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例如文人、武将）和百姓对一个王朝的忠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并不像1+1=2那样简单明了。对一个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利益层面上，它还是一种心理和道德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对已经熟悉的事物慢慢形成一种惯性的认同心理，当面对一个王朝的时候，这种惯性的认同心理就是忠诚。
只不过这种认同心理虽然普遍存在，却是若有若无，很难成型，而且极其脆弱，很容易被打破。能够强化这种认同心理的是文化的道德观。文化上的道德观是成型的，文化的载体使其代代流传下来，并不断强化、改进。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道德观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这种文化道德观也是支撑一个王朝的隐性力量。
但是从唐末到五代十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频繁战乱和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已经打破了这种心理的认同感和文化道德观。文化的力量屈从于武力，文化在险恶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着。
精英对王朝的忠诚首先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这些人长久以来接受儒家道德的熏陶，有些人比普通百姓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但是绝大多数的精英在物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并不反感改朝换代，当然更不会去反对。所谓道德，不过就是他们的遮羞布。
同样，也不要奢望在这种环境下，挣扎于生存线上的百姓还会有心思去考虑对一个王朝的忠诚问题，获得一块馒头要远远比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更为重要。
一个百年王朝所能获得的臣民忠诚在五代十国是看不见的。在五代十国这种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混乱环境下，忠诚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
所以，柴家真正拥有的优势少得可怜，除了皇帝的称号和微弱的道德优势，他们什么都没有。
刀尖铸成的宝座是不能坐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
而赵匡胤一方的不利因素：无。赵匡胤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到位，皇位对他来讲，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
如果非要说赵匡胤有不利因素的话，那就是他需要克服一下内心一点点的道德罪恶感，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只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计划，只要在策划阶段和计划实施后能够用利益交换获取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或默认，那么这场政变就水到渠成。
现在，有必要分析一下政变中，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他们在这政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的收获了。
赵匡胤：他是当之无愧的导演和幕后黑手，也是最大利益——皇位的收获者。
赵普：操盘手之一，政变之夜，他将狂躁的将士们的力量收拢住，使一切都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他的收获是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后来能成为宰相就是在陈桥兵变时打下的基础。
赵光义：操盘手之一，他的收获是睦州防御使，这个职位并不高，不过这只是开始的职位，后来赵光义步步高升，最后不明不白地当了皇帝。陈桥兵变中，他表现得很是积极，对照后来的事情分析，赵光义当时的积极很是可疑，兄弟友爱的成分占多大比例值得怀疑。
石守信等一班武将：他们是陈桥兵变的主力，这些人求仁得仁，每个人得偿夙愿，升官发财不等。
参与政变的士兵：这些人是政变的基础力量，史书记载赵匡胤登基后赐内外百官军士爵赏，以他们的功劳，所得应该颇为丰厚。
丞相：范质和王溥当然不倾向于政变的一方，当初仓促出兵的决定帮了赵匡胤的大忙，不过那是无心之失。当得知叛军进城的消息时，两人纵有回天之心，也无回天之力。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两人继续担任了四年宰相，至乾德二年（964年）同日罢相。不过赵匡胤对他们还是蛮照顾的。
太后和柴宗训：他们是利益的损失者，这对孤儿寡母在政变中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由昔日的臣子变成了今日的主上。这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应该是令人终身难忘的。虽然赵匡胤没有为难这对母子，还派人好好照顾柴宗训，柴宗训还是于开宝六年（973年）死在房州，年仅二十一岁，应该是忧伤、愤懑过度导致。符太后则直到宋太宗的时候才去世。
赵匡胤谋朝篡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后世有人便为他百般遮掩，拼命开脱，仿佛所有的事情赵匡胤事前完全不知情，连皇帝都是别人逼他做的。这其中就有大文学家苏轼。也有些人拼命证明赵匡胤是陈桥兵变的幕后主使者，仿佛跟赵匡胤有仇一般，反正是证据越多越好，也不管能不能讲得通，统统拿来扣在赵匡胤头上。
例如，他们便找出了这样一个证据来证明赵匡胤完全是早有预谋。我们前面也提过，赵匡胤政变成功，就要进行禅位典礼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忙乱之中，竟然忘记准备禅位的重要道具——禅位诏书。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翰林学士陶谷从自己的袖子里掏出一份诏书来，说道：“已经准备好了。”由此禅位典礼才正常进行下去。认定赵匡胤是所有事情的背后主使者的人就说了，这个陶谷竟然事先准备好了禅位诏书，可见定是出于赵匡胤的事先安排，否则诏书何来？这份诏书当然是事先准备好的，这点没有疑问。不过，何以这份诏书会在陶谷的袖子里，而且陶谷要在大家发现没有禅位诏书的时候才拿出诏书呢？其实赵匡胤压根就不必事先安排陶谷写好禅位诏书，他只要指使某个手下不显山不露水地在适当时候提醒范质、王溥需要准备禅位诏书就行了，根本没必要让陶谷在这种惹人怀疑的时刻拿出来。因此，这份诏书根本就是陶谷私下里自己偷偷准备的，以图邀功请赏，所以这份自制的诏书一直装在陶谷的袖子里，直到大家发现忘记准备禅位诏书的时候，陶谷知道自己这次押宝押对了，这才拿出这份自制诏书，得意洋洋地说：“已成矣。”
不过，陶谷这次虽然押宝押对了，却没有得到赵匡胤的赏识和重用，相反，赵匡胤很是看不上陶谷这种投机行为，《涑水记闻》记载：“太祖由是薄其为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赵匡胤没有指使陶谷事先做好禅位诏书的证据。
除了得出上面的结论，“太祖由是薄其为人”反映出了赵匡胤的一种内心重要想法。对那些抢着向自己示好的软骨头和投机分子，赵匡胤不但不觉得高兴，反倒十分厌憎，对那些坚贞之臣却是十分欣赏，哪怕这些人曾经对抗过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想法很值得玩味。是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我们时刻不要忘了赵匡胤这一类人的身份，他们的政治家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要充分考虑政治利益的得失。历代皇帝都有一种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理论：我可以造反，你们不可以造反；我有胡作非为的权力，你们就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皇帝都喜欢忠臣，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人用着放心，可以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对于那些心思灵活、见风使舵的狡诈之徒，皇帝当然也会量才使用，不会弃之不顾，因为这种人是有用处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要比那些忠臣更会揣摩主上的心思，很多忠臣办不成的事情，他们能办成，而且办事效率也要高得多。但是，有一样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防范这种人背叛。在忠诚问题上，奸臣当然是比不上忠臣了。所谓忠臣，就是忠于君主，为君主效忠的官吏，他们不管皇帝做得对不对，不管皇帝对不对得起臣下和子民，这种人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皇帝，哪怕皇帝让他们去死，他们也毫无怨言。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皇帝们特别喜欢用那些奸臣做那些通过正常手段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对忠臣则往往委以艰难重任，例如托孤之类的事情。这也就是赵匡胤很欣赏范质而不太喜欢王溥，也看不起陶谷的原因。
这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生长出来的特有现象，皇帝从来不拿道德来要求自己，却总是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诱导臣民，要这些臣民时刻尽忠职守，虚伪至极，也可笑至极。
凡是有专制和不平等的地方，就会有类似的现象。例如，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在外面花天酒地，却要求女子恪守妇道，忠贞守节，哪怕饿死也要遵从男人出于自私目的制定出来的规矩。
再比如，父为子纲，父亲决定家中一切事情，可以体罚晚辈，国人还美其名曰孝道。不过就连一生致力于礼制和秩序的孔夫子都曾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话，嘴上说得好听，说是怕让父亲背上杀子的恶名，其实谁都知道还是怕挨打，所以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堂而皇之地逃走。孔夫子以及后来的人的虚伪我们且不去说它，只是父亲何以具有随便体罚儿子的权力？实话说，赵匡胤做得很够意思，不仅对拥立自己的部下们够意思，对其他朝中大臣也没有加以贬斥，甚至对小皇帝照顾得也不错。不过终究还是会有人不满意的。昭义（治所在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和淮南（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使李重进很快就起兵反对赵匡胤。
李筠是世宗手下的一员猛将，驻守北方边境达八年之久。赵匡胤变成宋太祖后，当然忘不了对他加以抚慰，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派使者前去赐封。李筠原想拒不接受，经过左右的劝谏才勉强同意。就在招待赵匡胤使者的宴席上，李筠大概是酒劲上涌，思前想后，不禁悲从中来，突然命人将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挂了出来，对着郭威的画像痛哭不已。李筠哭得痛快，他身边的人却吓坏了，赶紧替他跟使者打马虎眼：“醉酒失状，还请上使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敢在朝廷使者面前公然挂出前朝皇帝的画像，并痛哭不止，这么重要的情报使者不向赵匡胤汇报才怪呢。赵匡胤听后，也没有加以追究。北汉国主刘钧探知此事，见有机可乘，立时蠢蠢欲动，派人给李筠送来蜡书，策动他一同起兵。李筠还没有下定造反的决心，于是将蜡书上交朝廷，以示忠诚（当然也有可能是烟幕弹）。
李筠的长子李守节却不同意父亲起兵反宋，多次劝说李筠不果。李筠觉得儿子像只烦人的苍蝇一样，在耳边整天啰啰唆唆说个不停，烦心之下竟然起了杀机，效仿三国曹操杀祢衡之法，派李守节前往汴梁面见赵匡胤，企图借赵匡胤之手杀掉李守节。李筠的如意算盘打得是挺不错的，既可以除掉自己耳边这只苍蝇，免得他整天烦人，又可以败坏赵匡胤的名声，给他安个嗜杀的罪名，最后还可以此为借口，鼓动士卒反宋，好个一石三鸟之计。赵匡胤也是玩弄政治的老手了，又岂会上李筠的当？当他看到前来觐见的李守节后，马上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太子，你怎么来了？”简单的“太子”两个字，从太祖赵匡胤嘴里说出来却能将人压个粉身碎骨。李守节立时脑袋就大了，马上跪倒，叩头谢罪，说道：“陛下何出此言？这定是有人在跟陛下讲我父亲的坏话。”赵匡胤见已经镇住了李守节，满意地对他说：“我听说你曾多次劝谏你父亲，但是你父亲不听你的意见，所以这次派了你来见我，原是想借我之手杀你。你这就回去跟你父亲说，我没做皇帝的时候，你想做什么都随便，如今我已做了皇帝，你就不能让我一步么？”这番话说得相当有人情味，对李筠也是软语相求，不带皇帝的那种霸气。没想到，李筠从李守节那里得知这番话后，反认为赵匡胤软弱可欺，谋划更急。
四月，李筠起兵反宋，派人向北汉借师，随后攻占了泽州（今山西晋城）。北汉国主刘钧亲率人马前来助战，封李筠为西平王。北汉、后周原是仇国，李筠又见北汉兵力不过尔尔，心中颇为后悔。
李筠心念后周，去请求后周的敌国后汉出手，这种行为在道理上终究有说不过去的地方，有某某奸的嫌疑。刚刚举兵的时候，李筠对前景颇为乐观，相当自信地对自己的属下说：“我乃后周老将，与世宗情同兄弟，那些禁军士卒都是我的老部下，闻听我举兵为后周报仇，一定会应者云集，倒戈相随，赵匡胤这个跳梁小丑顷刻间就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你们放心，大事必成。”
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仗就不用打了，这句话已经基本决定了李筠失败的结局。李筠好歹也是一方节度使，竟然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全部希望寄托在禁军士卒的“深明大义”上，他不失败谁失败？电影《笑傲江湖》（李连杰和林青霞经典版）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原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遭属下东方不败暗算，被囚地牢，后机缘巧合之下，被令狐冲救出，任我行得以重见天日。任我行牢笼脱困，怒气勃发，随即下令属下光明左使向问天返回日月神教总坛黑木崖，向教众宣扬任我行已经重出江湖，要声讨叛徒。向问天却回答道：“我怕真相大白，也于事无补。”任我行觉得很是奇怪：“公道人心何在?!”向问天一句话道出了世间万事的本质，令人震惊也发人深省，“公道不在人心，是非在乎实力!”陈桥兵变后，有功者受赏，无功者无损，赵匡胤以金钱和权位稳定了所有人，这些人都把赵匡胤当作了财神爷，哪个肯去反他？当金钱和权位到手的时候，是非公道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果然不出意料，李筠举起大旗后，没有一个人前来响应。
赵匡胤接到消息后，立即命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北征，又命慕容延钊、王全斌出兵东路，汇合石守信、高怀德，一同进击李筠。赵匡胤随后亲征李筠。
李筠和后汉两相猜忌，根本不是大宋禁军的对手。石守信、高怀德很快就于泽州境内大破李筠军三万余人，擒获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李筠遁入泽州，据城固守。六月，宋军攻破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不久，李守节投降。李筠造反失败。
小皇帝柴宗训继位不久，李重进就受到赵匡胤的排挤，被派到扬州做淮南节度使，虽然仍旧兼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但是已经离开了朝廷的权力中心。赵匡胤即位后，立即解除了李重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务，由自己的童年好友韩令坤接任。李重进见柴家的花花江山一夜之间就转到了赵家名下，自己身在朝廷之外，无力回天，只好就坡下驴，主动提出入京朝见，希望能够打消赵匡胤对自己的猜忌。不料，赵匡胤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怕李重进来到京城会引起骚乱，竟然拒绝了李重进伸出的橄榄枝。李重进热脸贴了冷屁股，愈加忧惧。
李筠起兵的消息让李重进看到了一条出路，他马上派亲信翟守珣暗地北上与李筠联系，想约他一同反宋。李重进选择时机的眼光不错，选择亲信的眼光就差多了，翟守珣北上途中偷偷来到汴梁拜见了赵匡胤，将自己的主子卖给了赵匡胤。
赵匡胤当时正忙于征讨李筠，最怕的就是李筠和李重进两面夹击，自己顾此失彼。翟守珣的告密不啻于雪中送炭，赵匡胤重赏了翟守珣，让他返回扬州劝说李重进不要急着那么起兵。
翟守珣果然不辱使命，竟然说动李重进打消了立即起兵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