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缘起于法国，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潮，也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e，1930—2004），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郊区一个犹太裔的家庭，被称为解构主义领袖，也是当代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自1976年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和《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目前，它已经影响了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和神学等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
德里达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核心理论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而相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更重要。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美学、力学、功能），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斯皮瓦克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可以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是斯皮瓦克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她因为翻译德里达的名作《论文字学》而在西方学术界一举成名，对德里达思想在英语国家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斯皮瓦克还继续发展了德里达的思想，把它应用到第三世界女性解放运动、后殖民地文学研究、发展和区域研究等众多的领域。斯皮瓦克关于解构主义的思想和讨论主要在她的访谈集和著作中，如《后殖民批评家》、《后殖民理论批判》、《庶民可以说话吗》、《帝国主义与性别差异》与1976年她翻译出版的《<论文学学>序言》的前言部分。
在斯皮瓦克写作《<论文学学>序言》的前言部分的时候，但是英语国家对德里达和他的理论并不了解。在这一前言中，斯皮瓦克用长达八十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和他早期的作品，以及在其早期的学术思想中所蕴含的学术理论和哲学观点，为德里达与解构主义思想在西方理论界得传播搭建了平台。同时斯皮瓦克还进一步介绍了与解构主义相关的其他思想，如尼采对于真理的批判、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等等。她提到，当她第一次接触到解构主义的时候，内心的触动非常的大，因为解构主义能够消解中心主义，使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化有机会得以表达。具体来说，解构主义对斯皮瓦克思想的影响如下：
首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表达了西方理论的局限性，西方理论试图把自己的理论模式构建成唯一的、主流的、正确的、永远处于被模仿地位的主体理论，而那些非西方的理论则被描述成从属的、无言的客体理论，其文化、历史和语言被剥夺了现身的权利。斯皮瓦克眼中的庶民、印度、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妇女就是被西方理论和殖民地宗主国描述成的被动的客体文化，他们急需要现身和表达的权力。就此一点来看，解构主义为斯皮瓦克的斗争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即边缘群体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从属地位的，因为这种从属的地位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相反是被强加的。举例来说，斯皮瓦克在《庶民可以说话吗？》提到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印度妇女，她的名字叫做芭杜丽，但是其真实的声音却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文档中消失了。芭杜丽可以说是边缘文化的代表，而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如同西方的强势话语，这样的话语被消失的情形存在于所有的西方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压迫之中。
其次，斯皮瓦克结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非主流文化的现身提供了方式方法。同样是在《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指出在政治话语中，工人和妇女的声音通常是由政治代理或者由其选举出来的代表来执行的，他们表面上是在替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妇女说话，但是他们的确明显的会倾向于主流文化，所以他们并非是工人阶级和妇女的真正的代表，相反，可以说工人和妇女是被代表了。这也是解构主义另一大贡献，它明确的质疑了“合谋”的问题，也就是主流文化与虚假的非主流文化合谋共同掩盖了非主流文化的现身。斯皮瓦克对此非常赞同和欣赏。她在《庶民的文学再现》中，质疑了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反殖民地领导人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承诺的虚假性；在斯皮瓦克的论文《帝国主义与性别差异》中，她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者强调普遍女性主体的时候，忽略了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经验，这是一种虚假的“姐妹情谊”。可以说面对西方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妇女遭受到最为沉重的文化压抑。而同在女性群体内部，第一世界的女性人为地设定第二世界妇女的认知标准，无视其具体文化、历史、政治、经济背景的客观存在。斯皮瓦克指责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问题在于认同与美国种族制度相应而生的种族主义，将她们自身的经验、标准设定为全世界女性共同而唯一的参照，揭露出西方女性主义者自我阐释的局限性。如何才能揭开这种虚假性的面孔，斯皮瓦克认为应该从认识自身出发，反抗这种虚假的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