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蔓抄”和妻女发配，不起于朱棣，而起于朱元璋，但在朱棣手里建立成为一种血腥制度。
朱元璋就是用“瓜蔓抄”的刑事诉讼法，把仅有两个所谓的罪犯，牵引出五万余人的同党。
至于眷属沦为娼妓，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
——柏杨《中国人史纲》
流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相传是建文帝出家后所作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奋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临刑前作
1.祸起萧墙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苍茫大地顿成鏖兵之所，一时间豪杰并起，各逞风流。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其中一员。朱元璋以一介细民，投身行伍，十几年间，转战四方，屡败强敌，终于荡平群雄，克定天下，建立了大明帝国。得天下之后便是治天下和保天下，独特的人生经历促使朱元璋选择了一种在他看来能够确保大明帝国万年长安的制度——分封制，他先后分封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在全国各地镇守，以拱卫中央，实现朱明天下的长治久安。然而事与愿违，朱元璋死后仅仅两个月，一场祸起萧墙、骨肉相残的惨剧就开始上演了。
大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雄才大略，在生儿育女方面也不落后于人，仅儿子就有二十五个。
有了西周分封、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分封制已经基本上被排除了，不料这时朱元璋又将它搬了出来。除了朱标做了太子，其余的都成了藩王，分封各地。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腹里，一类在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之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不得钧礼”（钧礼，即抗礼或亢礼，意为施以平等之礼）。藩王的品级是正一品，食粮万石，这种待遇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我们拿它与政府最高官员六部尚书进行一下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明朝六部尚书的官位是正二品，每年的俸禄只有732石（以洪武二十五年为标准），也就是说这些尚书们经过多年乃至终生的努力，最后换来的俸禄不足那些藩王的十分之一。朱元璋待政府官吏相当刻薄，对待自己的子孙却又大方得不像话。这些藩王只因有幸生在帝王家，所受优待之厚令人咋舌。除了俸禄高外，明朝的每一个藩王都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
这里说的护卫指的是单位名词，每个护卫人数不等，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不等，所以三个护卫的兵力就在九千人到五万七千人之间。边塞诸王因负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
单以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来说，宁王和燕王在诸王中首屈一指。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十三年（1380年）赴藩北平。他“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善用兵”，很受朱元璋的宠爱。朱棣崭露头角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一年，朱棣接到太祖朱元璋的命令，让他统率兵马合击蒙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朱棣出手不凡，第一次出征就兵不血刃大获全胜，一时间声名鹊起。朱元璋非常高兴，赏赐宝钞一百万锭，对他另眼相看，令其节制沿边人马。朱棣后来多次率军出征蒙古，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的威望、地位和政治影响都超过其他诸王。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平遥（今山西省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就针对藩封问题上书指出，如今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分封土地过多，数代之后恐怕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和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这样虽然会损害诸藩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有利于国家社稷。此书一上，朱元璋立时大怒：“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叶伯巨捅了马蜂窝，性命眼看不保，多亏当时的丞相趁着朱元璋有一天心情好，替叶伯巨求情，朱元璋这才“大发慈悲”，没有马上杀他，仅将叶伯巨下到刑部大牢。不过叶伯巨最后还是死于狱中。
朱元璋自然知道汉代“七国之叛”和西晋“八王之乱”的故事，但是他却不顾这些历史教训，执意要分封诸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朱元璋何以执意如此？这要从朱元璋的出身和经历中来寻找答案。
朱元璋出身贫苦，父母依靠租佃地主的土地为生，生活艰辛无比，十七岁时，朱元璋家遭大变，一月之内，父母兄长相继病亡，不得不入皇觉寺为僧。在寺五十余日，朱元璋就被迫外出化缘乞食，流浪漂泊三年，受尽人间苦楚，饱尝世间辛酸。苦难催生了朱元璋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催生了他对权力的狂热偏执追求。与此同时，惨痛的经历让朱元璋对家庭温暖抱有深切的怀念与渴望。大凡年轻时遭受过苦难的父母都具有这样一种共同心理，那就是绝不忍心让自己的子女遭受哪怕一丁点的苦难。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位父亲。朝堂上，朱元璋是一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皇帝；家庭中，朱元璋却是一个有血有肉、舐犊情深的父亲。
这是我们分析朱元璋分封问题的关键。加强皇权，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而后屡兴大狱，诛杀功臣，废寝忘食，宵旰勤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朱家江山万年永存。如上面所说，朱元璋心底还保留着对家庭温暖的深切怀念与渴望，正是因为如此，他对自己的子孙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自己的子孙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和自己为朱家所做的一切，为了朱家的天下一起努力，兄弟和睦，互敬互爱，藩王忠君爱国，拱卫中央。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想必朱元璋心头掠过骨肉相残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忐忑不安的，但朱元璋宁可冒险试一下。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突然病逝。这对年近古稀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
朱标生有五子，长子为虞怀王朱雄英，但洪武十五年，朱雄英刚刚八岁的时候就夭折了，二子朱允炆便成了皇长孙。按照宗法制度，朱标病逝，将来理应由朱允炆继位。不过皇长孙性格柔弱，为朱元璋不喜，于是朱元璋打算立酷似自己的朱棣为帝。
不料，朱元璋改立燕王为皇太子的想法，却受到了几个老臣的反对。内阁大学士刘三吾说：“皇长孙继位，名正言顺。如果立燕王为太子，置秦、晋二王（秦王朱樉、晋王朱■是朱棣的兄长）于何地？”而且朱允炆为人仁孝，当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居丧毁瘠过哀，数日不食”，连铁石心肠的朱元璋也哀不自胜，劝慰朱允炆：“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对于刘三吾等人的反对，朱元璋无言以对，就此打消了立燕王为太子的想法。
朱标的去世让藩王问题更加复杂，朱允炆是这些藩王的晚辈，这些藩王岂肯屈居于侄子之下？朱元璋祖孙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关于西汉七国之乱责任问题的讨论，直接反映了他们对藩王问题的真实看法。朱允炆认为，七国之乱错在七国，中央的做法并没有错。他没有想到的是，朱元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他截然不同，朱元璋坚定地认为七国之乱的责任首在中央，如果中央能够充分体谅藩国，双方互敬友爱，那么必然不会出现这种灾祸。
这样看来，叶伯巨的遭遇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诸藩内心不服，从古代皇位继承制的规则来看，朱允炆继承皇位是完全合乎规则的。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即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皇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这套制度历经千年，已经成为历代处理皇位继承问题的神圣标准，凡是违反了嫡长子继承制立嗣的皇帝，必然会遭到朝臣的极力反对；凡是违反嫡长子继承制获得皇位的皇帝，也必然会遭到时人和后人的唾骂。
牺牲效率以求稳定，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本质所在。这种抉择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抽奖式的选择方式选中的皇帝中幼儿、白痴、浪子、昏庸之徒众多，其祸国殃民定属必然。
建文帝朱允炆倒不是这种白痴皇帝，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将江山留给他，他所欠缺的是资历和威信。在朱元璋看来，自己的儿子中，能文者有之，能武者亦有之，这是家族兴旺的象征。
但朱允炆的感觉和朱元璋就截然不同，他并不为此感到高兴，他更多地是把这些能文能武的叔叔们看作是自己的威胁，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建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资历和威信都不足，朱棣等藩王是自己的长辈，不会把自己这个小孩放在眼中。朱元璋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燕王和朱允炆偶然狭路相逢，燕王见四周无人，竟然用手拍着朱允炆的后背，以半真半假的口吻对他说：“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不意儿乃有今日！”）这种变相恐吓更加坚定了朱允炆削藩的决心。
为了朱家天下，朱元璋加强皇权，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而后宁可背负千古骂名，屡兴大狱，诛杀功臣，将朱姓以外能够威胁到和有能力威胁到朱家天下的人一一铲除。与此同时，朱元璋将保卫大明天下的重任寄托在他的藩王儿子身上，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朱家掌权，整个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朱家天下，这就是朱元璋生前苦心经营的格局。
2.潜流暗涌
朱元璋还是失算了，他低估了权力对人们的影响。权力使人异化，使人疯狂，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围绕着权力争斗的历史。自古以来，因权力而发生的争斗和惨剧不绝于书，齐桓公被儿子饿死在沙丘宫中，武则天可以将自己的女儿掐死……权力面前，没有骨肉亲情，没有兄弟情谊，有的只是露出凶光的眼睛和沾满鲜血的双手。朱允■不放心藩王在地方坐大，藩王也不甘心屈居于侄子朱允■之下，只等朱元璋去世，双方就可以放手大干。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死。朱允■继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是为建文帝。朱元璋死后刚两个月，朱允■马上开始了削藩的行动。
世人多说朱棣在朱元璋尸骨未寒时就起兵作乱，开始夺取侄儿的江山，可是侄儿朱允炆又何尝不是在朱元璋尸骨未寒时就开始向叔叔们下手了呢？朱允炆将自己的叔叔们废的废，贬的贬，就差直接给一刀了。以骨肉亲情来讲，朱允炆并不比朱棣做得好多少。
削藩是不是当时的最好办法呢？藩王构成了对皇权的严重威胁，两者之间冲突的爆发势不能免。在处理藩王问题上，建文帝原本可以有多种处理方法，他为什么偏偏要做出削藩的选择，而且是先对周、齐、湘、代、岷诸王下手呢？当时，朝中有很多人都关心削藩的事情，意见各不相同。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上疏说：“诸王多骄逸不法，违反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害亲属间的感情。西汉的贾谊曾说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个做法值得效仿。现在不要忙于削藩，应该实行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诸王，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这个建议的可行性是有的，但缺点也很明显，整个计划费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久则生变，这段时期发生什么变故很难说，说不定那时建文帝都要比这些藩王“先走一步”。这个意见不被建文帝采纳是很自然的。
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是建文帝早在东宫时就很信赖的大臣。特别是黄子澄，当年曾在东宫陪伴朱允炆读书，更得信任。建文帝即位，命二人同参国政。为了对付强藩压国的局面，君臣频频聚会，商议削藩大计。齐泰认为，燕王据有北平（今北京），雄踞一方，而且素有不臣之心，应该先发制人，除去燕王，使群龙无首，其他诸藩自然瓦解。
黄子澄不同意他的意见，说：“燕王智虑过人，早有准备，一时很难得手。周、齐、湘、代、岷诸王，先帝在时就多行不法，拿他们开刀，师出有名，不会引起非议。现在，最好是先除去周王。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兄弟，除去周王就等于剪除燕王的手足。手足一去，燕王势孤，自然俯首听命。”（“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建文帝觉得黄子澄的建议很有道理，便按照黄子澄的建议开始实施削藩计划。
当年七月，曹国公李景隆按照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等人商定的计策，以巡视各地边防的名义，带兵来到开封。周王不知有诈，毫无戒备。李景隆突然率军包围王宫，出其不意地把周王逮捕。建文帝将周王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去亲近大自然，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
其实，不管在削藩的次序上怎么安排，藩王面临的都是被削、被贬、甚至被杀的结局，连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这些藩王尤其是燕王朱棣怎能不以死相拼？世间两全其美之事，多属幻想，即便偶有也是可遇不可求。偏有一些执着之人，妄求多得，结果往往落得个两手空空，一无所得。建文帝就是其中之一。
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但毫不客气地说，他不是一个能克服艰难困苦的最终胜出者，因为他不够厚黑。他视诸藩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又不想承担杀亲的恶名，所以在很多时候举棋不定，莫衷一是，以致坐失良机，最后兵败逊国，实非偶然。李景隆把周王押解到京，建文帝突然念及骨肉亲情，不忍加以治罪，甚至想放他回到封地上去，幸亏齐泰和黄子澄极力坚持，才将周王废为庶人。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建文帝既然已经决定动手，而且人都已经抓来了，竟然想再回头，真是可笑。这并不是建文帝在削藩问题上惟一的一次优柔寡断，首鼠两端，以后他又多次错失良机，最终“帮助”朱棣叛乱成功。
处理完周王后，当年十一月，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商议，采取紧急措施，以北部边疆告急的名义，下令将燕王手下的精兵全部调出，又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以谢贵、张信为都指挥使，密令他们加紧监督燕王。这一招打乱了燕王的部署，朱棣在处处被动的情况下被迫交出了兵权。
建文元年二月，按照朝觐规定，燕王来到南京。朱棣不知哪根筋不对，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绝驰道，登陛不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