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父母在同一天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新团员们，从团支部得到了赠品，是每人一本很厚实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父母结婚后，把多余的一本，寄给了我的舅舅。
入团不久，他们相爱了。他们第一次约会，在一个剧场的附近。父亲先到，他打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路灯下专注地阅读起来。母亲姗姗来迟，马路对面那个读书的青年，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热爱写作，是一家报社的通讯员。得到那本名著，他一边阅读，一边抄写精彩的句段；并且，艺术的感悟，思想的火花，都随时认真地记录，获益匪浅。四十多年后，重提此事，父亲还非常自豪，他说：
“有一天晚上，报社编辑找上门来，要我赶写一篇稿子。我写作时，他坐在一边，翻阅我的读书笔记。我把稿子写完，他看后说：怪不得你的文章分量十足，原来这本书都被你读透了！”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那本书没有封面，书角几乎全都卷起，封底只剩下半张。我去外地工作时，父亲把它和其他几本好书，珍重地放进我的书箱（一只大纸板箱）。在他的眼里，我还没有长大，送几本书也是一种殷切的叮嘱。可是几年后，我搬动了一次住处，这些书竟随之失踪了。其中还有一本精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这本书原是母亲排队买来的。晚上睡觉前，他们坐在床上，父亲念书，母亲安静地听，但因为父亲发音不准，他念完后，母亲总要把书拿过去，把那一段再看一遍。母亲说，卓娅和舒拉是苏联的英雄，在卫国战争中英勇就义，他们的母亲曾到中国访问，那时年轻人都想去见她，喊她一声母亲！
关于此书，有一件小事。我幼时养过一只麻雀，用一只纸盒子做它的窝，窝底垫的就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是精装本，表面硬实光滑，拿湿布一擦，就可把上面的污秽擦净。母亲发现后，非常生气，她手上正拿着一把蒲扇，就用它打我，把扇子都打坏了。
另外，我家还有一本好书，就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父亲当时正积极要求入党，一位我们叫他老丁伯伯的老党员，经常送内部刊物《党的生活》给父亲看。有一次，他带来这本书，要父亲认真学习。
父亲把书一连看了几遍，并且以书名为题，写下心得体会，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父亲说，那本书他借给过许多人，一直没还给老丁，老丁就说送给他了。六十年代末，老丁伯伯去世，那天开完追悼会回家，我看见父亲拿出《把一切献给党》，和母亲说话，说着说着，就伏在桌上哭了起来。但这本书后来也找不到了，责任却并不在我，可能是被我的弟弟弄丢的。
谈起这几本老书，是因为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去探望父母，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自然而然地，我们聊起了书的话题。
他们年轻时，对共产主义事业一片赤诚，向往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涯。上面所说的三本书，他们读了又读，从中获取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使自己变得勇敢无畏，坚定不屈，葆有高尚的情操和蓬勃的朝气。他们的党龄，差不多就是我的年龄；现在，他们年已古稀，但回首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仍然情不自禁，说出一句句简短的话，令我深受感动。我沉思默想，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他们年轻的心灵，永远真挚纯洁。
这三本书，我都读过，而且不止一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次书失踪后，我心里难过，却并非全为了它们是好书，主要的原因是它们都是我父母的。我离家千里，想家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翻翻，觉得种种亲切，好像还在父母的身边。对它们的感情，两代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最近几年，我在书店经常看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一直没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曾在上海的文庙书市，和一位书商讨价还价，结果仍未买。我的心态很难说，看到那两本书，眼前就会出现它们过去的影像，总以为它们还在我的书架上，并未离我远去。至于吴运铎的那本薄薄的书，却一直无缘遇上，我始终认为，这本书是我们国家最有力量的书之一；作者本人，也永远值得人们的敬仰。
但我总还要备齐那几本书的，其他像《牛虻》《红岩》《青春之歌》，我也要去买来，因为我的儿子都不曾看过。他即将参加高考，之后，卸下沉重的课业负担，他应该看看这几本好书。他的祖辈、父辈，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看过，都为之激动感奋过，它们至少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他看一遍会有收获。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背诵保尔的那段著名的心理独白，而我却已经背不全了。
2000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