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8月29日,《宁波晚报》刊登了宁波人民银行原工会主席胡祖荏,退休20年来一直在寻找他1957年参加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终于在当年7月从中央历史档案馆拿到了这张珍贵照片的新闻。我父亲看到这个新闻后,对我说,他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也希望能够拿到这张照片。于是,我从写这个新闻的记者那里要来了胡祖荏老人的电话,联系上后,去他家拜访了他,听了他讲拿到这张照片的曲折过程,并且在他那里要到了当年拍摄这张照片的照相馆——北京大华照相馆的电话,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与对方联系上了。
那天与胡老伯聊得很愉快。临告别时,老人突然想起来,说家里还有3张他当年在北京开会时,与宁波地区的其他几位代表游览北京的一些著名景点时拍摄的合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我父亲的形象。我说快让我看看。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笔记本,翻开来,里面夹着3张名片一样大小的老照片,是七八个人的合影。尽管这些照片拍摄于半个多世纪前的1957年,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父亲。这些照片真的是太珍贵了,我十分激动,因为我看到了父亲51年前的“光辉形象”。我马上把这些照片送到照相馆去扫描放大,把它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到父亲手里。父亲也很高兴。他说他自己还从来没有看见这些照片过呢。
半个月后,北京大华照相馆把这张拍摄于1957年9月2日的合影寄到了我的手中。这张合影宽22厘米,长212厘米,有近2000名代表参加了合影,当时的中央领导悉数在场,确实是一张珍贵的历史老照片。
我在第一时间把照片送到父亲手里,他十分激动,连忙在书房的写字台上展开老照片,戴上老花镜,仔细地寻并欣赏着觅自己在照片中的“光辉形象”。看着父亲的一头银丝,再端详一下父亲的专注神态,我的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当我写下以上文字时,关于父亲的记忆,一一浮上心头——
二
父亲出生于1930年。作为长子的他,10岁起就去地主家里做放牛娃,自己养活自己。1946年,父亲16岁时,他的舅舅荐他去上海五洲化工公司做学徒。五洲化工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化工企业。1949年上海解放时,父亲已经学徒3年满师,成为制皂车间的小师傅了。就在这时候,老家开始土改,要分地到户了。我的一辈子未做过农活的爷爷(新中国成立前他长年在轮船上做水手,足迹踏遍世界各地),担心家里的地没人种,几次三番要求父亲回家来种地。父亲是一万个不愿意。那时,他白天忙工作,晚上上夜校学文化,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完全可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也是他最想要的生活啊。后来是爷爷亲自去上海把父亲押回了老家,让才20岁的他担当起支撑全家人生计的大任。
1951年底,当时的宁波地区为引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开始筹建国营农场,向社会招收职工时,父亲第一个报名。这样,父亲就成了农场的第一代员工。与生俱来的组织能力和不怕吃苦、会动脑筋的素质加上在上海的工作历练,让他很快地就在单位里脱颖而出,成了农场的骨干。当时的农场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南下干部,他们都十分器重我父亲,第二年,就让他担任生产大队长,主管整个农场的生产工作。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父亲热血沸腾,报名要求参军赴朝作战。体检合格了,军装也发下来了,要动身前,中央鉴于已与美方签订了临时停战协议,形势相对缓和了一些,于是就命令这一批新兵暂缓启程,在原地待命。这一等,几个月没有动静,最后是不了了之,发下来的军装被收了回去。
没有当成志愿军,父亲为此感到十分遗憾。他后来常常感慨地说,要是当年上了朝鲜战场,要么血洒疆场,要么就可能成了战斗英雄。
三
1953年,鉴于父亲一贯的良好表现,组织上决定把他作为调干生,保送他去当时的浙江农学院深造。考察表都填好了,政审也通过了,就在我父亲陶醉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的时候,想不到我奶奶却出面来阻止了。因为她听说,父亲将来从学校毕业后,要面临全国分配,很可能会被安排去外地工作。她怕这样一来,以后会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了,因此要求组织上别送他去学校读书。我父亲是个孝子,母命难违。我奶奶的这个不可理喻的举动,就这样彻底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把他一辈子拴在了农场。
1956年,父亲当选为浙江省人大代表,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荣誉。1957年8月,父亲作为宁波地区的8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于是就有了今天收到的这张有近2000名代表与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的前7年,是父亲一辈子最辉煌的时期,好运连连,荣誉多多。但是,人生从来都是祸福相存相依相互转化的。在他还沉浸在事业的顺利、爱情的甜蜜,而对灾难完全没有一丁点思想准备的时候,命运对他露出了狰狞的一面。
四
1957年底,反“右”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父亲因言获罪。血气方刚的他在宁波地区“四农单位”(农场、农校、农科所、农机所)党委扩大会上,为一个农校老师受不公正批判而仗义执言。结果是,那个老师仍被戴上“右派”帽子,而父亲也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被撤销党内职务,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级的处分,直接从主管业务的副场长降为一个生产队长。
这个打击对父亲是致命的。尽管一年后,组织上撤销了他的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复出后担任了农场副场长兼畜牧分场的场长。但是实际上,这个变故留给他的后果很严重。他的未婚妻、一个美丽的小学老师终于承受不了家庭的压力,离他而去。两年后,父亲娶了东钱湖畔的一个“成分”相对较高的人家的女儿为妻,那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后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农单位”很快就成了“重灾区”。因为“四农单位”有大学生、有产业工人、有技术干部,人员构成复杂,而且来自五湖四海,“革命性”和“战斗性”都特别强,特别是农校的大学生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和宁波市区的造反派相互联合,兴风作浪,踢开党委闹革命,今天斗“反动学术权威”,明天打“走资派”,把好端端的一个单位搞得乌烟瘴气。父亲就成了造反派的批斗对象。
1967年5月5日,这一天是立夏,父亲带团去绍兴的东湖农场参观学习,在宁波南站候车时,他的一个老同事突然气喘吁吁地赶来,告诉他单位里的造反派联合市区的“工联总”要来车站揪他回去进行批斗,让他赶快躲避。父亲连忙嘱咐另一位负责人仍按原计划带大家去绍兴,他自己则从火车站趁乱脱逃,从此隐匿人间半年多,连我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到底是死是活。后来,父亲告诉我,这半年多时间里,他在数十个亲友家里呆过,长则两个月,短则一两天,直到武斗高潮退去,他才“重现人间”。
五
父亲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极具故事性,甚至富有传奇色彩。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令我着迷、令我感动的东西,让我常常感慨不已。
我总结了一下,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
首先,父亲是个性格豪爽的人,朋友遍地,江湖上声名远扬。父亲有正气、有义气,也有一点匪气。他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从小到大,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家里的客人特别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们都愿意跟他交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物资短缺时代,买东西都要凭票,烟酒更是限量供应。那时,我们全家都吃食堂,每每家里来了客人,打老酒就成了一件大事。父亲就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我。其时我才是一个十来岁的孩童,可是早就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学会了向亲友、邻居“征集”这些票证的技巧,能保证来我家的客人都能喝上酒。因为我知道,家里来了客人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说到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性格开朗,善解人意,为人真诚。父亲的客人到家,她都热情接待,毫无怨言,给足了父亲面子。现在,熟悉我的朋友们也评价我热情开朗,为人和善,这方面确实是缘由我父母亲的言传身教。
父亲的热情好客也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召集相关人员在行政楼开会研究生产工作,会开到一半,行政楼突然被造反派包围,造反派要冲上楼去抓父亲这些“臭老保”,父亲立即组织与会人员自卫,一边用会议桌堵死楼道,抵抗造反派的冲击,一边用热水瓶、玻璃杯、墨水瓶、桌椅板凳作武器,狠狠地反击造反派的进攻。父亲更是身先士卒,一直站在最前面,保护其他的被围人员。据同时被围的父亲的老同事后来跟我说,那天,有两个造反派突破父亲他们的“封锁线”,冲上了行政楼,与我父亲纠缠,双方开展了肉搏战,结果,我父亲一发力,把其中的一个抓住后,举起来,像扔垃圾一样,把他狠狠地摔下了楼道。另一个见状,吓得连滚带爬逃了下去。就这样,行政楼被围困两天两夜,双方僵持不下。这个情况恰好被第三天来我家看望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看到,那个朋友立即回去,通知了我父亲的众多农民朋友,那些朋友们组成一个救援队伍,拿着扁担锄头等农具,浩浩荡荡地冲过来,驱走了这些造反派,把父亲和这些“臭老保”救出来,护送到我父亲在东钱湖山岙的一个朋友家里保护起来。如果没有好人缘的基础,凭父亲敢于如此对抗造反派的这一做法,肯定成了造反派的棍下鬼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传奇,但是却真实地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其次是,我父亲十分的精明能干。这种素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什么工作都拿得起做得好,而且是样样比人做得好,不得不让人折服。他的眼光很独特还很毒辣,看什么问题都能看到根本。初次跟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一点怕他,怕他的眼光尖锐,怕他的言辞犀利。尤其是父亲有杰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天生有群众领袖素质。这个素质体现在他的言谈中,他的口才一流,有演说家的天赋。很小的一件事,从他的嘴里讲出来是那么的有趣、生动。他的老同事都知道,常常是父亲只在火柴盒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作两个小时的报告,而且绘声绘色。那些群众熟悉的方言土语,一到他嘴里,特别生动,真正地化腐朽为神奇。生活中有些人能干而不善谈,有些人善言而不能干,而我的父亲是既能干又善谈,这一点,着实令我骄傲。
六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十分好学。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一生都对自己有要求。退休后,他每天都大量地读书、看报,还做学习笔记,关心天下。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正因为此,他的精神状态一直非常好,思路清晰,思维敏捷。父亲的记忆力超群,几十年前的往事,现在说出来,就像昨天才发生的那样,时间、地点、当事人、事情经过,一点都不会记错。前些年,他的一个老领导要写回忆录,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记不清楚了,专门把父亲请到他家,请我父亲帮助他回忆回忆,父亲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后来对照史料一查,没有一点误差。
而最让我敬重的还是父亲的心胸豁达。父亲这辈子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他从来没有对生活失去过信心。他为人真诚,乐于助人,坚持正义,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保护别人,具备了一个男人的完美品质。记得“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时,当年那些要斗他打他的造反派,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请求他的宽恕。我父亲一点不记他们的仇,还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面临的困难。他重感情、讲义气、有担当,坚持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因此他的群众威信高。大家有事都会找他,请他帮忙,求他出头,他总能仗义执言,为大家争取正当利益。
父亲关心时事政治,关心社会发展,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抨击社会丑恶,依然肝火旺盛。尤其是父亲对人对事始终保持自己的看法,不唯上,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当然,毋庸讳言,父亲身上也有缺点。他的同事都认为他比较主观,甚至是有一点霸道的。工作上,他自己拿定的主意,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也就是说,他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喜欢我行我素,这个缺点贯穿了他的一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听到他的老同事还是老朋友评论他,总是在褒扬他的同时,最后会提一下,他什么都好,就是太主观了。而且父亲还是一个话题控。如果跟他在一起聊天,那你基本上只有听他滔滔不绝的份,旁人很难插上话。而在我的眼里,父亲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急性子。从正面看,可以说他的执行能力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现在能做的,不会说等一等再做;今天能够做的,绝不会拖到明天做。这往往会让他的同事疲于奔命。而且父亲肝火旺盛,脾气火爆。从小到大,我经常看到他发起火来呈雷霆万钧之势。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惹他发怒了,一个巴掌甩过来,我从屋内直接就跌到了屋外。以至于当我写这段文字时,右手会不由自主地去摸自己的右脸,那个巴掌的痛楚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七
父亲也抽烟,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握拳,右手抱着左手,食指勾着香烟,烟雾在他的眉前轻绕,他微闭着眼睛,双眉轻聚,作沉思状,在我的眼中,这个时候的父亲,最帅了。
父亲的形象也很酷,年轻时浓眉大眼,血气方刚,声如洪钟,特别有型。岁月不饶人,父亲老了,80多岁了,满头银丝,牙齿开始脱落。但他的身体尚好,腰板仍然笔挺,两眼依旧炯炯有神,思路仍然相当清晰,一点没有老人常有的那种“背”态。只是他现在显得孤独,他的那些老朋友纷纷凋零。他不打麻将不玩扑克,周边的那些老人大多与他说不上话。所以我每周五中午去看他,陪他喝一点酒,做他的听众,听他说两个小时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尽孝。
今天中午,我又去看望父亲了。下午我要告别出来的时候,他让我买好明天去杭州的火车票,说要去杭州看望近九十岁的老领导(一位三五支队老领导)。我知道,他的老领导想他了,而他也又要与老领导一起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了。
2008.11.29
说起阿三的变化,村里人一致的评价是,阿三娶到了一个好老婆。这真的是又印证了那一句名言:女人是男人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