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句新解”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实行礼呢？”
所谓礼，就是高低贵贱有等级之分，长幼上下有辈分之别，贫富尊卑也都各有相应的规定。德行必须与其职位相称，职位必须与其俸禄相称，俸禄必须与其政绩相称。对士大夫以上的公卿贵族，要用礼仪规范来约束其行为；对于平民百姓，则要用刑法制度来统治他们。丈量土地以分封诸侯，计算收益以养育百姓，根据人力而安排事务。要让众人胜任自己的工作，工作要有成效，要能够满足百姓的基本需求，吃饭穿衣等各种生活费用要收支相抵，还要按时贮藏一些富余的粮食财物，这才是符合礼仪制度的做法。上至天子，下到百姓，大小事情都可以此类推。所谓“朝廷中没有无功受禄之辈，百姓中没有不务正业之徒”，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威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才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孔子还特别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语言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出于政治的需要，《诗经》往往被断章取义，比附上许多道德观念。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自己要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春秋时期，秦穆公不小心把自己的一匹宝马弄丢了。那匹宝马跑到一个村庄后，被村民们抓住，但这些村民并不知道这是国君的宝马，便把它给杀了，然后把马肉分给全村人。不久，官差就发现了是那帮村民把秦穆公的宝马给吃了，于是就把全村的村民都抓起来。秦穆公知道后说：“放了他们吧，怎么能够为了一匹马而去杀人呢？”不仅如此，还送来好酒给他们喝，并说：“吃了好马的肉，必须喝好酒。”村民们都很感激他，并牢牢记住了他的恩德。后来，晋国攻打秦国，秦穆公被晋国的军队团团围住。就在这危急的时刻，那些当初受过秦穆公恩惠的村民，自动自发地组成敢死队，他们冲进了晋国军队的包围圈，勇猛地杀敌，最后不但把秦穆公给救出来，还顺手把晋国的国王也给俘虏了。
战国时，齐宣王召见了一位叫颜躅的名士，颜躅刚上殿来，齐宣王就傲慢地说：“躅，走到我面前来！”颜躅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的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颜躅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君子。”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的，甚至会把驾马者摔下来。”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明白你的意思呢？”
但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从孔子与卫文子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说的是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儒家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我们会发现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
要修正礼义以整饬朝廷，一统君臣；严肃法纪治理文武百官，一统政务；政事公平以裕民惠民，一统百姓。这样，君民同心同德，上下齐心协力，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兴盛。
在孟子礼学中，它体现出的革命性还在于它对人的理性、感情相同一方面的强调。传统礼乐文化中，“乐统同，礼辨异”固然强调了乐在调节情感方面具有相“同”的一面，但在礼制上，却坚守权势者对“乐”的独占性。孔子对八佾舞于庭的愤慨之情，正是基于对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的礼乐分际的强调；在权势者面前，孟子则有意避开礼制问题，单纯从人心所同的视角出发，张口便强调一个“同”。当齐宣王称自己“好乐”时，孟子已不汲汲于乐制的考察，而重在强调乐的本质，“乐者乐也”要求“王与百姓同乐”。不仅在乐方面如此，对其他的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同样，好田猎，也该与民共享，“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这种对“与民同之”的强调，正是从人具有相同的心理感受的观点出发，在客观上对礼强调的差异、强调等级起到了破坏作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强调“同”，强调礼乐消费的人民性内容，也可以说是挽救礼崩乐坏局面的一种方案，因为它注重百姓的利益，是从更本质的层面回归了礼。
古代的禹、皋陶等君王，他们还经常放下君王架子，亲自访问贤人，虚心听取意见，以礼接待宾客，救济贫穷的人……
裕民富国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中心内容。荀子在总结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裕民以政”的政治主张，这是对儒家裕民富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荀子看到了人民富裕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内在联系，强调必须营造宽松的经济环境，执行强硬的吏治措施，并通过制定和实施富民政策让百姓得到实惠，藏富于民，比如征收农业税要轻，关卡、集市免征赋税，控制商人的数量，尽量不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要耽误农时等等，都是荀子所设想的富民政策。荀子的这一主张客观上保护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体现了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裕民以政”的政治主张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奸邪之人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君主不尊崇、不推行礼义。制定礼义的目的，就是禁止人们为非作歹。当今之君主不尊崇、不推行礼义，百姓自然就会背信弃义、趋附奸邪，这就是奸邪之人兴起的原因所在。况且，君主是臣民的表率，臣民附和追随君主就如同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一样，因而君主不能不遵循礼义。对内可以调节个人的情感欲望，对外可以协调万事万物；对上可以让君主无忧，对下可以协调民众。调节内外上下，使之和谐融洽，这就是礼义的本质。因而，治理天下，礼义是根本，其次是诚信。夏禹、商汤正是以礼义为本，取信于民，而使天下大治；夏桀、商纣则弃义背信而致天下大乱。所以，君主必须慎重地对待礼义、诚信，这是做君主的根本。
礼是一个社会“分”、“别”的原则，礼的产生就是为了止争平乱，即解决争和乱的“度量分界”，也就是严格划清尊卑、贵贱、长幼、上下、贫富的界限，确立不可逾越的等级秩序，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由此实现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
礼不仅是“正身”的标准，更是“正国”的标准，就像用秤来量轻重、用墨线来正曲直、用矩尺圆规来匡方圆一样，人循此标准而行即可“不逾矩”，国循此标准而治即可秩序井然。礼是治国的原则和纲领，作用就在于提供治国的标准或规则。
国家没有礼，就不可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最终必将陷入混乱，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