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我叫他虞师傅，有时也叫他KK。“KK”是一个外号，他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宁波口音，遇事又喜欢说，来，让我看看！这“看看”两个字，听起来仿佛英语KK；大家觉得好玩，纷纷学舌，KK自然而然就成了他的外号。
他长我十多岁，是我的宁波北仑（那时叫镇海）老乡，在“文革”前一年，从宁波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这个三线工厂，和我在同一个部门工作。
工厂还在基建，我们部门的大楼刚造好，许多仪器搬了进去，晚上就需要有人值班。虞师傅夫妻两地生活，他俨然一个单身汉，科长指定他住进大楼的传达室。而我嫌集体宿舍人多嘈杂，无法看书，晚上也不回去，待在工作室里，然后睡在写字台上。于是便和虞师傅愉快地相处了一段时间。
夏季的夜晚，我们坐在大楼外面纳凉聊天，通常是铺好一张席子，两个人赤膊坐在上面。KK在大学时，因走“白专”道路，曾被人武斗过，腿上留有伤痛，坐下来颇有些艰难，但一旦坐好，他就挺胸凸肚，双手往腿上一放，喉咙里干咳一声，然后朝我展开了他的一贯的温和的笑容。KK正方脸，络腮胡子，加上这温和的笑容，宛若一尊慈祥的罗汉的塑像。
这样坐了一阵，看满天星斗，听四面蛙声，我们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起来卷席子，各回各的工作室。我是阅读杂书，虞师傅大多是在弄他的专业。有时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我一觉醒来，走到外面，发现他还没有休息。他在二楼的工作室里，眼睛盯着仪器，眉头紧蹙，表情严肃，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等看到我时，他还愣了一愣。我说：
“虞师傅，你又熬夜啦？”
他说话的声音本来就不重，人累了，更轻得像蚊子叫：
“好，睡觉去吧！”
我们大楼的后面，有一个山洼，洼边上有一片小树林。秋冬的早上，洼里雾气涌上来，遮没了树林。我起来后走到窗前，睡眼惺忪地往外看，发现树林那边，雾中渐渐映出KK的身影。我知道他在那里看英语书。
要说KK的英语水平，在我厂绝对是首屈一指。当时厂里做外国的专利时，唯一的一个英语翻译是自学成材的，原来也是KK的同学。我经常在下班后，看到那人静静地等在路边，KK走过去和他窃窃私语，过一会儿，那人又静静地骑车远去。我问KK，他来做什么？KK说，他来问几个英语句子。我觉得有意思，说：
“他不能打电话问吗？”
“他发音不准，怕我笑话他，所以，不敢在电话里念给我听。”KK说到一半，就无比开心地笑起来。
我真被他逗笑了，说道：“KK，你是在笑你自己吧？你自己的发音，是什么发音啊？”
他曾在大楼的走廊上朗诵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君不闻，那个遥远的忧郁的王子，说的竟是一口宁波英语。
虞师傅闲散起来，也喜欢练习书法，经常在废报纸上写大颜字。他的房门外，也就是大楼的门厅里，有两架放报纸的玻璃橱窗，有时他嗡的一声大叫，我便跑出来，看他挂在橱窗上的书法作品；我看后，他再自我赞赏一阵，就拿掉了。但有一次，他展览的作品，到第二天上班还没有拿掉，橱窗前围了许多人看。那是他用赵松雪的行楷书写的一首杜诗，一首充满喜悦之情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人丛中有几个他的老同学，回头找他，说KK，是有喜事了吧？他天真烂漫地笑着，点点头。再追问，原来是他的妻子要来探亲了。
不久，嫂夫人果然来了，大家都高兴地去看望，虞师傅则站在传达室的门口，笑眯眯地发香烟，欢迎大家。于是大家一个一个探进头去，只见嫂夫人脸朝里，斜坐在床上，像个害羞的新娘子。
那时，我夜晚的行踪已经被科长发现，被严令不准在工作室里过夜。所以，虞师傅与他妻子如何夫唱妇随，琴瑟和谐，我就所知甚少。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年的九十月份，虞师傅终于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调到他妻子所在的浙江云和的一家工厂。老单位里，他最后一个告别的人是我。当时，我正在汉口出差，他便坐申渝线客轮到汉口，客轮在汉口停靠时，他上岸来招待所找我，然后我再送他到码头。客轮在微风细雨中驶离，我走到江岸高处眺望，一直到看不见船影了才转身回去。
后来，我们之间没有通信，不知何时，从哪里听到，他当上了主管技术的厂领导。再后来，我也调动回到了故乡，又巧遇了他的妹妹，但时间已是2000年了。突然有一天，她来告诉我，说她哥哥中风了，造成了半瘫，幸好右手还能写字，就在家里帮工厂翻译外文资料。又过了将近一年，我得到通知，说他的病情加重，人都不认识了，因此他回到故乡，住在塔峙东岙的岳母家里，由他的妻子照顾他。
我没有耽搁，问清了地址，就赶到了塔峙。我们暌违二十余年，但从他看见我时的样子判断，虞师傅肯定认出我来了。我有些激动，拉住他已没有知觉的左手，问他吃不吃药，他点点头，好像说了“吃的”。嫂子在一旁看着，直说奇怪。他的右手里拄着一根木棍，头上戴了一顶绒线小帽，然后坐下来，就像从前那样笑眯眯地看着我，听我和他的妻子说话。
嫂子待人亲切，又十分健谈。她跟我说，当年她读镇海中学，都是星期一早上挑一担米，翻山越岭走去的；他（指虞师傅）是在宁波读书，周末回家也是走回来，走到扎马家里，天已经墨黑了，还要去田头干点活。
一会儿，我们都不说话了，转过头去看着他。嫂子忧愁地说：
“他怎么办？话也不会说，人也不认识；五个月前，还能看书，写几个字，现在都不行了；最可惜的是，他的英语那么好，现在全部忘光了。”
我坐了一个多小时，起身告别。虞师傅也站起来，但挪步困难，我忙上去扶住他。我趁嫂子站到门外去时，连叫了他几声“KK”，叫得我自己鼻子都发酸了。我走在山坡路上，心里非常悲凉；但也感到一些欣慰，毕竟他还认出了我，知道我去看他了。
200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又突然接到嫂子打来的电话，说虞师傅已于6月初因再度中风去世了！他是在北仑中风的，最后送到杭州浙二医院，但已经回天无力。嫂子说，丧事办完了，许多事情也料理完了，她知道我和虞师傅要好，就给我打一个电话。
他去世时，虚岁虽有61，但实足并不到60岁，还没到正式退休的年纪。我曾经想，要是我早知道他会这样，当年我和他在一起时，看到他熬夜，就要对他说，你要当心身体啊，否则这样下去，你六十岁也活不到。
这些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要为他写一篇文章；这一次，我写下了《忆虞公》的题目，又连着写了十多天，终于写好了。是啊，我的文章写好了，然而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经常想起他。
2010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