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其次要“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这样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对于懒惰苟且的人则是一种压力，而无能的人也会自知退避。
丁谓与沈括朴素的系统思想
丁谓为北宋神宗在位时的主管营造宫室的大臣，生卒年月不详。沈括（1031——1095年），北宋进士，曾任翰林学士等职，我国著名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长兴集》。
在《补笔谈》中，沈括介绍并分析了丁谓修复皇宫的这个脍炙人口的工程管理事例：在神宗大中祥符年间（1006——1015年），一场雷击引起一场火灾，把皇宫中的昭应宫夷为一片瓦砾。朝迁指派丁谓修复皇宫。他发觉那儿需要的泥土必须从宫外远处去运。丁谓把工程筹划为如下三步：首先，命令施工人员在宫外向汴水方向挖一深沟，就地取土烧制砖瓦。其次，引汴水入沟，使该沟变成水路，并通过此水路运送沙石、砖瓦和木材等建筑用料到工地。最后，等到昭应宫修复后，把修完皇宫剩余的碎石旧瓦等废物陆续将沟填平，依旧恢复街道原来的景况。沈括在该书中分析这种精心安排，可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也就使造房中的泥土来源、材料运输以及废物处理等三个问题都在最经济的情况下解决了，从而取得了“省费以亿万计”的经济效益·。
这项工程体现出了丁谓的朴素的系统思想：一是把修复皇宫看成一个整体，各个环节、工序均服从这个整体，使整体效果最优，系统效应是系统论的最重要的观点；二是找出了各环节、各工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有机联系；三是科学地安排了这项工程各工序的时何顺序。这项工程的实践者是丁谓，而总结这一工程经验的是沈括，他们的系统思想比20世纪40年代西方的系统论要早900余年。
沈括的加速货币流通思想
沈括不仅有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对社会经济管理也有系统的论述。其中加速货币流通思想最有价值。神宗在位期间，鉴于钱荒现象日趋严重，神宗向沈括询问“公私钱币皆虚”的原因。沈括列举了八条并提出一些克服的措施。其中第四条，沈括提出用加速货币周转的办法来解决钱币不足的问题。他认为官库贮藏的货币太多，应当让官库存款投入流通，使其发挥应有的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他指出：“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迂之，使人飧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减万缗，使流转于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从沈括这些话中可以看到他已认识加速货币流通的重要意义。货币每增加一次流通，就等于增加一倍的货币流通量。流通次数越多，货币流通量也增加得越多。如果社会上的货币都能尽快地周转流通，那就用不着担心钱币不够用了。沈括这种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必要量之间成反比的思想，要比欧洲的十七世纪的威廉·配第和洛克这类的理论早600年。
岳飞严于治军思想
岳飞（1103——1142年），南宋抗金名将，1130年，率军攻击金军，收复建康（今南京市），1140年又在郾城大败金军，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岳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他精于兵阵，严于治军。《中国一百个军事家》一书概括了他如下六条治军经验：
（一）重嵬选。岳飞素来主张兵贵于精。高宗曾下诏将韩京、吴赐二军拨给岳飞，岳飞将老弱和不习战斗的兵员遣送回家，留下不到千人。他精选的“背嵬军”所向披靡，曾以500名轻骑兵大破金兵12万。
（二）严训练。岳飞注意抓紧战斗间隙练兵。平时将士练习爬坡、跳壕等课目，都穿重甲，一丝不苟。
（三）公赏罚。岳飞制定了一套军规，一切按军法办事，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不嫌疏，罚不避亲。一次，长子岳云训练时不慎马失前蹄，摔了下来，按军规照样打了100军棍。
（四）明号令。岳飞调兵遣将，发号施令，简明扼要，部下易于理解，便于执行。每次出征杀敌，他都慷慨陈词进行动员，激励将士明白民族大义，为国立功。
（五）肃军纪。岳家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他要求部下秋毫无犯，规定凡损坏庄稼、买卖不公平要处死。他们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岳家军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爱戴。
（六）同甘苦。岳飞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平时与士兵同甘苦。士兵露宿野外，他绝不住进帐蓬；将士阵亡，他总是亲自追悼，抚育他们的遗孤；士兵有病，他不时去探望，亲自调理汤药；朝廷赐给他的犒赏，他也总是分给将士们，从不留私产。由于他治军有方，士兵们都忠心耿耿，齐心协力，战场上英勇杀敌，使敌人闻风丧胆。
岳飞一生廉洁正直，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有人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岳飞慨然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便可太平！”
张居正的治国理财方略
张居正（1525——1582年），自幼聪颖过人，4岁读书，9岁通六径大义，11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22岁中进士，神宗在位时，为内阁首辅。他的治国理财思想及实践经验，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1568年，他向穆宗上的《陈六事疏》中，提出了六项刷新治理国家的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一）省议论。张居正掌管国政，最重“敦本务实”。他反对不务实际。只尚空谈的虚浮习气，认为“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因此，他要求各级行政机构“省事尚实”，“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必须“求躬行之实效。”他这种“省事尚实”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也有着现实意义。
（二）振纪纲。他指出法纪废弛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掌权者，他说：“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他主张必须克服官员的徇情卖法行为，做到“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法所当加。虽贵迫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三）重诏令。当时，明王朝由盛而衰，政治腐败，国家管理职能很差，“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拔、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张居正主张“重诏令”就是令行禁止，提高国家管理系统的办事效率。
（四）核名实。张居正针对当时真才实能之士无由得进，百官有司之职无由得举的状况，提出“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他认为“官多民扰，供亿费烦”，在他掌政期间一再裁汰冗官冗员。
（五）固邦本。张居正十分重视安定民生，他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为了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和安定民生，他提出以下措施：省征发，轻关市；节俭省用，与民休息；治理黄河，排除河患；整顿并改革赋税制度。
（六）饬武备。张居正针对当时北方蒙族和辽东土蛮部不断骚扰而边境不安的状况，提出以“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为安定边防的总方略，在他当政的时期，基本肃清了多年的外患，巩固了国防。
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说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明末清初学者。当时由于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他的“工商皆本”说具有重要意义。
黄宗羲不同意把农业看做本和把工商业看做末的传统思想。他把工商业也提到“本”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他主张由过去的重农抑工商，转变为农工商并重。他认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都应该是“本”，而凡是耗损、浪费社会财富的，都应该是“末”。婚丧摆宴、佛巫迷信、酒肆奢侈等都应当属于“末”。
黄宗羲把“切于民用”的一般工商业看做同农业一样，是社会、国家所必需的，决不是什么“末”。他还以儒家经典来说明工商业是古圣王所重视的。他写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意思是说那些“世儒”不懂得这些道理，把工商业视为末，还胡说八道地要抑工商业，这是违背儒家经典精神的。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是当时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产物。假定他这种进步思想被其时的当政者所接受，并努力按照这种思想发展工商业，中国的商品经济就绝对不会是今天这般情境了。
从宋朝建立至中华民国成立的九百多年的历史时期，除上述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外，还有：北宋时李觏的“一切通商”和“强本节用”思想；苏轼的重视人才和严整军纪思想；李诫的生产质量、专业分工及成本核算思想；南宋时朱熹的减轻赋税和救荒思想；许衡的顺民心、重农桑、兴教育思想；元代卢世荣平抑物价思想；明代丘浚的以养民为首的经济管理思想；徐光启的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思想；张履祥重视农业经营管理和讲求经济效益思想；顾炎武加强人治与地方治权思想；清朝康熙首重人才思想；龚自珍行政改革与移民实边思想；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正确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何奇等主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2.余胜椿主编：《治国之道》；
3.虞视尧、沈恒泽主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新探索》；
4.杨先举著：《兵法经营十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