇有权谋，拉拢李善长，把兄长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得到明太祖的信任，洪武六年（1373）升任左丞相，负责处理具体的行政事物，汪广洋为右丞相。在胡惟庸之前的四位丞相中，李善长小心谨慎，汪广洋懦弱嗜酒，徐达常年统兵在外，与明太祖的冲突还不激烈。
胡惟庸性格飞扬跋扈，他充分利用丞相的权力，擅自处理政务、独掌生杀大权。对于各部及地方给皇帝的奏折，往往先自行拆阅，径自处理，若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报；对于官员的生杀升黜大事，也时常不经奏报便独断专行。大将军徐达把胡惟庸的种种劣迹上告朱元璋。胡惟庸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收买徐达的敌人陷害徐达，使得徐的告发没有成功。同时胡惟庸在朝廷中不断培植私人势力，并与军界来往密切。一些希望出人头地的投机者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于是，在他的手下出现了一个集文臣、武将于一体的小集团。胡惟庸的专权僭越引起了朱元璋的不安，他认为朝臣专权是前代的弊端之一，也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下定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皇权与相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并对和他来往密切的一些官员也进行抄家灭族。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几兴大狱。到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常遇春、叶升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杀。当时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被赐自缢，而家属七十余人皆被杀。大批淮西帮的异姓公侯家族被处以极刑。最无辜的是明初着名儒臣、文学家宋濂，因为受孙子宋慎连累，耄耋之年被贬到四川茂州，葬身异乡。胡惟庸案前后延续了十年之久，因“胡党”罪名被灭的有几十家王公贵族，前后被杀达三万多人。朱元璋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诛连蔓引数年未清。朱元璋还下令，从此废除中书省，不设丞相，政务由皇帝亲自裁决，并立下法规，嗣君也不得再设丞相，群臣敢有请立者处以重刑。中国封建社会实行千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此画上句号。
胡惟庸案才告一段落，蓝玉之案继之而起。蓝玉是明朝开国勋臣常遇春的妻弟，骁勇善战，明朝开国后，继续与傅友德、徐达、沐英等将领南征北战、平定边疆，明太祖曾比之为汉代良将卫青、唐代良将李靖，因功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为人骄横，霸占民田，广蓄庄奴，有许多义子仗势欺人，赶走前来执行公务的御史，掌握所属军队将校的任免权。朱元璋极为反感，多次加以申斥。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出面控告蓝玉谋反，严刑之下，蓝玉承认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吏部尚书詹徽等人组成谋反集团，想趁太祖举行籍田仪式时起事。如果联想到锦衣卫指挥是明太祖亲自操控的特务头子，蓝玉之案的性质也就昭然若揭。蓝玉全家被杀，列侯以下被族诛的不可胜数，受蓝玉案诛连被杀者达一万五千人，明太祖公布《逆臣录》向天下诏告逆臣之罪。这一案几乎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将杀了个精光，淮西集团的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功臣也被以各种借口除去。如朱元璋的亲侄子朱文正，当年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坚守南昌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却被加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死；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是朱元璋当年起义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洪武十八年时生背疽。据说这种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却特赐蒸鹅给他，徐达流着泪当着使者的面吃下，没多久就病死了。这样，经过多次大小狱案，明朝的开国功臣宿将几被诛杀殆尽。能终老林下的开国功臣只有告老回乡的汤和一人。
明太祖屡兴大狱，并不是简单地处置几个不忠的大臣，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胡蓝之狱是朱元璋加强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刷新机构的一种措施，这跟朱元璋统治集团的特点有很大关系。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贫民出身的皇帝，他和淮西集团的许多人一起出生入死，称帝前地位是平等的。但政体要求把朱元璋神圣化，而许多功臣大将从心理到行为都没有适应这种剧变。“起自闾巷而贵为天子”是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昔日平起平坐的朋友，突然之间要匍匐称臣，这是起自民间的朱元璋与出身于统治阶级的皇帝建国后所面临的不同情况。如李世民等人，起兵之初跟他那些攀龙附凤的人之间的君臣关系就已确定下来，他们已习惯了这种上下等级，故君臣之间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而明初的诸多功臣大将在平定天下后成为新贵，占有大量良田美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扩张都与皇室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像胡惟庸的“擅权挠政”，蓝玉的“进退自恣”，都是专制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是出于其后代能否稳坐江山的考虑。朱元璋称帝时已41岁，从明王朝建立到天下大定已60岁。他出身贫穷，以“起自田亩”的淮右布衣一跃而跻身帝王之列。他不像李世民那样有关陇集团作为政权的可靠屏障，也不像李世民那么年轻，18岁起兵，24岁定天下，诸功臣到他年老时亦皆衰老，对子孙即位无后顾之忧；他也没有像赵匡胤那样，33岁黄袍加身，身边还有其弟赵光义驾御功臣。而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子弱孙幼情况，使他对其子孙能否坐稳江山问题的考虑更多，也更迫切。当朱元璋大开杀戒的时候，文弱儒雅的太子朱标曾劝谏他不要滥杀无辜，以免伤了君臣和气。朱元璋当时没有声响，第二天，他拿着一根满是荆棘的棍杖丢在地下，让朱标去捡，朱标看到上面都是刺，面有难色。朱元璋拿起棘杖，用利剑削去上面的荆棘，交给太子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削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把内部整顿好了，你才能当这个家。”
正是上述这些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做了许多在当时乃至以后看来都是很过火的事情。总体而言，胡蓝之狱是绝对皇权的产物，是朱元璋为建立绝对皇权势所必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