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观大略法
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那是一位智者的化身。
不过，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文学形象，而且有些地方还将他神化了。陈寿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一起读书，但读书的风格和方法却各有千秋。徐、石、孟三人“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观大略”。
“务于精熟”，就是认真精读，力求理解透彻，并烂熟于心。“独观大略”，就是说诸葛亮的读书方法与其他三人不同，独树一帜；他是从总体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书本的精神实质，而不被枝蔓问题所纠缠。看得出来，诸葛亮无论是打仗还是读书，都胜人一筹。
怎样具体学习、运用诸葛亮的“观大略”读书法呢？
中年学者王通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掌握观大略读书法，“要紧的有五条：（1）要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善于概括提炼。（2）既要钻进书中，又能站在书上，独立思考。（3）经常注意最先进的知识，站在本学科知识的前沿。（4）弄通最基本的概念、定理、原理，尤其是其中的关键者。（5）精通唯物辩证法”。
陶渊明——不求甚解法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文中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这其实是陶老先生托“五柳先生”以自道，描绘自己的读书生活，阐发自己对读书的见解。
对于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历来褒贬不一。不肯苟同者认为陶渊明是提倡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作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然也有赞同陶渊明的方法的，比如：元代人李治就说过：“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妄言，不若老腐儒为章句细碎耳。”李治的意思是，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观，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不像某些迂腐的书呆子那样死抠章句而毫无出息。
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法到底可不可取？不必匆忙下结论。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陶渊明的读书背景，分析一下他的话的原意，问题就会清楚得多了。
陶渊明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读书的情景时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见他自幼就攻读儒家经典，他所说的好读书，自然是指读经史典籍。读经史书，必须读注，而汉代有的经学家所作的注释，连篇累牍，空虚烦琐，离题万里。如当时有一个小夏侯学派的人，光解释“尧典”两个字，就写了十余万字。这是一种很坏的学风，那些寻章摘句、牵强附会的学究式解释，对读书能有什么益处呢？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会干扰对书的原意的领会、理解。所以，陶渊明提出“不求甚解”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没有价值的注释，而应注意读原着，领会原作的基本内容。
由此看来，如果将一顶“提倡粗枝大叶”的帽子扣在陶老先生头上，就错了。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虽然是有所专指的，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想想看，倘若不论读什么书都去“求甚解”，那你一辈子能读几本书呢？对有的书就可以“不求甚解”，翻翻便过去了；有的书，可暂时“不求甚解”，等到需要“求甚解”的时候，再“求甚解”。
杨大眼——耳读法
耳读法，用耳朵能读书？除非是某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一般正常的人，怎么能用耳朵读书呢？
能！我国古代就有一位。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员大将叫杨大眼，此人是一位常胜将军，很有威望。《北史》卷三十七中记载了有关他读书的事迹：“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面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
你看，杨大眼虽识不了多少字，靠坐在那里听别人读书，居然收获不小，不仅记住了许多知识，还能口授布告文字。可见杨大眼的读书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这种读书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故称之为“耳读”法。
耳读法虽然产生于古代，但现今仍有实用价值。已故着名学者邓拓就很推崇杨大眼的耳读法。他说，耳读法很适用于年老而不能看书的人，也很适用于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这些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他们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
其实，耳读法不仅仅适用于老年人和政治家，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
比如，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小说播讲、知识讲座，等等，就等于是用耳朵读书。走路时可以听，坐在公共汽车里也可以听，甚至是在干某些体力活时，也可边干边听，既省时又方便，真可谓一举两得。
录音机是比收音机更现代化的学习工具，我们可以把有关学习内容（如外语等）录进磁带里，随时听、反复听。
现代人读书，用耳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耳读法”还真称得上是一种现代化的读书方法哩！
韩愈——提要钩玄法
唐代大学问家韩愈在谈到读书问题时，曾说过一句名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后人将他的话概括为“提要钩玄”读书法。
按照韩愈的这个方法，读书首先要将书分门别类，然后按其性质类型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读书法。对于那些记事性质的历史书籍，阅读时必须提出纲要，也就是提纲挚领地将书中的主要内容抽出来；对于那些理论方面的书籍，阅读时则要注意探取其深奥的观点，也就是抓住它的精髓部分。
读书若能做到提要钩玄，效果必定会好。因为“提其要”，能使自己对书中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一目了然，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清清楚楚，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钩其玄”，便于把握重点，吃透精神实质，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增长知识，提高水平，将书中的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
有的同学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读过一本书后觉得模模糊糊一大片，说不清道不明的，收效当然也就微乎其微了。这就是读书时没有“提要钩玄”的缘故。如能一边读书，一边注意提出其“要”、钩出其“玄”，那么你就基本掌握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苏东坡——八面受敌法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是很着名的一种读书方法。“八面受敌”法是怎样提出来的，又作何理解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名叫王庠的人在应制举时，向苏东坡请教读书方法。苏东坡就给他写了封回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内容丰富的书籍就像大海一样，百宝俱全，应有尽有，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只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部分。所以，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每次读书，只须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比如，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和明君贤臣的地位、作用，那你就可以只集中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再想别的什么问题了。又如，另一次读书，你想考虑史实古迹和经典文物，仍用同样的方法办理。
其他方面以此类推。用这种“八面受敌”法读书，看起来似乎迂钝了一些，但到了学成之日，是那些涉猎者们所无法攀比的。
后人对苏东坡的这种读书法，多持赞成态度。如清末学者李慈铭就称赞道：
“诚读书之良法也。”
说到底，“八面受敌”法是分析法和综合法在读书方法上的巧妙运用。
苏东坡在谈到他读《汉书》的经验时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是苏东坡运用“八面受敌”法读书的一个具体范例。他读《汉书》要读许多遍。将《汉书》分为治道、人物、地理等几个方面，每读一遍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结果他对书中的每一方面的问题，都了解得非常透彻。这个例子证明：用“八面受敌”法读书，所取得的效果是显着的。
陆游——有的放矢法
“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杰出诗人陆游读书生活的自我写照。他终生酷爱读书，以书为伴，与书为伍。不过，他读书虽多，却多而不杂，多而不乱。他读书都是有的放矢的。
首先，他注意有系统地读书。用现代话来说，也就是根据自己建立知识结构的需要，从整体考虑，有计划地读一大批书。他从小立下大志，常用祖父陆佃“映月读书”的精神勉励自己，决心要有系统地读万卷书。少年时，他攻读了大量古人的诗作；青年时，他从“上世遗文”至“先秦古书”都读了个遍，尔后，又读完了《六经》、《左传》、《离骚》等历史重要名着。
其次，他注意结合研究专题读书。比如说，为了研究杜甫，他就选择了有关杜甫的书籍若干本，潜心攻读，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老学庵笔记》等着作，写下了有关杜甫研究的独到见解。
再次，他注意将读书与使用联系起来。他为了实现自己抗击外敌入侵，报效祖国的宏愿，一边习武，一边苦读兵书，准备来日疆场决战时派用场。他读《孙子兵法》一书时还写了一首题为《夜读兵法》的诗：
“孤灯秋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
朱熹——循序渐进法
“或问读书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渐进’”。这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读书之要》中提出的基本读书方法。何谓循序渐进？朱熹作了详尽的解释：以两本书而言，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本书而言，则“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他还要求：“未及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妄乎彼。”
为什么要循序渐进呢？朱熹以生动的比喻说，“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
朱熹的这个主张说明，读书要选定一个目标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书读起，读通一本然后再读另一本，读通一节然后再读另一节；而不能不分主次先后，杂乱无章地乱读一气。只要做到“循序而渐进”地读书，就会收到“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的效果。
陈善——出入法
南宋人陈善着有一部《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了，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其精神实质就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他的这种出入法，是比较全面的，既要求人们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求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
处于封建时代的陈善能够针对时弊，提出如此有独创性的见解，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陆九渊——涵泳法
“读书且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这首诗选自《陆象山语录》，陆象山即陆九渊，是一位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对读书问题见解颇多，以上这首诗就表明了他的一种读书方法。关于自己的读书方法，他还说过：“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
陆九渊的意思是说，读书不要性急，火急火燎地死抠住一处不放，僵在那里，越急于弄懂，可能越不容易弄懂。读书要平平缓缓地细心涵泳，读不懂的地方，不妨暂时先放过去，等到上下文都读过之后，或是日后重新阅读时，慢慢地就会领悟了。
读书平心静气，慢慢地涵泳、品味，每当有一点新的体会时，必然会感到兴味无穷，其乐融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读书时情绪越好，也就越有助于理解。
陆九渊的涵泳法也是符合读书规律的，人们认识问题有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先将容易的解决了，剩下的难点慢慢地也就被吃掉了。还有一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当你读书的某一个局部时可能读不懂，而当你将全书看完了，站在全局的高度再来看局部，往往就迎刃而解了。
采用涵泳法读书，不仅能从书中汲取知识的营养，而且还可陶冶自己的性情。
董遇——三余法
常常听见有人说：“谁不想读书呀？就是太忙，没有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节奏加快，时间紧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不过时间这个东西，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时间就好像海绵里的水，只要去挤，总还是有的。看来有没有时间读书，就看自己会不会“挤”了。
我国古代就有许多学人是“挤”时间的能手。比如说，汉代的着名学者董遇就很有一套办法。他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书，哪“三余”呢？他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意思是说，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雨天，不能下地劳作，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抓住这三种空余时间，用来读书，肯定会有收效。
当然，董遇所处的汉代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差别，但他那种善于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的精神，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适用的。
古人有古人的“三余”，今人也可以抓住今人的“三余”嘛！只要指导思想对头了，具体方法是可以灵活多样的。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读书法，也是可以借鉴的。欧阳修的“三上”是指：“马上、枕上、厕上”。他经常利用这“三上”时间看书或是写文章，效果极佳。
其实，今人的“三余”、“三上”法要比古人多得多。比如：开会前的几分钟有人在看书，排队买菜的队伍中有人在看书，候车室里有人在看书，坐在公共汽车上还有人在背诵古诗或外语单词，看来，可利用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远不止“三余”、“四余”，也不止“八余”、“十余”，关键就在于自己肯不肯挤，会不会挤了。
张溥——七录法
明代文学家张溥，年幼时天资不佳，记忆力较差。虽然还算得上勤奋好学，但读过的书，过后便忘了。他很是苦恼，曾经气得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大骂自己是笨蛋。
不过，他并不因为自己天资较差而气馁，仍然刻苦攻读，孜孜以求。并且根据自己“笨”的特点，想出了一个“笨”办法：
每阅读一篇新的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诵。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并不将它保存起来，而是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烧完之后，再重新抄，重新读。这样连续7次，一篇文章就等于读了14遍，不说滚瓜烂熟，但其主要内容总是记住了的。
这样长年累月地读书、抄书是很辛苦的，张溥的手磨起了老茧，一到冬季，冻裂淌血，钻心般的疼痛，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多年如一日地下他的“笨”功夫。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七录斋”，以自勉自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