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周穆王》称其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造父驾驶着八匹宝马拉的车，千里迢迢西行见西王母。《左传》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史记·秦本纪》云：“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公元281年（晋太康二年），汲县（今河南省境内）有人盗墓，出土一大批珍贵的古代图书，其中有《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皆竹简素丝编，简长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以墨书。《穆天子传》共六卷，详细记述周穆王一行（包括七萃之士）的旅途日程、路线及所到之地、所见之人，从其文辞语气来看当系实录，而周穆王当年远征所到之地可能深入到今天的中亚地区。《国语·周语》：“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所谓“房”即今湖北省房县，“丹朱”当即尧时丹朱部落的后裔或其神，表明周王室与楚人有着通婚关系。
炎帝·伯陵·阿女缘妇·吴权·鼓·延·殳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中华民族追溯文明之源，始自伏羲、女娲；追溯历史之根，始自炎帝、黄帝。司马迁写《史记》，首述黄帝，并称炎帝衰而黄帝兴。炎帝主要事迹是改进农业和发现草药。《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绎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拾遗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淮南子·修务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古史传说里，炎帝后裔远不如黄帝后裔兴盛，古籍中几乎只有《山海经》记述有炎帝后裔的故事。袁珂注：“《国语·周语》云：‘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左传·昭公二十年》云：‘有逢伯陵因之。’即此伯陵。然韦昭、杜预均注云‘殷之诸侯’，则与此经所谓‘炎帝之孙’不合，或正以见神话与历史之殊途也。”
缘，衣服的镶边；“缘妇”当指擅长织带绣边的女子。殳，兵器。袁珂注：“经文始为侯上疑脱殳字。侯，射侯也。”射侯即箭靶，《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郝懿行注引《说文》：“古者毋句氏作磬，垂作钟。”《乐录》：“无句，尧臣也。”袁珂注引《路史·后纪四》：“鼓兑头而。”
《五藏山经·西山经》西次三经称钟山之子名鼓，鼓与钦。
被（黄）帝
戮杀后化为鸟。钟山之子“鼓”当即此处炎帝部落后裔发明钟的“鼓”。
《尔雅·翼》称涉秋七日“河鼓与织女会”，由于钟山位于黄河边，钟山之子鼓亦可称河鼓（又名牛郎，即牛图腾的男子）；缘妇意即织女，或系黄帝妃嫘祖的族裔。据此，牛郎织女的故事可能源自炎帝部落青年追求黄帝部落女子而遭受打击的事件，这也是此处经文要指责伯陵与阿女通淫的缘故。
黄帝·骆明·白马·鲧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郭璞注：“即禹父也。”郝懿行注：“郭引《世本》云‘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与《大戴礼·帝系》世次相合。而与前文‘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之言却复相背，郭氏盖失检也。大抵此经非出一人之手，其载古帝王世系，尤不足据，不必强为之说。”
先夏时期的世系混乱，至少有四个原因。其一，与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的过程有关。其二，与相关古籍资料的流失有关，例如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事件导致我国周代以及先周国家档案文献的神秘失踪。其三，与古籍文献资料的信息讹变有关，既有文献字句在传抄复制中的讹误，也有后人的误读误解，例如将族名当成具体、唯一的人名。其四，与古人记录历史世系的能力有关。人类记录历史的能力是逐渐才完善起来的，这涉及到对大尺度时间的测量和计算。在此之前，人们叙述历史时总要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因为没有掌握记录大尺度时间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时间压缩”的现象，既后人对那些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但又彼此相差很长时间的若干事情，当成了彼此相距很近的都是遥远时代发生的事情。例如，尧舜禹的故事可能是经历了很长历史时期的过程，但是在古史传说的记忆里他们被描述为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历史过程的时间被压缩了。
此处白马，袁珂认为指野生动物白马，与《大荒四经·大荒北经》黄帝后裔白犬相似，可能是同一神话之分化。其实，古人以动物为人名，乃是常有的事情，因此这里的白马有可能指以白马为名的部落或人。骆，指鬣毛与尾毛为黑色的白马；骆明当是以马为图腾的部落，它的后裔以白马为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鲧，或作鮌，意为黑色的大鱼。相传鲧死后化为熊或黄能，而禹治水时亦曾化为熊，与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源自黄帝部落联盟的主要成员有熊氏。据此可知，鲧部落的图腾里并没有马部落的血缘，经文“白马是为鲧”
的“鲧”字可能有误，或者此鲧非禹父。从读音来说，共工二字连读即鲧，或谓鲧即共工，而共工亦与马无关。
禺号·淫梁·奚仲·吉光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山海经》的帝俊即帝舜。在古史传说中舜的故事非常多，相传舜的父亲名瞽叟（盲人），而舜却有双瞳，《帝王世纪集校》：“舜，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华。”《淮南子·修务篇》：“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而舜的原形（图腾）为鸡，《法苑珠林》卷49引刘向《孝子传》：“舜父夜卧，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口衔米以哺己，言鸡为子孙，视之，如凤凰。”《拾遗记》则称尧时，秪支国献重明鸟，双睛，状如鸡，鸣如凤，能搏逐虎狼，袁珂认为或即舜之神话。
淫梁或作经梁。郝懿行注：“《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即禺号也；禺号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相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
袁珂注：“黄帝即‘皇帝’（古籍多互见无别），初本‘皇天上帝’之义，而帝俊亦殷人所祀上帝，故黄帝神话，以得糅混于帝俊神话中，正不必以禺号同于禺便以帝俊即黄帝也。”
或许，禺号原属黄帝部落联盟，后又归帝俊部落联盟，因帝俊族居住在东方沿海地区，有制作舟船的需要。不过，淫梁与禺京的发音相差较远，当另有所指。从其又名经梁来看，可能是首先在造船中使用龙骨（主梁）的人，这有助于提高船的抗风浪能力和载货量。
古人发明的渡水器具很多，例如独木舟、竹筏、羊皮筏、单桨船、多桨船、帆船，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船和大船。由于世界各地都有江河湖海，因此舟船的发明，不会都是由一个民族一个人创造出来的。郭璞注引《世本》亦云：“共鼓、货狄作舟。”因此，所谓番禺“是始为舟”的记述，当指番禺在舟船的制作上又采用了新的技术。番，意为轮流更代；或可借用为幡，旗类。番禺之名当亦与工作状态有关，可能指有帆或有摇橹的船。
经文“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特别强调“以木为车”，其意似乎是说在此之前还曾经有过不用木头制作的车（轮）。或许，最初的车轮是由石头做成的，因为用整块木头制作的车轮并不结实，而且也很难作成大的车轮。据此，吉光“以木为车”，可能是说吉光发明了用车幅制作的木头车轮。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进步。
吉，意为朔日，即阴历的初一。吉光，指月亮在朔日刚刚开始发出的光。古人对月亮非常崇敬，月亮圆缺变化被视为生死轮回，因此，朔日的月光意味着生命的新生，也就被当成吉利的事情。问题是车的发明者，为什么会得到吉光的称呼？或许，在古人的眼里，能够用直的木头（幅条）做成圆的车轮，有着与月亮复圆一样的价值。奚，意为奴隶。《说文》：“车，夏后时奚仲所造。”袁珂注引《元和郡县图志》：“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
般作弓矢
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郭璞注：“《世本》云：‘牟夷作矢，挥作弓。’弓矢一器，作者两人，于义有疑，此言般之作是。”郝懿行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云：‘黄帝作弓。’《荀子·解蔽篇》又云：‘倕作弓，浮游作矢。’俱与此经异也。”袁珂注：“《墨子·非儒下》云：‘古者羿作弓。’《吕氏春秋·勿躬篇》亦云：‘夷羿作弓。’盖均传闻不同而异辞也。”其实，弓箭的发明早在数万年前。山西省朔县西北15公里的黑驼山东麓，桑乾河的源头有一座小村庄，名叫峙峪村，1963年这里出土了大量距今28000年的细石器和兽骨，其中就有石镞，这表明当时的人已经使用弓箭捕猎，猎获的动物有鸵鸟、斑鬣狗、虎、马鹿、河套大角鹿、普氏小羚羊、王氏野牛、披毛犀，以及蒙古野马和野驴等。因此，少昊后裔般作弓矢，当指对弓箭性能有所改进。
帝俊赐羿弓矢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在古史传说里有两个名叫羿的人，一个是先夏时期的羿（夷羿、后羿），另一个是夏代之羿（有穷后羿）。此处用朱弓白羽箭“以扶下国”之羿，郭璞注：“言射杀凿齿、封豕之属也。有穷后羿慕羿射，故号此名也。”
“帝俊赐羿”，可能是一种巫术仪式，既采取重大行动前，当事人要向先祖拜祭，以求先祖之神赐给自己行事的权力和力量。所谓羿“去恤下地之百艰”，《淮南子·本经篇》记有：“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与此处经文相比，只是帝俊变成了帝尧。上述众多灾难并出，表明当时自然环境发生了突变，而“十日并出”颇似陨星进入地球大气层摩擦发光并爆炸成多块的现象。《庄子·秋水篇》成玄英疏引《山海经》（今本无）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沃焦相传是东海的一块巨石，极热，海水触之即汽化而消。类似的故事在全世界都有流传，而美洲的有关传说（例如五个太阳时期，把一只兔子扔到多出的热得成灾的太阳上使其变成月亮）与我国的最为相近。
晏龙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
《大荒四经·大荒东经》记有“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未言发明琴瑟。郭璞注：“《世本》云：‘伏羲作琴，神农作瑟。’”琴、瑟均为拨弦乐器，瑟形似琴，多为二十五弦，每弦一柱，但无徽位。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瑟实物，系按五声音阶定弦，由低到高。古代瑟常与琴、笙合奏，故有琴瑟和鸣之词。《尚书·舜典》记有帝舜命“龙”为纳言之官，或即此处晏龙，而《路史·后纪十一》则径称“晏龙纳言”。
帝俊八子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经文“是始为歌舞”或作“是始为歌”，无“舞”字。《路史·后纪十一》记述：“（舜）庶子七人，皆厘降于齐人。”注曰：“代宗昭云，虞夏之制，诸子疏封。《世纪》云九人。《朝鲜记》云舜有子八人始歌舞。”袁珂指出：“是径以帝俊为舜也。”《路史·后纪十一》专述有虞氏舜的事迹，其中涉及音乐歌舞者，有“定八伯之乐”、“并论八音四会贡正声以听天下之治”、“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在治，忽以出纳五言而赏诸侯，乐歌龠舞以和钟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舜时的音乐非常动听迷人，孔子听到流传下来的《韶乐》，以致三月不知肉味。
其实，人类歌舞的起源，首先是出于生存三大要素（食物、安全、繁衍）的需要，再以后才是心灵的需要和政治教化的需要。此处是始歌舞当指教化之歌舞。
三身·义均·巧倕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现存版本《山海经》将此节经文与下节经文“后稷是播百谷”断句为一节，殊为不妥，因帝俊与后稷分属两大部落联盟，理应分别记述其各自事迹。
《海外西经》“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未言其出身。《大荒四经·大荒南经》“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未言其后裔。此处经文称三身后裔有义均（巧倕），据此可知“三身”当指其人心灵手巧、一人胜三人。袁珂注谓义均即《大荒四经·大荒南经》与舜同葬苍梧的叔均（商均），亦即下文稷之孙叔均。
义即古仪字，仪指测量仪器，引申为仪式、法度、准则。因此“义均”
之名当指测量仪器的发明者和使用者，正是因为义均推广了长度、角度、轻重、大小等参数的测量技术，才称之为“巧倕”，并实现“下民百巧”。古书记载倕发明的器具有规矩准绳、耒耜、耨、铫、舟、弓、鼙、鼓、钟、磬、笭、管、埙、篪、轺、椎钟。
后稷·叔均·大比赤阴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大比赤阴，是始为国。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牛耕是人类社会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技术进步，它涉及对牛的驯化、耕具的制作，以及农田、农具、农畜的分配和农村的管理。
郝懿行注：“‘大比赤阴’四字难晓，推寻文义，当是地名，《大荒四经·大荒西经》说叔均始作耕，又云有赤国妻氏，大比赤阴岂谓是与？”袁珂注：“郝说大比赤阴即赤国妻氏，是也；然谓当是地名则非，疑均当是人名。‘大比’或即‘大妣’之坏文，赤阴，或即后稷之母姜原，以与姜原音近也。”此说良有理也，但赤阴、赤国之“赤”字疑仍当指地名。而“是始为国”，当指首创国家结构，此处“国”指有围墙的诸侯城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