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溥终于成为有影响的文学家，写出了《五人墓碑记》等名作，并编辑了《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有价值的书籍。
当然，我们今天介绍张溥的“七录”法，并不是要青少年朋友机械地去学习、模仿。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知识不断更新，信息不断膨胀，单凭“七录”能“录”得了多少呢？但是，我们从张溥的“七录”法中却能够得到一点启示：天资差，不足畏，天道酬勤；堡垒坚，亦不足畏，专而攻之，必能攻而破之。
顾炎武——万里行路法
清初，在鲁、冀、辽、晋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一个行为有些奇怪的人。他五十出头的光景，衣着简朴，带着两匹马和一头骡子。自己骑在一匹马上，另一匹马和骡子则驮着沉重的大筐，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全是书。
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着，这个人坐在马背上半闭着眼睛，咿咿呀呀地背诵起来了。背着背着，忽然有一处“卡壳”了，他便立即勒住缰绳，翻身下马，拿出书本将背不出的地方反复温习几遍。直到书背熟了，再继续策马赶路。
每行至一处关隘要塞，他便去找几位老兵或退伍的小卒，仔细询问有关地理、历史等情况。如老兵们说的有些与书上记载的不相符，他便亲自到实地考察，一处一处地核对清楚，然后写下笔记。途中若是遇到好书和珍贵文物，他就买下来；若别人不卖，他就全文抄录或是借来读完了再走。
这位游学先生姓顾，名炎武，是明末清初着名的爱国志士，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
他曾在文章中写道：“自少至老，手不舍书。出门，则以一骡两马，捆书自随，过边塞亭障，呼老兵谐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证，必无所疑而后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这里描述的就是他自己游学读书的情形。
顾炎武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法，有许多好处：（1）通过实地考察，能够纠正书本上不少错误的记载；（2）能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3）能够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四、能够发现许多原来不曾读过的新书、好书。
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顾炎武五十多岁以后开始的这次大规模的游学活动，到达了山东、山西、河北、辽宁、陕西、甘肃等地，察看名关要塞，游历名胜古迹，跋涉名山大川，往来行程两三万里，所读新书又达一万余卷。
由于顾炎武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都非常渊博，所以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历史、军事和治国之道等都有深刻的研究，一生着书几十部，卷帙浩繁，在我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郑板桥——精当法
清代着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艺术上造诣高深，他的画、诗、书被人誉为“三绝”。郑板桥在读书方面也颇有见地。他说：“读书要求精求当，当则粗皆精，不当则精皆粗。”他还说：“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矣，徒多徒烂耳。”
郑板桥的“精当”之说，就是要求读书要注意选择，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抓到什么就读什么，随便瞎读一气。不加选择地读书，不仅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于学业无补，而且还可能受一些坏书的腐蚀，于身心有害。
选择书籍要求“当”，这“当”的标准要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来定。我们现在的“当”与郑板桥那个时代的“当”肯定不同，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当”也大有迥异。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要从两个方面来选择适当的书：一是要考虑思想内容是否健康，对品德修养、陶冶情操有无益处；二是要考虑对自己的科学文化学习有没有帮助。
郑板桥一旦选定了他认为“当”的书，就潜心精读。他读书是很勤奋的，“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筯，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郑板桥还写过一首读书诗：“读书破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这里所说的“适主”，是指自己的主张、主意，也就是说读书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做书本的奴隶。如果没有这一条，即使选到了再适当的书，再刻苦地精读，也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
梅文鼎——四不怕法
许多人都说，我国是文明古国，也是历史上的科技强国，四大发明就是很有力的证明，只是到了明清以后就衰败了，科学技术落后了。
落后是事实，但就是在落后的年代，也还有争气的科学家出现。清代的着名数学家梅文鼎就是一位。梅文鼎出生在安徽省宣城县，自幼跟父亲和老师学习天文和数学，后来成了17世纪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数学家之一，与英国的牛顿、日本的关孝和齐名。梅文鼎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
有人总结过他的读书方法，认为他读书有四个特点，现转引如下：
一是不怕难。遇到难懂的地方，他从不绕开，越难越去钻研。他常常为了弄懂一个难点，忘了吃和睡。
二是不怕烦。他所读的数学书，大都是流传很久的、残破不全的本子，读起来往往前文不接后语，很麻烦。梅文鼎总是耐心地设法抄写，凑成完整的本子。有时这本书与那本书文字有不同，即使只是一字之差，他也总要把它考订得清清楚楚。
三是不怕苦。他读书很勤奋，有一个叫刘辉祖的人曾经和梅文鼎住在一起，他对梅文鼎的学习情况最了解，他说：“每天夜里鼓楼上已经打四更了，梅文鼎还在灯下读书。天刚蒙蒙亮，他又起床读书了。”
四是不怕丢面子。梅文鼎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就记在本子上。出门时，他就带上这个本子，只要遇到懂数学的人，就虚心请教，哪怕是年轻的学生，他也不耻下问。
梅文鼎的“四不怕”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叶奕绳——约取实得法
“约取”而“实得”的读书方法，这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叶奕绳的一个小小的创造。
清代人张尔岐在《蒿庵闲话》中是这样记载的：叶奕绳生性迟钝，记忆力极差，读起书来往往如过眼烟云，前读后忘。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天资较差而沉沦，而是奋发苦读，并想出了个“笨鸟先飞”的土办法。
每读一本书，凡是自己喜欢的篇章、段落或是格言、警句，就用纸把它抄录下来，认真诵读十余遍，然后一张一张地贴在墙上，每日多则抄上十余段，少则六七段。每当做事累了，需要休息片刻的时候，他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走边读墙上的那些纸片，每天要读三五次，直至读得滚瓜烂熟，一字不遗为止。等到四壁都贴满了，就将过去所贴的取下，收藏起来，再把当日新抄的贴上去，填补空白。就这样，随取随补，从不间断，一年下来，起码可以积累三千多段精彩的文字。数年之后，肚子里的“墨水”就很可观了。由于有了丰富的积累，写起文章来便“下笔如有神”。后来，叶奕绳竟成了一名学识渊博、文采横溢、擅长戏曲的着名文学家。
他在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
意思是读起书来，与其浮光掠影，一无所获，还不如像我这样每天记一点，看起来似乎取之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到时候实际收获却不少哩！
张尔岐对叶奕绳的“约取实得”读书法推崇备至，并且联系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他说，我年轻时虽然听说过叶奕绳的这种读书方法，却没有照着做，待到年迈力衰，再回忆过去所读的东西，已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以致下笔做文时感到很窘迫，真是后悔莫及。他还说，我之所以将叶奕绳的“约取实得”法记入《蒿庵闲话》，目的就是为了使“此法不没人间”，使它一直流传下去，让后世那些“少年有志者”得以借鉴。
梁启超——注意法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的大学问家，写过《读书法》、《治国学杂话》等文章，专门论述读书方法和治学方法的问题。
他说：“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了。最初的方法，顶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遍，专提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原始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
梁启超所提倡的“注意”读书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书报读了不少，可是闭起眼睛一想，脑子里竟然“空空如也”，收获不大，有时甚至是一无所获。读书的时间用去了，精力也耗费了，却没有什么收益，这实在是不合算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细细分析一下，原来是读书时脑子里缺少一根“弦”儿。也就是说脑子里没有带什么问题，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书读完了就如同过眼烟云，留不下什么印象。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注意”二字。读书时，你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会自然地跳跃出来，映入你的眼帘，钻进你的脑子里。
梁启超告诉我们，读书时围绕着一个题目，与此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隔一段时间，再换一个题目，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方面来。这样读书就像在海滩上拾贝一样，每次都能拾到几枚自己需要的、漂亮的贝壳。
徐特立——精读法
着名教育家徐特立曾经这样教导青年人：读书要“贵在精”。他还说：“学习的经验是学得少，懂得多，做得好。”这是徐老读书的经验之谈。
“贵在精”，就是说读书时不要光着眼于数量，而要高质量地精读。要抓住书中的精华，也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核心和实质。
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学者也都是很讲究精读的。老子就曾说过“少则得，多则惑”的话，宋代的赵普则更堪称“精读”的典范。此人本来学识较浅，当了宋太祖的宰相之后，才开始用功读书。他手不释卷，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大有成效，他处理政务能力不断提高。太祖死后，赵普又成了宋太宗的宰相。有一次，他对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赵普死后，家人打开他的书箱，果然发现只有一部《论语》。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便流传至今。
赵普一生是不是仅仅只读了一本只有一万一千余字的《论语》，不得而知，但他的确精读了《论语》这是可以肯定的。精读一部《论语》便可辅佐先帝“定天下”，辅佐后主“致太平”，这话未免过于夸张，但是就读书方法而论，赵普的方法与徐特立“学得少，懂得多，做得好”的方法是一致的。
董必武——阅兵法
1952年年底，67岁高龄的董必武先生做了一项决定：阅读俄文原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要读俄文着作，就必须重新开始学习俄语。董老担任着国家的重要职务，工作极为繁忙，况且年纪又大，记忆力也差了，学习外语该有多困难啊！
董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将俄文生词，每五个写在一张卡片上，并风趣地称作一个小队，每十个词称作一个中队，每二十个词称作一个大队，又把每个大队称作一个联队。生词写在卡片正面，中文解释写在背面。随后，像掌握自己的部下那样，先认第一小队，再认第二小队，接着将两个小队合起来认，作为中队检阅；记熟了之后，再认第三、四小队，然后将三、四小队合并作中队检阅，以后再将两个中队合并作大队检阅。用这种“阅兵”法记单词，效果很好。
由于年老记忆力差，一个生词往往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记住，可是一会儿又忘了，董老就反复地认、记、背。有时因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可他仍然坚持读生词标重点，即使在病床上也不间断学习。
十几年后，董老保存下来的外语卡片，上面抄录了一万零五百多个单词，甚至连剧目单、会议签到卡上面也写下了外语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董老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达到了能阅读一般俄文文章的水平。俄文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董老读了四遍，抄录了四套生字卡片，共一百零五张，记录单词二千九百二十八个。至于举行了多少次“阅兵”式，那就无法统计了。
谢觉哉——晨思夜读法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是一位学识广博的学者，他对年轻人的读书学习问题十分关心。
一次，他问一位青年同志读书的计划以及准备研究点什么，青年说没有什么计划，常常是东抓一本看看，西抓一本看看。觉得要读的东西很多，自己又处理不好，每天忙忙碌碌，琐琐碎碎，很有些杂乱无章，正为此苦恼呢！
谢觉哉沉吟片刻，说：“你可以试试，晨思夜读，重新学习。”并随手拿起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晨思夜读，重新学习”几个字。接着他又解释说：
“为什么要晨思呢？因为晨是一天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不要急于做，而在于计，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计就是思。孟子说过一句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之。思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人所思的内容和方法同孟子时代自然不同，但是‘多思’这一点，则是自古以来有成就的人都是重视的。你可以结合工作的特点去思，你觉得自己常常是杂乱无章，那就思如何才能使杂乱无章变为杂乱有章，使工作效率高一些，一天抵两天用，思的目的在于多得。”
“夜读，是根据你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白天忙于工作，没有完整的时间读，就利用晚上，每天晚上抽它一、两个小时攻读一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坚持下去，不就有个完整的时间了吗？时间对一个人来说是少的，也是多的，会挤时间，会利用时间的人，可以把少变成多，对他来说，时间就是多的。
相反，给你再多时间，你不去利用，就是少的。思是必要的，但只靠思还不成。
‘思而不学则殆’，危险。‘学而不思则罔’，同样也是无用的。思要读，读促思，读得多，思则广，思越广，读得多就更好。晨思夜读是相辅相成的。”
鲁迅——多翻法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工作之余的空隙时间，见缝插针，阅读书报。除开一些重要的外国书和社会科学书是详细阅读之外，普通杂志一般是选几篇或一部分看看，有的刊物拿过来随手翻翻，有的看看目录就算了。对于报纸，也总要花十来分钟过目一下。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
鲁迅认为这种办法很有益处。他说，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腐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道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够一家人吃了；看一本旧历书，上面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还有这么多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