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什么？有人说是“人化”与“化人”，解说得十分简练精当。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由三个维度构成：儒家文化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文化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宣扬的是“妙道之境”；而佛家文化，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为代表，信奉的则是“慈悲之境”。儒家的“和谐”也就是“中和”，强调的是要消除心与物的对立，达到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使宇宙和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具有和谐之美。这似乎有点玄乎，于是便有人从“和谐”两字的字形分析上得“和谐”之根本，说白了，“和”就是人人有饭吃（每张“口”都有粮食吃，“禾”就是粮食）；“谐”就是人人可说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讲话，“皆言”即都有话语权）。如此深入浅出的解读方式，确实令人佩服。
要让人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并不容易，这就必须遵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古训。之所以说它是“古训”，因为此说最早可见于子夏的《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子夏距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那真是相当古老了。以后，唐朝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在《采诗官》中道及：“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白居易生于772年，卒于846年，那么可见这一古训在一千多年前已相当流行。这里的“风”或“采诗”，说的都是百姓常以歌谣反映心声，而朝廷则以采集民间歌谣来了解民意和社会心向。这就必须奉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准则行事，否则，若按歌谣“言外之意”的猜度来治罪，百姓只能噤若寒蝉，又哪里能使上头听到真正的群众的心里话。
尽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古训，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封建王朝，哪里容得下老百姓来反映民间疾苦、吐冤言，即使对有一定地位的文人或官员，也要大兴文字狱，对可能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必先诛之而后快。在这种气氛里，若出现了一位敢于直谏皇上的官员或听得进意见的皇帝，自然便成了美谈而万古流传。如唐朝的魏徵在历史上便以敢于直谏著称。他先后共向唐太宗陈谏二百余事，常“犯颜直谏”，不因龙颜不悦而放弃劝谏。他劝皇上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又主张全面了解人，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意思是对自己喜欢的人也要看到他的不足之处，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还得看到他好的一面。他对唐太宗的进谏，最有名的便是他在大家歌颂盛世的当口，却上疏了《谏太宗十思疏》，指出了唐太宗在十个方面不能善始善终的问题，督促他及时引起警惕，不可丢掉了贞观初年那种节俭（不轻用民力）、淳朴、谨慎的作风。当然，唐太宗也是封建帝王中少有的开明人物，在接到这封奏章后，经反复研读，深深感到所谏的话词强理直，竟把它写在屏风上，以便早晚都能看到，以警示自己。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与世界对话，只要不违背法理，个个都可以直抒胸臆，宣泄情绪，并且自由参与交流互动。全社会的开明程度自然也因此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冥冥之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古训，真正成了时代的一片亮色。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叫“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是很难的，能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实在很有必要，因此，“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显得更见珍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