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教学是斯皮瓦克的终生职业，教授和研究比较文学是她的兴趣所在。斯皮瓦克与文学的渊源颇深，早年她在印度统筹大学学习的时候因学校开明的学习风气，就对英语语言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9年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毕业之后，她因为成绩优秀被授予英语文学与孟加拉文学金质奖章，1959年斯皮瓦克离开印度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一年之后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完成英国的研究之后，她返回美国，在衣阿华大学教书谋生，同时还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保尔·德曼的指导下研究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但是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斯皮瓦克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先后在爱荷华大学、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爱莫利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任教授，还在美国十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此外，斯皮瓦克还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讲学，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比较文学的范围，此时的斯皮瓦克已经把这已把比较文学研究演化为文化研究，其中渗透着鲜明的政治见解。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文学基础让她博览群书，开阔眼界，为其所有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斯皮瓦克一直在穿梭于世界各地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研究，斯皮瓦克因为具有有来自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又在第一世界美国工作的背景，使得她能够有开阔的眼界，在研究一些和比较文学联系密切的问题，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等问题时，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她的学术研究设计很多理论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地批评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劳动力的国际分工等显示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斯皮瓦克对印度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深，印度本土语境就是她的思想之源。因此，借助于文学，她了解更多与之相关的常识。
首先，斯皮瓦克在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她曾经写作著作《一门学科的死亡》中，在这一书中，斯皮瓦克庄重宣告旧的比较文学的死亡，并预示新的比较文学的诞生。这实际上既是斯皮瓦克对旧的比较文学的摧毁，同时也是对新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建，其意义不可低估。在这一书中，斯皮瓦克宣布旧的比较文学死亡，这与当时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正在发生转向的历史条件分不开。早在20世纪50年代，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就看到了比较文学的危机并发出了呼吁，早在1958年，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在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就做过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韦勒克称比较文学已经成“一潭死水”。过时而且陈旧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使得烂相横生，产生了如下恶果即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民族主义倾向。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恶化，美国学者以期从研究比较文学的目的以及它的功用来赋予比较文学新的生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形成了更加强烈的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是近二十多年来活跃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对美国的传统信条（American Creed）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而引起两种价值观的激烈交战。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挑战了美国强势群体的威严，而且打到了美国传统势力的痛处。更重要的是，它们触动了美国主流文化的根基，这使得文化研究更加兴旺并迅速渗透到文学研究领域。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导致比较文学研究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向。1993年，美国学者伯恩海姆（Charles Berreimer）在题为“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的报告中，锋芒直指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比较文学，提出了自己新的比较文学观。伯恩海姆认为，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是对民族身份、语言身份的聚焦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扩展比较的空间，就要提倡对文学进行多元化语境化方式的研究，即把文学置于被扩展了的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性别等诸领域，与过去按作家、时代、国别、文类为领域进行研究，这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有天壤之别。多元文化主义把文学放置于更加广阔的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性别等诸领域进行综合研究，这些为后来者斯皮瓦克文学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在2000年，斯皮瓦克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作雷内韦勒克系列讲座，她提出了“一门学科的死亡”的著名论点。2003年，这位哥伦比亚的“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将自己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所作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改写出版，取名为《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这本书的出版在理论界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但也很快吸引了全球范围内比较文学界的关注，使得宣告旧的比较文学学科死亡的声音占重要地位。
斯皮瓦克心目中的比较文学其实质是一种对文化的正义和平等的追求，她是要通过文化文学的平等最终让亚洲、非洲、拉美国家的人民，美国和欧洲的人民平等，如果探讨其中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她是不赞成西方中心或欧洲中心的。她认为摒弃西方中心的偏狭观念是实现文学平等的根源。可以说提倡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斯皮瓦克的一贯立场，斯皮瓦克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她虽然认为美国是他的第二故乡，生活在美国30余年，并且接受过正统严肃的美国教育，但是在她看来，她永远都是属于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因为那里有她的根源。
什么斯皮瓦克如此的提倡建立新的世界文学秩序？这主要是因为比较文学尽管一直在强调比较，这种比较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或者是共性的比较，或者是但它始终没有真正跨出原先宗主国的界限，它们所强调的语言还是宗主国的语言，仍摆脱不了欧美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而斯皮瓦克斯皮瓦克关注全球范围内人口的流动，更加关注文化的多元。所倡导的全新的比较文学必须从英、法、德等原先宗主国的文学与文化风格中走出来。然后依据被殖民地国家自身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特色，进而发展富有自身特色的写作，只有容纳各种语言文字和文化，不再局限于文学，放开手脚去做，这样的比较文学才是新的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的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才是基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研究，也才是比较文学的精髓所在。斯皮瓦克还提出了比较文学向着“世界文学”转向的说法，只有将比较文学置于世界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才有平等的基础可言。“世界文学”概念本是歌德提出的，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提到了这一说法，在斯皮瓦克看来，“世界文学”是实现文学平等的目标。
对于斯皮瓦克在比较文学方面的成就还有其著作《一门学科的死亡》，众学者评价非常之高。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的目的并非是要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并且无药可救，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传达了以一种对与比较文学乐观的展望，它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远景图，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要在其内部进行革新，从而使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经过一番调整后重走向新生。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死亡之书”，倒不如说更是一部“再生之书”。应该指出，只有像巴特勒这样的熟谙解构策略技巧的女性学者才能如此清晰地窥见斯皮瓦克这本书的真正目的。王宁在借用国外学者对《一门学科的死亡》这本书进行评价时指出，比较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文学阶段，也即评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成就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斯皮瓦克所说的那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牵强比附的“比较文学”确实应该死亡，而是应当提倡一种新的融入了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成分的比较文学学科就在这其中获得再生。
其次，斯皮瓦克几乎所有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表达出来的，她把文学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她借助文学来来表达这自己所有的观点，文学一直是她表达的载体所在。斯皮瓦克的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论文字学>》（1976）、《读德里达之后读马克思》（1983）、《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理论》（1978）、《三个女性主义读本：玛克勒斯，瓦伯勒，哈贝马斯》（1979）、《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批判》（1985）、《底层人研究：解构历史编撰学》（1987）、《底层人能说话吗？》（1988）、《底层人的一个文学再现》（1988）、《流散之新与旧：跨国世界中的妇女》（1996）、《在他者的世界里：政治文化论文集》（1987）和《一个学科的死亡》（2003）等等。这些论著和学术读本几乎都是依托于文学来实现的。如在其中她通过解读《黑暗的心》来阐释后殖民主题；她通过小说《翼龙》期望印度民众的可以团结一心；通过对戴阿米拉.埃而蒂特《第四世界》这部描写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镇压性统治时期创造了经济奇迹形的小说，解读了整体性的意义等等。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论文中，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重读文学经典作品，对三部西方女性小说文本重新进行后殖民批评和分析，并将“属下不能发言”的政治见解运用到对文学文本的批判阅读之中。斯皮瓦克以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 对西方白人女性文学文本进行后殖民解读和充满洞见的批评， 对后殖民批评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大意义， 不仅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空间，并且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理论。斯皮瓦克所倡导和践行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政治伦理观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使她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和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利用以上这些文学文本，斯皮瓦克直接或者间接的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