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1月1日
星期天。早上7点，来自地面的海上的新一轮轰炸又开始了。船厂的巨型起重机被炸飞，船坞也被炸沉了。
一枚炮弹掀掉了我们书院礼堂屋顶的一角，但却没有当场爆炸，而是继续飞行到马路上才爆炸，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女子学院里也落下了好几枚炮弹。其中的一枚炸毁了两间女子学生寝室，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恭亲王在我的建议下搬到了学校大楼的地下室。中午时分轰炸暂时停止了。但到了下午2点，轰炸复又恢复。我从屋子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数枚炮弹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落在南面的校舍庭院里爆炸。很快我就听见从阳台上传来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期间一直都有炮弹和弹片呼啸着飞驰而过，并不停地在附近——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爆炸。
我出门到学校去探望那里的人。在院落的一角有一个人躺在了血泊里，再往里还躺着一个人，看上去伤势很重。当我走到礼堂时，看到里面聚集了被惊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们。我让他们取来一副担架，把躺在屋檐下的伤员们抬进来。没有我在场，他们根本不知道做些什么，但至少他们还是听我的。幸运的是，两个伤员都被安全地转到了屋里，而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我回家给这些伤员取几瓶酒，在路旁的废墟里又发现一个人。他的脸上和手上被火灼烧得漆黑，挣扎着从废墟里爬出了半个身子，好不容易摸到了门槛，终于失去了知觉，静静地躺在那里。因为附近没有一副担架，所以我就让人卸下一扇门，然后把他放在门板上抬进了礼堂。但是当我回去取酒的时候，这个人还是死了。另一个伤员在废墟堆里就已被当场砸死了。整个庭院里到处都是鲜血、废墟和碎片。此时正是艰难时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可以给我们带来美好前景并对此引以为豪（今天的圣经格言）。
不久，又有一枚炮弹穿透了住宅的屋顶侵入到楼上的房间里，而我几分钟前还站在那里观察屋外的情况。房间里的一些物件砸得稀烂，其他残存的也都被震了个底朝天。整个屋子里弥漫着火药的硝烟，所以看上去好像屋子刚刚着了火似的。当我们准备灭火时，才幸运地发现原来屋子根本没有着火。屋顶只留下一个很小的窟窿。只是屋子里面的木板墙被砸倒了。炮弹还完好地躺在地板下面，没有穿透它掉到楼下的房间里。周围到处散布着铅弹。花园里也落下了好几枚炮弹。有一回我还目睹了图书馆被炮弹击中，甚至相信自己看到了半遮盖的屋顶被炸毁的场景。但是当我走过去仔细观察时，才发现炮弹是紧贴着图书馆在它的后面爆炸，所以图书馆只有一面墙壁被溅上了黏土和苦味酸，但屋顶安然无恙，只有几块瓦片被震碎了。
从现在起，我们屋里的电话和电灯都断了。晚上又去了一趟警察局办理死者的安葬事宜。医院里也有一个伤员死去了。我们获得了安葬许可，前提是要有适合安葬的空地，但警察局没有闲余的人力，所以一切都得由我们自己操办。
半夜里电话突然响起来，原来是我的电话线和一家政府机构的电话线串到了一起。在我的询问下，我得知一场风暴袭击了4号和5号堡垒。
1914年11月2日
今天过得相对比较平静。我走访了一些中国老朋友，给他们一些慰藉。因为女子学校的主教学楼也被一枚炮弹击中，这让恭亲王很是不安。这时候他还在打算逃离青岛，显然是行不通了。我找到他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毕竟这里没有人受伤。他最终还是在张勋的一所尚未完工的住宅里找到了一处藏身之地。
他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搬了出来。我通过向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两辆汽车的何星柯为恭亲王和他的家人设法搞来了一辆汽车。但是恭亲王的这次搬家却不是很顺利，因为他的新住所周围区域在以后几天里都遭到了猛烈的轰炸，反倒是女子学校在此期间没有再被轰炸过，所以他再一次被吓得提心吊胆。最后他还是服用了最有效的安眠药，然后躺到床上，幸运地在日本人的包围圈里劫后余生。住在兵营后面西山上的周书涛的管家老卫却表现得很从容。“一切都有定数。”所以他没有搬走，而是待在了屋里，结果他的屋子毫发无损，而被他的邻居吴乃安抛弃的住宅却被炸成了一堆废墟。另一个住在附近的管家也一直待在屋里，手里捧着一本《孟子》阅读，当中有一枚炸弹砸穿了屋顶掉在他的身旁，却没有爆炸。他只是用手摸了一下这个铁家伙，说了一句：“这个东西倒是烫得很。”然后又继续埋头看书。
在医院里我得知将要在西山上部署一个炮兵连。从大鲍岛来了一些人，坚持要求我们搬家。于是我把这里的人分成了几组：所有的伤员，包括一部分已经安置到书院的伤员，必须全部安置到医院里去；护士和护工可以在医院新大楼的地下室里找到安全的住处。红十字会的人员将被安置在书院和周围住宅最安全的房间里。但如果有人宁愿自己出动找住所，我们也不强留。史德诚、吴传申和刘毕宝三人下定决心，把个人的生死交给上帝安排，并带着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站在了我的一边。他们也是唯一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产生过动摇的人。在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必须离开，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之前，我情愿留下来。仅仅通过改换地点来寻求安全和企盼获得拯救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1914年11月3日
夜里刮起了强劲的南风，夹裹着瓢泼大雨。“伊丽莎白皇后”号被自行凿沉了。白天风向转成了北风，把深秋里残余的彩色树叶全部刮跑了。
西山上的炮兵连又一次外出行动。士兵们开始在上海路上修建掩体。在日本人向发电厂开始新一轮的轰炸当中，我步行前往俾斯麦兵营，打算当面再一次向总督先生恳请将炮兵连撤走，因为它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我们的医院和设立在霍夫特府第的野战医院的安全。此前我已经书面向总督先生提出了这个请求。
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我终于被带到了水泥拱顶地下室的楼层底处。这里到处都有电力照明。但是当我到达的时候，电力照明设备偏偏突然出了故障。电力厂在战争期间已经被炸毁了。总督先生的两鬓花白得很厉害，看上去很令人担心。他告诉我，撤除炮兵连的命令会立即传达下去。但愿上帝不要忘记他！他的处境肯定很不容易。
下午索伊弗特先生又过来了一趟，向我们讲述了他这几天的经历。尽管日本人发动了猛烈的轰炸，但伤亡人数很少，这简直是个奇迹。对城市轰炸的结果同样如此。特别走运的是，日本人的炮弹里有非常多的哑弹。因此，轰炸的杀伤力也相应地大打折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青岛城区的居民没有一个人在这次轰炸中阵亡。单单在我们的地皮上就找到了许多没有引爆的炸弹，它们一旦爆炸，足以彻底摧毁我们整栋建筑。有一枚15厘米长的炸弹就紧挨着躺在屋子的后面，另一枚在图书馆旁，许久以后才被发现，还有一枚藏到了花园的围墙下面，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此外还发现了许多枚炸弹。有一枚炸弹穿透了新学生宿舍的墙壁，扯掉了正躺在床上的一名红十字会护工的辫子，然后又穿过屋门飞了出去，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来自台东镇的消息称，那里的住宅都遭到了洗劫，好在住户们早就撤离了。
1914年11月4日
来自北方的风暴袭击了青岛。早餐的时候我看到面前摆放着一个鸡蛋，这是母鸡昨天刚下的蛋，也是我在被围困期间吃过的唯一一个鸡蛋。
天主教会蒙受了重大损失。它的四名女护士受了伤，所幸伤势不是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