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的辛苦劳作，两年多的艰辛人质生活最终换来的却是丈夫已经有了新宠，对自己已经没有了激情，这给吕雉带来的伤害有多大，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吕雉后来的行为肯定受到了这种伤害的影响。吕后有了新的追求，权力的快感、杀戮和鲜血开始慢慢填补吕雉感情上的空缺，带来了身心的愉悦和满足，在权力中，吕雉实现了自我肯定。吕后的疯狂乃至丧心病狂都应该从这里寻找原因。
当然，吕后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后来那个样子。她的第一步转变应该是太子之争，从这时候起，吕后开始了她的权力之旅。平心而论，这次的太子之争完全是吕雉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地位而做出的挣扎，这里面也没有牵扯到血腥。但这是吕后迈向政坛的第一步，而且太子之争改变了整个局势，可说是至关重要。
事情起因于刘邦和戚夫人以及两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所谓爱屋及乌，再加上戚夫人不停地吹枕头风，刘邦看如意越看越稀罕，而太子刘盈为人仁弱，刘邦就越看越不顺眼，终于有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太子刘盈的母亲吕雉是刘邦的正妻和皇后，身为嫡长子，按照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习俗，刘盈是太子的最佳人选。是以吕雉嫁给刘邦的时候，虽然刘邦早就有了一个儿子刘肥，这时却不能立为太子。即便刘盈不在了，如意也不能越过刘肥去。太子的位置不仅关乎刘盈和刘如意两个孩子，更关乎吕后和戚夫人的地位，乃至性命。一旦刘盈的太子地位发生变动，吕雉的皇后地位自然也不保，所以，这次的太子之争关系到刘盈、吕后乃至整个吕家的命运。
可想而知刘邦的这个想法在吕后那里会遭到多么强烈的反对。
虽然吕雉是刘邦的糟糠之妻，虽然吕雉的两个哥哥都跟随刘邦一起打天下并最后封侯，虽然吕雉是大汉帝国的皇后，但是单凭这点力量还不足以阻止刘邦。幸运的是，反对刘邦的还有朝中的大臣，“大臣多谏争”。他们考虑的主要是政局的稳定和他们心目中的伦理道德，出发点虽不同，反对的对象却是一致的。如此一来，刘邦反倒成为少数派了。
不过，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下，只要皇帝固执己见，强意为之，即使再多人反对，往往也不能改变皇帝的心意。所以，刘盈的太子地位和吕雉的皇后地位还是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就在这时，有人建议吕后向张良求救。张良原本不想插手太子废立这么敏感而危险的事情，不得已之下帮吕后出了一个主意，让吕后请来了商山四皓。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黥布谋反，刘邦这个时候年纪大了，又生了病，于是借机命太子刘盈率兵征讨黥布。明眼人都能看出，刘邦这是要把太子往火坑里推。吕后也看得很清楚，哭着请刘邦亲征。刘邦无法，只得答应。这次亲征中刘邦中了流矢，再次受伤。岁月催人老，刘邦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归来后，刘邦的病情日渐加重，更立太子的欲望也是日渐强烈。留侯张良进谏，刘邦不听，太傅叔孙通“以死争太子”，刘邦假意答应，“犹欲易之”。
张良安排下的棋子终于发挥作用了。在一次酒宴上，刘邦见到了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自然产生了好奇心，问道：“这四位老者是什么人？”四人上前一一报上姓名，乃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刘邦闻听，大吃一惊，说道：“我派人请你们出山，请了好几年，你们都躲着不肯见我，为何现在却跟在我儿子身边？”四人回答说：“陛下瞧不起士人，动不动就开骂，我们四人不愿受那种屈辱，因此躲了起来。如今听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人都愿意为太子而死，所以我们四人就来了。”
四人退下后，刘邦指着四个人的背影对身边的戚夫人说：“我本想更立太子，奈何太子有这四个人辅佐，羽翼已成，无法改动了。”在戚夫人的涕泣声中，刘邦悲歌一曲，起身离去，废太子的念头就此打消。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这位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的“中国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汤因比语）——刘邦驾崩于长乐宫，太子刘盈继位为帝，这就是惠帝，吕后变成了吕太后。这场太子之争，终于还是吕后赢了。
已经失去刘邦宠爱的吕后何以能扭转颓势，在这场太子之争中最终胜出？能够让刘邦改变主意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这四个老头不过一把老骨头，名望虽然有一点，可是年纪这么大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过去了，而且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和关系网，刘邦自然不会因为这四个老家伙的出现而改变萌生已久的念头。真正打动刘邦的是这四个老头对刘邦说的一句话：“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这句话就太厉害了，深得中国人说话的妙处和诀窍，在关键和重要地方使用模糊无法查证的字眼，杀伤力大而又让人无从辩驳。“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也就是说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愿意为太子效死力，难道刘邦还能派人到大街上做个问卷调查不成？而且这种话在四个老妖怪似的老头嘴里说出来，更由不得人们不信了。要知道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人生七十古来稀”，能够活到八十多岁还这么精神矍铄可是少见得很。
这种说话的诀窍被后人习得或者自行悟出，往往成为杀人于无形的利器，不知有多少人或身败，或名裂于这种“艺术”之下，直至近日，仍是令人谈之色变。
在对刘邦施加影响方面，戚夫人并没有输给吕后，反倒是远超吕后。戚夫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直接从刘邦那里入手，大吹枕头风，天长日久，磨得刘邦变了心思，连群臣，包括张良劝谏都无法令他回心转念，戚夫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吕后在施加影响方面就逊色多了，根本无法与戚夫人媲美，她能够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张良的出谋划策。张良没有出主意之前，吕后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可以说没有张良的这条计策，就没有吕后的胜出。吕后的胜利其实是张良的胜利，不过，张良的胜利其实也是吕后的胜利。在汉初所有人当中，还有谁的智谋能超过张良？吕后能够找到张良，软硬兼施下得到张良的妙计，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何以不见戚夫人找张良出谋划策？3.鸟尽弓藏
保住太子的地位，这是吕后保权的第一步，而保太子就是保自己。在太子之争最终解决一年前，吕后初露峥嵘，开始插手政治，帮助刘邦干脆利落地处理掉了韩信和彭越两个大功臣，出手不凡，显露了她的铁腕手段和刚毅性格，令人刮目相看。这种才能和魄力是擅长歌舞的戚夫人所不具备的，刘邦最终放弃了改立太子，与吕后显露的政治才干不无关系。
吕后杀掉韩信和彭越，在历史上大大有名，也是吕后受人诟病的一大罪状。韩信和彭越乃是大汉开国功臣，有大功于汉，尤其是韩信，更是开国三杰之一。如果没有韩信，仅凭刘邦的军事才能，是万万赢不了项羽的。待到收服齐国，韩信已经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地位举足轻重。面对项羽“反汉与楚连合，三分天下王之”的诱惑，韩信态度鲜明地加以拒绝。而后齐人蒯通出于个人目的，也来劝说韩信按兵不动，三分天下，韩信经过考虑，认为“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一月，韩信、彭越赶来与刘邦会合，刘邦这才转败为胜。十二月，项羽被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以南的沱河北岸），随后自刎于乌江，刘邦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当月，刘邦就故伎重施，驰入韩信军中，夺了韩信的军权。次月（指的是汉五年正月，我们在《沙丘之变》中曾经做过说明，秦和汉初的历法与汉武帝之后不同，一年的开端是当时的十月而不是我们熟悉的一月。这点需要读者加以注意），韩信由齐王徙为楚王。汉六年，有人向刘邦报告韩信谋反，刘邦伪作出游，等到韩信前来谒见时，就将韩信绑了，扔在车上带回了长安，韩信就由楚王变成了大家熟知的淮阴侯。
被抓的时候，韩信感慨地总结道：“果如他人所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如今天下已定，我自然就会像狗一样被烹掉啊。”刘邦回过头来对他说：“有人告你造反，你就不用说了。你造反是很明显的事。”曾经叱咤风云的韩信顿成俎上鱼肉。
是谁上告韩信造反呢？很遗憾，《史记》和《汉书》中都没有记载，只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上书中有没有举出韩信造反的真凭实据，同样不得而知。《史记》中关于某某不知姓名的人上书、告密、进谗言、诋毁他人的记载所在多是，向我们充分展现了政治的阴暗和政治人的卑劣。不能排除刘邦才是上书者的背后指使者的可能，因为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刘邦是如何指使人上书诬告彭越谋反的。
至少从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开始，刘邦就萌生了对韩信的恨意。这一年，韩信势如破竹平定了齐国，向刘邦提出要做“假齐王”来震慑新降伏的齐国，而刘邦这时正被项羽困在荥阳，狼狈不堪。焦头烂额的刘邦接到韩信使者送来的书信，顿时火冒三丈，骂道：“我被项羽困在这里，日夜盼望着你韩信来救我，没想到你竟然要自立为王！”刘邦身边的张良和陈平一看刘邦又气昏了头，口不择言了，马上踩了刘邦一脚，附在刘邦耳边说道：“我们如今处境艰难，能阻止得了韩信称王吗？不如借机封韩信为王，否则，恐怕祸乱立至。”刘邦马上回过神来，改口说道：“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假王，要做就做个真王！”于是派张良带着印信到齐国，封韩信为齐王，韩信和彭越这才率兵前来相助，打败了项羽。汉初，刘邦总共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韩王信、赵王张耳、齐王韩信（后改为楚王）、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英布）、燕王臧荼、燕王卢绾和长沙王吴芮。总体来讲，再次形成了春秋的局面。刘邦分封诸位异姓王，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本意乃是家天下，而不是现在的与功臣们共有天下，因此削封是刘邦的必然举措。既然刘邦有心要除掉韩信，那么理由和时间以及地点就根本无关紧要，随时随地随便一个理由都可以让刘邦下手。
韩信要求封赏的时机和手法虽然不恰当，不过以他的功绩来讲，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他所希望的不过是像西周分封那样，王位宗祠传之不绝。但就是这个正当要求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皇权的最高性、惟一性和排他性已经容不下功臣封王的想法。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却只有皇帝一个人才有资格获得全部，而其他人就只能通过皇帝获得荣华富贵。虽然总体原则是论功行赏，但是行赏的前提是“赏”不能威胁到中央皇权，超越了这个临界点，必然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和疑虑。王国对于中央皇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王国掌管一个郡或几个郡，而侯则只有一个城，两者的实力一个天上，一个地上。所谓功高不赏，韩信等人就是因为功劳太大而有今日之祸。
韩信是个豪杰，“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不故加之而不怒”。韩信当初的胯下之辱恐怕极少人能够做到，不过韩信却缺少一份知人之明，缺乏对天下形势的透彻了解，也没有认清人性的险恶。在军事上，韩信是个无人能比的天才；在政治上，他却是个不及格者。明朝著名军事将领袁崇焕在《韩淮阴侯庙》中观点大底如是。“……若听蒯通言，身名己为累。
一死成君名，不必怨吕雉。后世很多人曾经评论过韩信，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初韩信能够低调做人，那么还是可以保全自身的，刘邦和吕后也不至于对他下毒手。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结尾就说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司马迁在这点上却错了，韩信真正有了反意是在他被冤枉谋反，被降为淮阴侯之后，过错首在刘邦而不是韩信。
况且，刘邦和韩信的冲突根源不在于态度，而在于实力，只要韩信具有威胁中央政府的能力，刘邦就一定会处心积虑地消除韩信这个隐患。我们在《沙丘之变》这一编里也提到过，在中国，皇权高于一切，个人劳动果实得不到有效的公正的保护，帝国最高统治者往往毫无根据、毫无理由地剥夺他人的劳动果实，当初许与韩信等人的恩赐根本就靠不住。
想当初，刘邦对韩信是多么亲切和热情啊，不但拜他为大将，而且“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简直就是把韩信当成了自己的亲兄弟一般。韩信也是尽己所能地报答了刘邦的知遇之恩——“区区一饭犹图报，宁肯为臣负汉王”（清包彬《淮阴侯庙》）。不过，一旦利用完了，马上就拉下脸来。古人对于自身衣物是十分看重的，认为与自身一体，所以《红楼梦》中有蒋玉菡与宝玉互换腰带的情节。这种让对方产生自己无比重要和亲近的感觉，这种将自己的贴身衣物赠予别人的做法，就被刘邦巧妙用作了政治手段，不过里面已经没有半点感情，剩下的只有利益和阴谋。可怜的韩信还把刘邦的表演当成了他的真情流露，将刘邦的这番“心意”记在心头，念念不忘。这倒不是刘邦的专利，政治家都是天才的表演家，政治人物修炼到一定程度，都会将这种手段运用得纯熟无比，游刃有余。
“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沦落到这种地步，原本没有反心的韩信也开始考虑造反。韩信找到了即将去做钜鹿郡守的陈豨，与他约定共同谋反。汉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反了。刘邦率军亲征，韩信便称病不从，准备矫诏赦免囚犯，攻打吕后和太子刘盈。不料，行动还没有开始，韩信就被人告发了。吕后急召萧何商量对策，萧何献计派人诈称陈豨已死，召列侯群臣进宫祝贺，等韩信来了之后立即逮捕。萧何亲自出马，在他的极力劝说下，韩信来到了宫中，立即被缚，随后被杀于长乐宫，三族被夷。这个“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西汉开国武将中的第一功臣就这样死在了吕后和萧何之手。
后人对于韩信死在吕后手里相当不满和愤恨，人们对她的讨厌，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人们首先会在心理天平上倾向于受害者一方。此外，除了为韩信的遭遇鸣不平外，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吕后是个女人，这大大损伤了男人莫名其妙的自尊和原本就不足的自信，大家觉得当时中国最优秀男人之一的韩信竟然输给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让一个女人占了上风，因此特别不忿和没有面子。于是就有人编造说刘邦与韩信的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的三不杀约定，说吕后绕过了这三不杀，把韩信用布兜起来，用竹签刺死了。通过这个故事，吕后的恶毒被进一步强化了，后来的人也更加讨厌吕后，这样便发泄了心头的愤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