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言论和宁、汉双方的通电，说明了一个问题：原来宁、汉双方所标榜的东征、西征，不过是互相争夺地盘；而宁方所坚持的特别委员会和汪精卫所坚持的“党统”，亦不过是权力再分配的借口而已。汪精卫所力争的“党统”，不是别的，正是“领袖”的代名词，也就是权力的象征。
特别委员会产生后的另一后果是，宁方内部蒋介石系与桂系的矛盾加深了。汪精卫于唐生智失败后，在武汉站不住脚，11月就跑到广州发动护党，“谋党权之恢复”。他发表政见说：
“兄弟此次回粤，其惟一目的系在提高党权。以党治国系孙总理的遗训，故举凡无论势力怎样大，也要在党领导之下。现在南京组织非法特别委员会，中央党部也要推倒，民众痛苦均无法解决，建设方面更毫无整理。故我们应该一致去推倒特别委员会，在粤恢复第四届中央全体执、监联席会议，继续革命精神。”
在汪精卫登高一呼的情况下，文的如顾孟馀、陈公博、王法勤、潘云超、王乐平等，武的如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群起响应，似乎还有一点声势。
此时在日本的蒋介石，也想利用这种形势，他致函汪精卫，表示赞成恢复中央执委会和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的主张，并约汪精卫赴沪商谈。汪精卫也想借助蒋介石的武力，来压制由李宗仁、白崇禧控制的特别委员会。
汪精卫认为蒋、汪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蒋介石也表示愿意来广州，再办黄埔军校，再练兵。不过这时广东省主席是李济深，蒋介石认为李济深属于桂系，是拥护特别委员会的，因此要求汪精卫用驱逐李济深的行动作为合作条件。另外，拥汪将领参加北伐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黄琪翔等，此时也回到广州，他们和盘踞在广州的桂系首领李济深、黄绍竑亦不相容，李济深也感到张发奎等在广州，犹如芒刺在背，对自己在广东的统治更是一个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张发奎等以什么名义反对李济深呢？李济深、黄绍竑属于桂系，桂系是特别委员会的支柱。“惟有煽起反对特委会的口号，才能得天下的同情”。“张向华（张发奎）既想驱李，而蒋先生（蒋介石）又要求驱李。于是驱逐李遂为既定的政策”。
1927年11月17日，当汪精卫偕同李济深赴沪的途中，张发奎、陈公博等就上演了驱逐李济深的闹剧。“所谓驱李，只是出了一张布告，由黄琪翔用第二方面军的名义，李福林用第五军的名义，我（陈公博）用政治部的名义，会同署个名，再则派了些军队搜查李任潮（李济深）的公馆，戒了一夜的严，算是了事。”
中共利用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毅然发动了广州起义。12月11日，广州工人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遭到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等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工农群众被屠杀者达七八千人，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壮烈牺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广州起义”。事后，宁方指责汪精卫、陈公博等包庇共产党，是这次“暴动的主力”。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准备用绑票的方式直冲汪精卫的寓所。眼看汪精卫处境困难，法国当局和蒋介石都劝汪出洋，汪精卫无可奈何，只好悄然离沪出国往欧洲去了。
汪精卫后来自我解嘲地说：“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开预备会议之际，法定人数已足，其不能赴南京开正式会议者，以李（宗仁）、白（崇禧）诸人凭借武力，盘踞南京，为之障碍也。为排除此等障碍，乃不能不有‘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负责筹备在南京开正式会议’之提议。至于弟个人，以主张开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故，备受反对者之攻击。今以蒋同志亦主张开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故，对于开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已不复反对，惟以蒋同志不与弟合作为条件。夫苟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能开，弟死且不恤，何有于引退。”
汪精卫想利用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来恢复政治领袖地位的打算是完全落空了，相反，却造就了蒋介石东山再起的机会，汪精卫本人却落得个悻悻然引退的下场。
三美其名曰：护党救国
1929年3月，在蒋介石包办下，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招致了国民党内其他军阀和政客的不满，于是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玉祥）战争、蒋唐（生智）战争，这一系列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但他们均不甘屈服于蒋介石的淫威；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被摈斥，亦不甘雌伏。他们在反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拿什么名义反对蒋介石呢？还是乞灵于“党统”这个法宝。他们指责蒋介石指派国民党二全代表，因此三全大会是不合法的，从而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帜。
护党救国军是由改组派一手促成的。据陈公博回忆：“上海总部（改组派的总部）的主张，要成立护党救国军，说冯焕章（冯玉祥）和阎百川（阎锡山）都有代表和我们接头，其余石友三、方振武、何芸樵（何键），都有向义的表示，北方及长江中部已没有多大顾虑，只等着南方首先发难罢了。为什么要等驻在宜昌的张发奎首先发难呢？因为反蒋各方表，示，以为张发奎是汪精卫嫡系部队，须要张发奎先动，然后各方才可放心响应。”
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让张发奎的军队由宜昌调驻山东的德州，同时派闽军曹万顺师来接防。张发奎当然明白这是蒋介石解决四军的一个步骤：因为四军出宜昌调德州是要经南京对岸的浦口的。这样分批运输，也容易分批缴械。张发奎不动声色，等到曹万顺的军队刚到宜昌，就立即全体缴械，并沿着湘西的路线退向广西。
俞作柏得知张发奎已发动的消息，即加入“护党救罔军”的行列。陈公博与李宗仁、黄绍竑商议，请俞作柏率部“绕安南迂道入广两，或者收拾残余，可以响应向华（张发奎），也可以合力以图两广”。李宗仁、黄绍竑同意这个意见。实际上李、黄已在运动桂系军队。
张、桂军会合后计划再攻广州，蒋介石已做好迎击准备，蒋介石派朱绍良、毛炳文两师援粤。而粤军余汉谋、香翰屏等部布防西路，蒋光鼐、蔡廷锴等部设防肇庆，严阵以待。张、桂军兵力单薄，终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所击败。护党救国军也就从此一蹶不振。
当张发奎在宜昌揭开反蒋序幕时，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胡宗铎、石友三等人，纷纷接受了各路护党救国军司令的委任状。改组派这时“指挥军事的有军事委员会，办理党务的有联合办理处，此外更有两家日报，一家由陈孚木等主持，一家由彭学沛、梅恕曾、陈言、杨全宇、李心辉诸人主持，很是旗帜鲜明，有声有色”。似乎很有些声势。
但是，护党救国军内部矛盾重重，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当张、桂两军正在广州苦斗的同时，唐生智也正和冯玉祥艰苦作战。其时蒋介石为打冯玉祥，曾把唐生智的军队移驻郑州，本来这些人约定一齐反蒋的，冯玉祥已出兵潼关了，唐生智反而在那里拼命抵抗。当时陈公博等非常焦急，冯玉祥派在上海的代表天天来改组派总部质问，唐生智反而消息寂然。后来唐生智派他的代表邓寿荃来香港，说明唐拒冯的原因是，冯玉祥的前敌总指挥宋哲元欺人太甚，似乎非把冯军打退，不能反蒋。这时蒋介石命令石友三援粤，石友三军队一至浦口，即改扮护党救国军，他一不攻南京，二不据长江，只在浦口大掠一阵便扣了许多火车，撤兵北据徐州，和韩复榘连在一起。
唐生智将冯玉祥打退后，见石友三也起了义，便集中军队直下武汉，可是先头部队刚抵武胜关，便给何应钦挡住。而唐生智本人在后方竟毫无准备，在遭到杨虎城的袭击后，唐生智仅以身免……他的军队便全体给陈诚缴了械，自此护党救国军便烟消云散了。
上述情况说明，“护党救国军”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尽管有以汪精卫为灵魂的改组派从中牵线搭桥，军事行动不仅不统一，甚至互相火并，其失败命运是必然的。
当张发奎尚未到宜昌公开反蒋、陈公博则从国外回到香港时，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对此很不放心。张发奎在南京回到宜昌防地之时，去见蒋介石。蒋、张有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
“公博州来了，你知道吗？”蒋先生很严厉。
“是，我知道的。发奎不敢隐，实在也不能隐瞒。”
“他有信给你没有？”
“有。”
“说什么话？”
“他说要做生意。”发奎到底不善于辞令。
“我告诉你，公博是没有办法的。公博就是到南京也没有办法。如果他有办法，我是王八蛋。”蒋先生立刻沉下脸来，这时恐怕他是太急了，所以他已忘记了他的尊严，说出市井的粗话。
陈公博后来颇带揶揄调侃的口吻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蒋先生那样不能自制，这样真使他太苦了。”
张发奎武人的粗犷本色和蒋介石奸诈的口吻神态，这段对话可谓入木三分。不过陈公博“没有办法”，蒋介石是说对了，就是说以汪精卫为灵魂的护党救国军成不了气候。虽然如此，反蒋各派还在继续酝酿军事倒蒋，“中原大战”就是一次反蒋的军事大联合。
自编遣会议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相继为蒋介石所大大削弱，阎锡山深感兔死狐悲，再不行动，亦将步李宗仁、冯玉祥的后尘。
从1930年2月10日至2月24日在近半个月内，蒋介石、阎锡山互相通电，大骂对方。阎锡山指责蒋介石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实施编遣会议，也是为了吃掉对方；蒋介石则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势，指斥阎锡山扩军备战，显系反对中央，“不惜甘为党国罪人”。
第一通电报战，只是大战前的酝酿。1930年3月1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三中执委全体会议，通过制裁阎锡山的决议，决议说：
“阎锡山受党国重任，并为中央执行委员，乃于最近联合武人，介为谬说，违反党纪，摇惑人心，且有调遣军队破坏交通情事，应即设法制裁。”
阎锡山于3月3日即电请辞去本兼各职，以示决裂。
4月1日，阎锡山通电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职，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自广西进攻湘、粤；冯玉祥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进攻河南；阎锡山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就近指挥河北军事；任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豫攻鲁。但“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阎先生所易驾驭”。
蒋介石则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防守鲁西，任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防守河南、徐州一线；任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河南许昌一线；任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并任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总揽湘、鄂军务。蒋、阎双方动员兵力共达百万以上，蒋军约30万人，反蒋军约60万人，是军阀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到了9月18日，张学良在蒋介石手下干将张群、吴铁城的诱惑下，“一手拿了蒋先生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一手便下令出兵入关”。阎、冯军的失败命运不可避免了。
四不是“老蒋”的对手
“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主角是阎锡山和汪精卫，这不是偶然的。从汪精卫方面说，自特别委员会以来，政治上一直遭到冷遇，几年来尽管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帜，但手中没有武力作后盾，只能因人成事，依附于某一军阀的武力。这次就投靠了阎锡山。不过在“扩大会议”上汪精卫不再侈谈“党统”、“法统”，而是跟过去被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等携手合作了。
早在1930年3月27日，王法勤、陈公博等代表汪精卫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国民党中央党部事。4月6日，赵丕廉以阎锡山代表身份电谢持、邹鲁，前往太原。同日，改组派领导的各省市党海外总支部平津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4月16日邹鲁与陈公博等在太原会商党务。由于“党统”之争，至21日尚无结果。5月4日，陈公博赴天津与覃振商谈党务，达成撇开“法统”不谈，而从“非常”二字上着眼，汪精卫对此表示赞同，汪并亲自起草宣言。5月13日，谢持、覃振、王法勤、陈公博等对宣言一致赞成。但到6月1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声明，重谈“党统”老调，谢持、邹鲁等则于6月5日，发表声明以斥其非。电中说：“持、鲁此次与粤二届代表协商，经时两月有余，而舌敝唇焦，所以争革命之意义者实少，而所以争旧账及面子者太多。总而言之，不外‘党统’二字。”由于有此顿挫，7月9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电汪精卫北上。7月13日扩大会议在北平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中强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指蒋介石，下同）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惟不作，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唯共鉴之。”
宣言中所谓“睚眦之见，意气之争”，不是无的放矢的；“因为改组同志会有它的主张，有它的立场，而阎先生另外有它的一套，西山会议派又有它的私见”。面对这种情况，汪精卫主张妥协，“大有让步的决心”，不再坚持原来的“党统”、“法统”。“扩大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派达成一暂时的妥协。
汪精卫于7月23日，才偕顾孟馀、陈璧君、曾仲鸣等来到北平。8月7日“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从“扩大会议”的组织人员情况看，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占主要成分：
常务委员，汪兆铭，赵戴文，许崇智，谢持，王法勤，柏文蔚，茅祖权
组织部，汪兆铭，邹鲁，陈公博，赵丕廉，朱霁青，经亨颐
宣传部，顾孟馀，张知本，薛笃弼，傅汝霖，何世桢
民训会，覃振商，震潘，云超，陈嘉祐，郭春涛
民族部，白云梯，李烈钧，刘守中
海外部，邓泽如，黄复生，陈璧君，陈树人
8月15日，济南得而复失，军情逆转。“扩大会议”的头头们主张提早组织政府。9月1日，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中张学良委员一席显系笼络之意。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9月9日9时，（阎锡山封建迷信严重，他认为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是个吉日良辰。）阎锡山、汪精卫、谢持在怀仁堂匆促就国府委员职。9月15日，增加石友三、刘文辉为国府委员。
9月8日，“扩大会议”推汪精卫、邹鲁、张知本、陈公博等7人，聘请法学专家6人，组织约法起草委员会，从事约法起草工作。对此项工作，他们做得比较认真，要求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委员都参加讨论，直到奉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宣告下野，他们还继续留在太原讨论草案，至10月27日才告完成。全文八章，二百一十一条，洋洋大观，算是“扩大会议”的唯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