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我们不免浩叹：历朝历代皇帝都知道如何做才对，甚至口中嘉言无数，结果做得连武宗也不如，不是亡国破家，就是民怨沸腾。何以如此？治史的人常从外部环境和内在体制入手全面分析，譬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谈到李自成进京后的种种享乐行为，从顺军身上寻找了一些深刻原因。但我们对一个又一个王朝从兴起、荣盛转而衰败的过程仍然抱有兴趣，因为很多道理从古代一直讲到今天，不仅仅我们耳熟能详，古人，或不太古的人们，比我们知道的并不少。明武宗朱厚照说：“朕恭承天命，嗣守祖宗成业，夙夜孜孜，勉图治理，乃者乾清宫灾，朕心惊惶，莫知攸措！”其实，这位皇帝自上任以后只知玩乐，乾清宫一场火灾别人焦心得不得了，他却毫不在乎，看着冲天的火光对左右说：“是好一棚大烟火也！”这是庚辰日的事，到了壬午日又“上服浅淡色服，御奉天门视朝”，降诏自责，说自己勤勉理国，不意发生事故云云。（据《明史考证》）此足可见，朱厚照胡折腾，原因并不是他不懂为君之道，而在于他所处的内外环境可以使嘉言美行相互分离。
好在明武宗这样的皇帝没人把他视为仁君，不管说什么光彩照人的话，最终也不会换得生前身后名。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聪慧的朱厚照君不像君，帝不像帝？古代的明君、仁君也处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环境中，譬如李世民，听到的颂扬声比明武宗多吧？戎马生涯多年，性格暴烈程度比明武宗大吧？他却建立了丰功伟绩，原因何在？
专制制度之下的好皇帝多有一个十分了得的功夫──自我束缚。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在那个时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自束谁也没法。李世民对提意见的魏徵曾咬牙切齿，要杀掉他，但最终老魏活得挺不错，主要还是李世民能够反省、自束。提到这点，有人以为这是长孙皇后的劝慰之功。其实，那只是表面的原因。如果李世民本人觉得老魏碍手碍脚，非置他于死地不可，长孙皇后就是言辞再恳切，能起什么作用？千万不要把坏事往女人身上推，也不要把好事往女人身上推，那样会模糊真正的关键处，空留话柄于后人。相反，武宗能不上朝便不上朝，能与大臣疏远便疏远，围在左右的就是刘瑾等几个太监。太监，不过是仆人，主子是皇帝。武宗手下的太监有那么大的权力，还不是武宗给的？据说刘瑾奏事总是选择武宗玩兴正浓的时候，武宗嫌麻烦，就什么事都让他处理。有武宗的放弃职责在先，才有刘瑾专权于后，至于武宗何以能如此，不自束是重要的因素，为什么不自我监督？因为他是皇帝，放任自流任何人也没法子。大臣弹劾这弹劾那都成，你总不敢弹劾皇帝吧？你要敢想到这一层，真活得不耐烦了！
君主成为好君主，自我约束是很重要的一点。尤其在专制的时代，整个国家是他私人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约束他，他想做什么便能做什么。这种自我约束是绝对的靠自我控制，完全靠自觉，与现代讲的约束略微不同。现代有外界的监督力量，哪怕那种力量很弱，它也会迫使一个人约束自己，否则人们就可以舍弃他。而在专制时代只有皇帝舍弃臣民，人们却无法选择皇帝，龙椅上的帝王是好是坏，只有听天由命了。因此可以说，新时代的外界力量若与古代的自束结合起来，作用会更大，好官会更多。自我约束是产生好官的内在条件，外界监督则是产生好官的外在条件。自律的前提和结果是“成为好官”；他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圣贤，都需要监督，结果是“没有坏官”。
可惜，有些人只看一个人的嘉言美语，根本不想绕到这些饰物的身后一看究竟，结果真实的行为让花里胡哨的话语遮盖了，到最后，好做法都归帝王自己，一切乱七八糟的事都赖女人和臣子，夏朝商朝都坏在女人手里，宋高宗杀岳飞是秦桧搞的鬼，晚清与外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李鸿章无骨头做卖国贼。坐在皇椅上遥控臣子行为的皇帝们则非但不受唾骂，反而受人赞美。于是一代又一代帝王，说着同样的大话空话，臣民们也使用着大同小异的谄媚词。明武宗把明朝搞得那样乌烟瘴气，赞颂他的人也不少，说到了他的时代经济才发展了，云云。有一点倒是真的：明武宗不太爱讲套话。
必然产生杨广
提到隋炀帝杨广的时候，人们往往不能忘记他取得太子地位所用的手段。他本来不是隋文帝的太子，太子是其兄长杨勇。这个杨勇生活奢侈，喜好声色，他的老子渐渐对他失去了好感。趁此时机，杨广就揣摩父亲隋文帝的心理，投其所好。隋文帝喜欢俭朴、宽仁，杨广就在生活上提倡节俭，不好声色，故意在王府中安排了几个又老又丑的妇人，穿着粗布衣服，左右侍候。他又故意将乐器的弦弄断，使乐器上布满了灰尘，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一切当然都被老皇帝看在眼里，心里喜滋滋的，感到这个儿子不赖。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正逢大雨。侍卫给他送来雨衣，他却说：“兵士们都在大雨中淋着，我一人岂能穿上独自避雨呢？”文帝听说这件事以后，更加喜爱杨广。杨广又在文帝面前中伤杨勇，诬陷杨勇在文帝生病期间，竟然盼望父皇快死。文帝听后肺都气炸了，不仅逮捕了杨勇，公元600年还把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于是，有研究者说，杨广其实是篡了太子位。后来杨广弑父杀兄，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以说，杨广的人生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至今仍能感受到这位皇帝留存于世的一切。最为人们注意的是，做了皇帝以后，杨广一改原来朴素简约的作风，不仅奢靡侈费，崇尚浮华，而且特别贪恋声色。
其实历史上的皇帝，手上沾了别人血的，决不仅仅一个杨广。就一个王朝的第一代皇帝而言，刀尖上的血多是异姓的，等到第二代，为那把宝座，兄弟之间不仅明争暗斗，用足计谋，而且动过心眼之后动刀枪，谁厉害谁就成为皇帝。杨广之前秦二世已经为皇位杀了亲兄亲弟，之后的李世民也是手足相残才履践帝位的。在封建的专制社会，杨广的举动虽为君子所不齿，却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龙椅就一把，老皇帝的儿子却有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竞争厉害得很，肯定会有人使绊子、做手脚。趋利避害，人之常情。古时许由逃名，人品高洁只是因素之一，从社会原因讲，那时人君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与惬意、舒适相隔太远，没有后来封建君主大权得握、高高在上的感觉。古书讲，大禹新婚三四天，便出发治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记述是“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确切数字我们且不去管他，总之很艰苦。禹是治水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与下民一起同洪水搏斗，操劳到形容憔悴，大腿上没剩下多少肉，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禹的这种圣君形象，虽然为后世所赞扬，不少封建君主也以他为榜样，但多是局限于口头上，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相当少。因此，历史上的圣君贤主为数极少，不过尧、舜、禹、唐太宗几个人，昏庸残暴的帝王倒不少。无他，制度使帝王变得如此。历史上除去那些回天乏力的乱世君主，哪个不想做有道明君？就是那些出了名的明君，我们把他们的前期所作所为与后期的举动加以比较，往往也能发现其中的“恶”掺杂着暴君的成分。所有这一切都是制度使然。
古代的制度，君主只能出自一家，唐朝姓李，宋朝姓赵，明朝姓朱。异姓如果觊觎皇位属于大逆不道，所以不管武则天多么本领超群，最后还是还政于李家，去世后乖乖的与高宗李治同葬乾陵。那时皇帝真正“视国如家”，或者说“视家如国”，他们怎样折腾这个国家，自己成为怎样的帝王，全凭他们自己的爱好，别人奈何不得。老百姓见他们治理国家还像那么一回事的时候，就山呼万岁；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即使如此，改朝的前期也相当不太平，从上到下都在旧王朝生活惯了，便想方设法恢复过去的一切。比如清朝初建的时候，以身殉明的人不仅有大臣还有普通百姓；清朝灭亡后，所谓的“遗老遗少”中又何尝只是身居高位的人？什么叫“环境”“氛围”？这就是！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出几个杨广，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历史上，比杨广还不如的君主不是也有吗？杨广的作为，并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也不能仅仅归咎于他的道德品质。专制制度与暴虐是连在一起的，前者为根本，后者是枝叶，专制制度不改变，不仅会有杨广，还会有张广、王广、某某广。以后清朝虽然秘密立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预立太子容易激化诸皇子之间，甚至太子与父皇之间的矛盾之类的问题，缓解了废除宰相制后皇权独揽的困境，但宫闱内幕仍然不断，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朱元璋慨叹过的事
据说，朱元璋杀了很多贪官后，看见仍然不断有人扑进贪污的染缸之中，慨然叹息：“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朱元璋觉得杀了很多贪官污吏，反腐的力度挺大的，为什么贪官还敢前赴后继呢？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几百年后，我们面对朱皇帝的慨叹，不能不说，那声叹息除了表达皇帝本人想彻底剪除贪官的良好愿望外，那种无可奈何的情愫没有什么意义。说没有意义，不是否定朱元璋反腐措施所起的积极作用。从历朝历代出现的清官数量来看，明朝官吏中，清廉的人要比其他王朝多。《明史》“循吏传”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的数量要比中后期清官多得多。这种官吏清浊结构，和朱元璋重视吏治分不开。然而，朱元璋的反腐败措施不适于人性和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那种种措施随意性极强，人亡政息，注定长久不了。
苦大仇深的平民皇帝朱元璋，与那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世袭帝王不同，他从小就深刻感受到物质匮乏对人的戕害，对贪官污吏吸食民脂民膏的各种招数相当熟悉，对官员腐败可以造成怎样的恶果，看得也极其清楚。他说：“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贫民色彩浓厚的个人经历和独到的眼光，使朱元璋成为封建帝王中反腐败最坚定的一位，坚定到对贪官的刑惩可以用“残酷”来形容。他为了留给子孙一个强大、清明的皇朝，在反腐中制定了各个方面的措施，惜乎除了给后人留下了很有意味的经验和教训，朱家王朝还是灭亡了。有人提到朱皇帝反腐败时，特别乐意说，朱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不可能成功。这也算是一种意见吧。不过这种观点让人越看越糊涂，因为反腐不是为了维护统治的范例，在地球上是找不出来的。
出身寒微的朱元璋，为了社会稳定使用了各种反腐措施，绝不是只一个“杀”字所能概括。素常我们多见明政府对官吏贪污受贿的严刑处罚。如朱元璋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明政府还规定：“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等等。其实，刑惩只是其一。统括而言，制定刑律，思想工作，奖罚分明，大义灭亲，以身作则，发动群众，但凡能想出来的招数朱皇帝都想出来了。屈指数来，这样用心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他还先后颁布《祖训录》、《资世通训》、《臣诫录》、《省躬录》、《至戒录》、《御制大诰》四编、《武士训诫录》、《武臣保身敕》、《昭鉴录》、《醒贪简要录》、《永鉴录》、《稽制录》、《世臣总录》、《皇明祖训条章》等敕令文告和申诫公侯铁榜、府州县条例八事、到任须知三十一条等条规章程，对诸王和各级官吏所应遵守的事项加以详细的说明，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据《朱元璋研究》）后世有人将其视为暴君，可能与他杀人太多有关吧。不过公平来说，使用重典，与他的处世感悟大有关系。他曾慨叹说：“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犯同罪者；今晚方罚此处过犯，次晨彼处又有犯者。前尸尚且未移，而后继者又接踵而至。罚之愈重，犯者愈众。朕昼夜无暇休息，局面已然无望，若轻罚之，此类人依旧作奸犯科。如此非公，门中人如何得致太平？如此局面甚为艰难！若处罚此类人等，朕会被视为暴君；若朕宽待于彼，则法失其效，纲纪荡然，而百姓视朕为无能之主矣。”（伊佩霞《中华文明史资料》）开始他也不那样残酷地杀人，可能现实与他期望的反差太大，后来就寄希望于重典了。有明一代社会有股戾气，不能说与朱皇帝没有关系。
朱元璋处理贪污案是从重从快的，决不拖泥带水。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承毋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为勾补逃军，接受逃军钱钞而逼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员尽行典刑”。福建右布政使经常下乡扰民，被“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朱元璋还曾一点也不打官腔，非常实在地对新上任的官员说：“国家俸禄如井泉之水，常流不止，汲而不竭。那些贪官污吏见利忘义，欺人欺天，贪图赃利，都不能保有长流之俸禄，虽然积钱满屋，然而一旦事发，皆非己有，且遭诛灭之祸。你们应该以此为鉴，克己奉公，则永远能移保有官位、俸禄和性命。”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除了这些，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杜绝腐败。他在临终遗诏中说：朕受天命做了三十一年皇帝，心中总是忧虑戒惧，每天勤政而不敢懈怠，力求给百姓带来好处。无奈朕出身贫寒低微，没有古人的深远智慧，在好善憎恶方面差远了。他过谦了。实际而论，那些贪赃枉法的人，读的圣贤书可能比谁也不少，但在钱和权面前，却什么也不顾了。因此说，朱家王朝有前赴后继的贪污分子不算奇事，原因也不是朱元璋自认的“没有古人的深远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