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道是无情却有情
我从小就听说，“国民党的税多，八路军的会多”。学历史课，政治课，也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老师讲过，抗捐抗税，往往是农民起义的一条缘由和要求，喏，“迎闯王，不纳粮”，又是民歌又是口号。这当然是旧社会的事啦。外国人也把税官与魔鬼并列嘛。
自古以来，不论士农工商，谁欢迎税官上门，从你口袋里往外掏钱呢？那么，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税务官员该怎么当？
群众为什么不同情“大盖帽”？头顶着国徽也视而不见吗？果洪臣同志说：这一架可没白打呀，打出了许多想法……
1987年7月，四个满嘴喷着酒气的壮小伙子晃着肩膀大摇大摆地走进一洞桥农贸市场。他们都是“两劳”（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到这里找便宜来啦。他们东游西逛，尝点儿这个，摸点儿那个，最后来到了卖眼镜的浙江个体商贩的摊档前面，每人挑选一副价值百元的变色眼镜，拿了就走。
卖眼镜的摊主大喊：“你们没给钱呐！”
“给钱？”小伙子们笑了起来，“爷儿们瞧得起你才拿哩！”
四个小伙子全是关东壮汉，本地人。那浙江商贩个头瘦小，虽然抄起了扁担可也不是对手呀，只有嚷的份儿。
这时跑过来另一位关东大汉，身高一米八十开外，虎背熊腰，三十郎当岁，身着税官制服，头戴大盖帽，大喝一声：“把东西放下！敢在市场明抢明夺呀？”
他就是本溪市一洞桥税务所的所长、共产党员果洪臣。
四个小伙子并不把赤手空拳的果洪臣放在眼里，反而逞强耍横，骂骂咧咧。
“你少跟爷儿们来这一套！”
“收税的，这不关你的事儿！”
“你管不着！”
他们一边骂，拿着眼镜就要跑。
果洪臣将他们拦住：“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无法无天，明夺明抢，谁都有权力管！这事我管定啦，你们跑不了！”
一人抓不住四个，果洪臣拽住其中一个不放。那三个反而打了回来。浙江商贩也参加了“战斗”。
我无须仔细描绘这场30分钟的“全武行”打斗。但这场景实在令人心寒：市场里的围观者不下数十人，其中不乏年轻力壮的汉子，却没有一个上前帮助“大盖帽”的。他们非但不同情执法人员，有的还喝倒彩。
此时赶来几位税务官却也制服不了四个歹徒呀，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幸而这时又来了一位“大盖帽”——到农贸市场买菜的解放军，见此情景，跳进圈子，三下五除二就将两名歹徒“放”倒在地，原来他会擒拿术。此时刑警大队的同志们也赶到了，将逃窜的另一名歹徒抓获。
四名凶恶的歹徒全戴上手铐押走了。果洪臣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想了很多，很多。
他告诉我，在这之前，税务干部依法征税时，也多次发生挨骂挨打的事情，仅本溪市平山区税务分局就有十几位同志被商贩打伤。“纳税是公民的义务，写进宪法里的。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是四化建设的资金。这些大道理没人反对，我们每次征税都拿着电嗽叭向群众不厌其详地宣传讲解，这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可是，光讲道理还不行！”
就说抓那四个抢变色眼镜的歹徒吧。有人认为，这不是税务所长份内之事，可果洪臣说，社会是个整体，农贸市场也是个有机的小社会，要管理好这个市场，虽然有工商、公安、税务等专业分工，却不能“各扫门前雪”。即令我不是这里的税务所长，看见了歹徒哄抢商贩，也要挺身而出，维护群众利益嘛嘛！
这件事的结局很有启发性。一洞桥农贸市场共有十几户浙江来的卖眼镜的摊贩，过去纳税拖拖拉拉，还想尽办法少报营业额以压低税金。这次亲眼见到果所长奋不顾身的与歹徒搏斗，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才认识到自己也应该依法纳税。他们主动找到税务所来，作了自我批评，并且自动提出将每月30元的税金提高为60元，保证按时缴齐。
本溪的一洞桥，出名靠了税务所。它是国库的毛细血管，小额征税，涓滴细无声。然而他们的先进经验远远超出了财税系统的专业范围。
来辽宁省采访之前，我便听说本溪市平山区一洞桥税务所是全国财税系统的先进集体。第二任所长果洪臣同志是辽宁省劳动模范，本溪市优秀共产党员，被誉为“铁税官”。
我还从两份报刊上看到，一洞桥农贸市场是本溪市“最大最繁华”的，有一个“农贸交易大厅”，一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待到平山区税务分局马永强局长领我走进一洞桥农贸市场时，却发现这里并不大。占地面积总共不超过七千平方米，设在一条流入太子河的暗沟（污水渠）顶盖上。所谓的“大厅”只是个钢架塑料大棚。纳税的坐商（摊贩）共360户。露天的批发市场是一长条空地，登记的行商（批发户）564个，但他们并不“蹲”在这里，大多是流动的。此外还有一些库房，货堆，饭馆和几十辆行商雇用的三轮货车。谈不上“繁华”，经营的鱼肉果菜品种也不多。
一洞桥税务所就更小了，三间小平房，挤在路边，没有食堂，没有厕所，总共12名税务官员，两头贪黑，以所为家，自己带饭，所里倒是有个小茶炉。说是税务官，这个所只是股级编制。就是全国税务系统数以万计的基层单位之一，是国库的一条毛细血管。
大江南北的农贸市场我也见得多了，比较而言，这里确实不大也不繁华。这么一个规模，怎样做出了不同凡响的成绩呢？
马永强局长告诉我，1983年建立一洞桥税务所的时候，只配备6名税务干部，连这三间小平房也没有，买了个破车库权作办公室。局里最初的设想，根据一洞桥农贸市场的经营规模，一年能征收5万元税款也就不错了，向那些小商贩三元五元的征税敛钱，要凑成个大数目谈何容易呀。
然而，1983年共征税款10万元。1984年13万元。1985年果洪臣走马上任当所长，征税额居然翻了一番，高达27万元，这已经是分局领导预计税款的5倍了，还能更上一层楼吗？果洪臣施展出全身解数，带领全所同志创造出一条又一条先进经验，1986年征税52万元，几乎又翻一番。此事引起各级领导的思考，认真研究他们的经验，帮助总结提高，给予大力支持，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一洞桥税务所出了名，更不辜负领导的期望，1987年征税85万元。有些人对果洪臣的经验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告了他“十大罪状”，监委也出面调查了，一桩桩地推倒那些不实之词，保护了果洪臣的事业心和开拓精神，1988年他们再创奇迹，征税119万元！这年2月，转业军人陈福林被分配到一洞桥税务所任指导员，8月，果洪臣调北京学习，陈福林接任所长，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989年征税达到171.5万元，竟然是分局领导最初预计金额的34倍！连国家税务局金鑫局长也兴奋地对陈福林说：“增长这么快，太好了！说说，你们是怎么搞的？”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带着这个问题飞到辽宁。在省税务局，向郑局长请教；到市局，听王局长指点；到分局，由马局长领路；来到一洞桥税务所，见到的却是第四任所长张永泉。他们异口同声、如数家珍般的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1984年，区委就开始注意一洞桥税务所了。这是“无意”中的发现——财政局长有早、晚外出散步的习惯，每天清晨吃早饭之前，以及吃过晚饭之后，他散步来到一洞桥农贸市场的时候，总能看到果洪臣他们在“业余征税”。
财政局长将这“无意”中的发现报告区委。区委领导也亲自到一洞桥察看了几遍。领导者的喜悦，非笔墨所能形容。总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领导者对每一行的“尖子”都会倾注心血来灌溉和培植的。
那么，果洪臣他们究竟是怎样开展“业余征税”的呢？
我们不是经常埋怨国营商店开门晚、关门早吗？同时又夸奖私营和个体商贩服务态度好，两头贪黑笑脸相迎。是啊，这就叫做“商人无利不起早”。一洞桥农贸市场的个体户就起得很早。特别是那批发市场，整车皮、整卡车的瓜果菜蔬，24小时之内随时到货。有些长途贩运的“倒爷”还成心钻税务所的空子，偏偏赶在你下班之后，半夜批发、转手；等你上班时，他已驾车“逃税”而去。
于是，果洪臣他们自动开展了“八小时以外”的“业余征税”。夏季早晨5时（春秋6时），税官们就跟小商小贩一道“出早行”；晚上，你不收摊儿，我也不下班。果菜上市的旺季，果洪臣他们还通宵“蹲”班，特意卡住半夜逃税的倒爷。至于星期天、节假日，哈，那是农贸市场购销两旺的黄金时间，税官怎么能休息呢？果洪臣、陈福林、李玉兰、张永泉这些年轻人虽然当所长的时间五年、两年、一年不等，却是只有带病带伤坚持工作的时候，而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法定节假日。据统计，仅1989年，一洞桥税务所就“业余征税”38.7万元，占收税总数的22.5%。也就是说，五分之一强的税款是从“八小时以外”捕捉回来的——这也是我找到的第一个答案，否则，他们征税金额连年剧增的谜底在哪儿呢？
1989年，全所12位税官平均每人“业余征税”656小时（相当加班82天），这还不包括路途上的时间。21岁的女税官邹吉军，家住后湖，平时上班要倒三次车，“出早行”时连头班公共汽车也没开呐，只好凌晨3点多起床，步行一个半小时赶到。天黑路远，只好由老爸爸或者“阿黑”送她一程。“阿黑”是她养的一只狗。赶上加夜班，深夜11点，末班车又没了，果洪臣这些当所长的关东大汉自然要担当“保镖”护送姑娘回家。税务所管钱理帐需要细心的女税官，因此这儿还有一位25岁的新娘子杨秀娟，深夜下班更得严密“护航”啦。再就是女副所长李玉兰，除了所长，她比谁都来得早，生起茶炉为大家烧水热饭，深夜下班也得有人送吧。因为，这三位身材单薄的女同志同样是铁面无私的税官，对待不法商贩毫不通融，拒绝贿赂，顶住人情，征税罚款，“得罪”过不少“钉子户”和“痞子户”，早就有人扬言要进行报复，甚至有的歹徒跟踪到李玉兰家门口。
果洪臣说，税务干部遍及全国，各行各业，各类工商企业都有我们的税务专管员，因此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国营，二集体，酸甜苦辣管个体”——管理农贸市场的个体商贩是最费时间、最分散和难度最大的。
我明白啦，“业余征税”，写在纸上、印在文件上，不过是四个汉字而已；真正把这项活动开展起来，像一洞桥税务所那样坚持七八年而毫不懈怠，他们又要牺牲多少次与家人团聚、与情侣约会的幸福时机呀。
有人说果洪臣是铁税官，铁老虎。铁，当然好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令人钦佩。但我看他更是个与群众血肉相连的服务型、开拓型干部。
财税部门有个专业术语“支帮促”，历来是扶植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工商企业的手段。果洪臣大胆设想：能不能改变“收死税”的工作方式，对一洞桥的个体商贩也“支帮促”呢？
果洪臣的这个建议在税务所乃至支委会（他们与平山分局是一个党支部）内部引起了激烈辩论：一洞桥农贸市场的个体商贩成分复杂，既有唯利是图的二道贩子，又有“两劳”释放人员，属于不三不四的人，税务所怎么可以为这种人服务呢？果洪臣你可不要犯立场错误呀。
果洪臣也坦率地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想法：本溪是个山城，副食品供应历来比较短缺，扶植个体商贩，解决好本市上百万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何错之有？
至于“两劳”刑满释放人员、失足青年、待业青年，他们同样拥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处处加以排斥，“没有正道走邪路”，那样对谁有利呢？
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争论也可继续进行。在上级和党组织的支持下，果洪臣他们开始用行动和实践来“说话”了。
市场缺活鱼。一位养鱼专业户主动到一洞桥联系。果洪臣征得工商局同意，便拨给水槽，在农贸市场建立了永久性鱼摊。他们的活鱼售价比死鱼还便宜，不但平抑了鱼价，养鱼专业户也发了财，不再使用毛驴车，而是购置了“两截美”（客货两截的汽车）按时运送活鱼上市。
一位养鸡专业户来推销鲜蛋，问所长：收税的政策变不变？果洪臣告诉他：不变。对于肉禽鱼蛋这些农副产品，省税务局规定，只收5%的产品税，不再加税。专业户心中有了底，几年来不断扩大经营，饲养蛋鸡数由两千只增至八千只。也买了“两截美”天天运送鲜蛋上市，不再用手扶拖拉机了。有时鲜蛋多了，农贸市场销不完，果洪臣还负责介绍他送到本溪钢铁厂等大企业的食堂去。专业户十分感激，要给税务所送鲜蛋。果洪臣笑着说：我们从来不收礼，要感谢就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好政策吧！
一位养牛专业户饲养100头肉牛，赚了钱也不敢多养牛，怕提税，怕经营规模大了挨“削”。果洪臣为保证牛肉货源，亲自找到他家去宣传税收政策，讲明一头肉牛只征收18元屠宰税，还在农贸市场为他提供卖肉的摊位“肉床”这位农民打消了顾虑，几年来一直在一洞桥出售鲜牛肉，家中饲养的肉牛也发展到300多头。
1987年春节时间，黄瓜卖到2元一斤，市民喊贵，黄瓜还供应不上。果洪臣他们便走出去组织货源，从60公里以外的辽阳市小屯乡找到了许多瓜菜专业户——他们也正发愁没有销路哩。
“为啥不运到本溪去卖呢？”果洪臣问。
“不敢去呀！万一卖不动，鲜瓜嫩菜的，一夜就冻成冰棍儿啦。”菜农们回答。
“去吧！我给你们解决暖库，给你们就近安排吃住的地方，保你销售方便。”
两个巴掌一拍即合，当晚就运来了四汽车鲜嫩的黄瓜，存入一洞桥农贸市场的暖库。早晨批发给坐商小贩，每斤一元，做到了菜农、坐商、市民三高兴。此后，小屯乡的鲜菜大都运销一洞桥农贸市场。
谈到这里我笑着问果洪臣：“组织货源，好像是副食品商业局或者工商局的事儿吧？”
他也笑了：“为人民服务，分工不分家。再说，没有货源，从哪儿来的税源呢？我们要增加征税金额，就必须扩大税源。多绕这么一个弯儿，无非是多受点儿累吧，我能说服税务所的全体同志，把这看作份内之事。”
上面举的几个例子，虽然也是为个体户服务，但他们毕竟还是正儿八经的农民，因此非议不多，阻力不大。下面的例子可就不同啦。
个体行商杨某，原是工人，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去广州长途贩运香蕉，借资4.2万元，11月份发回来一车皮7万斤香蕉，由于缺少经验，内捂外冻，全都霉烂了！杨某抱着妻儿大哭，恸不欲生。
有人说：杨某人心术不正，好端端的工人不当，想当暴发户，赔了活该。退一步说，长途贩运本身就有风险，赔了赚了，跟税务所何干？果所长你的手别伸那么长……
果洪臣是个热血青年，他说：“我不能见死不救！无论如何，他也是咱一洞桥办了营业执照的合法业户，怎么能说跟咱们没关系呢？个体商贩往往就是从咱们‘大盖帽’的实际行动上来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的！”
果洪臣找到杨某家里，劝他往开想，先把烂香蕉从货车上卸掉（压车一天要收100元占车费），振作精神，相信党的政策，重新干。
这“重新干”并不容易呀。果洪臣先稳住杨某的情绪：说服债主们别逼债，“不要雪上加霜，逼死了人还不是落得个无头债么！”然后他又给广州水果公司的陈经理写信，说明原委，请他们给杨某再发运一车皮香蕉来本溪，就算破格帮助吧，“先发货后交款”。原来，果洪臣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国25个省市的信息网，经常互通情报，介绍生意，彼此帮助，建立了友谊和信任。广州的陈经理是信任果洪臣的，见信后亲自押送7万斤香蕉到火车站，还在车厢上加盖了棉被苫布以防冻。前前后后，20天，杨某的第二车皮香蕉完好无损地运到了。本溪这个购买力相当强的山城并非不缺香蕉呀，杨某这次“重新干”，盈利一万余元。果洪臣帮人帮到底，根据政策，对杨某这位亏损过4.2万元的业户予以免税照顾。
生意，这个词也是很美好的。个体户杨某有了活路，生意继续做下去，全家欢天喜地。等第四车香蕉运到一洞桥农贸市场的时候，杨某便主动到税务所纳税来了。
杨某淌着热泪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欠的债全还清了还有盈余，今生今世也要当个自觉的纳税户。果所长救了我全家人的命，可是你们谁也不肯吃我一只香蕉啊！”
至于能不能帮助“痞子户”？请看下面这个实例。
行商吴某是曾经劳改8年的刑满释放人员，一洞桥农贸市场出了名的“痞子户”。此人偷税逃税，罚款时还耍无赖，开口闭口“我三进三出（公安局），什么也不怕！”税官们最讨厌这种没皮没脸的人。
1987年7月，吴某伙同行商赵某从新疆一次就运来15车皮西瓜，进价7分钱一斤，由于各地运来本溪的西瓜太多了，结果9分钱一斤也卖不出去。吴、赵二人急了，跑来求果洪臣。
果洪臣一面叫吴赵二人就地降价销售；一面通过信息网打听外地行情。很快得知大连缺瓜，市价2角2分一斤。果洪臣出面要来四节车皮，连夜将部分西瓜转运大连。第二天就接到吴某从大连打来的长途电话：“果所长！西瓜两毛钱一斤，全都批发出去了。我赚钱啦！咱们一洞桥不是缺苹果吗？我不会空着手回来……”
吴某又从盖县运回来一万斤苹果。两项共赚9千元。他拎着一大提包现钞来到税务所，感慨地说：“果所长，你收税吧！钱全在这儿，你收多少我都心甘情愿。”
果洪臣笑了：“我们是依法征税，公开办税。看看墙上的表格，你自己也能算明白。”
结果，税务所毫不客气，不多不少，西瓜和苹果两项共征税5千元。
有趣的是，吴某也学会了“征税”。一次沈阳行商运来一万斤白梨，半夜到货，7角钱一斤，吴某出7000元买下了，但他只给人家6650元，说：“按国家规定，你应该交纳5%的税。”早晨，吴某果然将这“代扣”的350元税款主动交给了税务所。他再卖梨时，8角钱一斤，又主动交了他自己应纳的400元税金。
“痞子户”的帽子摘掉了，吴某从此变成了守法纳税户。这种例子在一洞桥多得很。行商也罢，坐商也罢，他们常说“生意不在税”。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了几户商贩，回答是：生意好坏，靠党的政策，靠消息灵通，靠吃苦耐劳，靠货色（质量）好，靠服务态度，靠信用，靠守法！决不能靠偷漏税款去发横财——那种昧心钱要不得，一坑国家，二害自己。正派商人不搞那一套。
在个体商贩当中建立这种共识，实在是一项基本功，难能可贵呀。据统计，果洪臣他们通过宣传税法，给专业户“送政策”，提供农贸信息和销售方便，变单纯“征管”为综合服务，8年来为一洞桥农贸市场共发展稳定的专业户170余家。不仅扩充了货源，而且发展了税源。
由原先的监督型转变为服务型，从而连年增加征税金额——用他们的话来说，不是“杀鸡取蛋”，而是“养鸡下蛋”，这也是我得到的第二个谜底答案。
人们常说，站得高才看得远。最基层的税官也看得远吗？通过对果洪臣的采访，我发现，热血男儿的的怀越宽广，器量越大，他看问题的视野也就越开阔。
果洪臣在征税时结下了个“仇人”李某。那是1983的事：李某在一洞桥非法经营，被果洪臣没收了一批货物（20条裤子）。这事儿不大，但李某却怀恨在心，看得很重。据他自己说，主要因为他那时候太穷，太困难了，以致三年之后还耿耿于怀。
1987年春天，果洪臣到一家小旅店找人。店主马老汉愁眉不展地说：“果所长你也帮我解决个难题儿吧！我这儿拣了个孩子，可我又养不起……”
原来，这家小旅店经常住着许多个体商贩。其中一个姓李的，因为偷了工程队的器材，被依法逮捕，判刑5年。
19年前，李某18岁的时候与一些知识青年在本溪县泉水乡插队劳动。某中有一位很漂亮的女学生，号称“本溪一枝花”的与李某相爱了，二人没结婚就同居，生了个儿子，起名李野。后来，女方回城（沈阳），与别人结婚，断了关系，李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与一切亲戚断绝来往，带着儿子来到本溪市，打零工，做小贩，偷东西。性格变得冷漠古怪。但有一点，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小李野，又当爹又当妈，父子情深超乎寻常。
可是入狱服刑，李某再也顾不了儿子啦。他把14岁的儿子留在了旅店，无依无靠，吃穿无着，店主要轰他走，这孩子便跪下磕头，苦苦哀求……马老汉说，我不忍再轰他啦。你看看，这个小李野瘦得皮包骨头，流落街头，不是冻饿而死，也会学坏了当小偷。
果洪臣说：“马老汉，咱们共同帮助小李野吧，决不能轰出去不管！”
他对税务所的同志们讲了李野的遭遇。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孩子，七嘴八舌，“咱们凑点儿钱给他做小买卖吧，教这孩子自食其力，还住在马老汉店里。”
果洪臣拿出20元，全所一共捐款百余元，在税务所门前设了个卖香蕉的小摊儿，还给小李野理发、洗澡、换上一身新衣裳。大家带饭，分给他吃。小李野哭了，拉着副所长李玉兰叫李姨，说他从小没尝过母爱的滋味，今天在税务所尝到了。
李野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叫卖香蕉嘴儿很甜。他父亲原本是个知青嘛，常教李野学识字。但他万万想不到，如今的下雨天，以及早早晚晚，却是女税官杨秀娟在继续给李野补习文化。
李野有时也聪明得过了头——跟别的小贩学会了“克秤”。他卖香蕉，是果洪臣给进的货；每天卖下来的50来元钱，也是交给杨秀娟代为保存的。这货、款都是有数的。一天傍晚收摊之后，小李野送回来的竟然是65元。果洪臣发了脾气，着着实实地教训了李野一顿：你小小年纪就不学好，缺斤短两坑顾客，长大了会变成什么人？全所的叔叔阿姨不是白费了一片心吗？
李野哭了，承认错误，保证向叔叔阿姨学习做人的道理。
小李野进步很快，人也长胖了些。他懂得了勤俭，卖香蕉赚下的钱，除了交旅店的房租饭费，留出本钱之外，连根冰棍儿都舍不得吃，不久就攒下250元，请求果所长领他去监狱看望服刑的父亲。
1988年5月27日，果所长、陈指导员和女税官杨秀娟带着李野到数十里之外的石门监狱探监来了。
李某见到了小李野。也认出了往日的“仇人”果洪臣。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野抱住父亲哭诉起来……当李某听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收下了年仅16岁的儿子用劳动所得买来的香烟、糕点、罐头食品；特别是知道了有位副所长“李姨”给小野缝衣洗衣，给他买一支永生牌钢笔学习文化；眼前这位女税官杨秀娟又当了小野的老师，教他读书、记帐，还因为每天早、晚接送而冷落了自己的男朋友，因此与男友“分道扬镳”；以及果所长居然为小野在本溪市落上了户口的时候，扑通一声，李某双膝跪倒在几位头顶国徽的“大盖帽”税务官面前，涕泪横流。
李某哭着说：“果所长，我一定好好改造，我今年三十八岁了，今天是我的生日——重新做人的日子！”
李某果然变了一个人。他在劳动改造中表现突出，被委派为劳改四支队的生产记录员，还是《劳改生活报》的优秀通讯员。
1989年夏，李某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了。税务官员们再次解囊相助，新任一洞桥税务所所长张永泉拿出1000元转业费，女税官杨秀娟挤出200元结婚的费用，全所“个人集资”两千元，借给李某父子做本钱，迅即开办了一个小食品摊档。果洪臣又与马老汉商议，租了个单间，让李某父子团聚。待我前来采访时，李某父子的小摊档已经盈利两千余元，归还本金之后，还能按月主动纳税。
李某父子的故事，不但在石门监狱，而且在一洞桥的商贩之中广为流传。他们从心眼里佩服头顶国徽的税务官。这也是我求得的第三个谜底答案——众多个体商贩，包括那些所谓“不三不四”的人，为甚么心甘情愿地主动向国家纳税。
果洪臣有个多年不渝的信念：人人奉献一点爱，世界就能变得更加美好。他这话很对我的心思。
果洪臣到石门监狱进行“综合治理”的工作过程中，认识了一个42岁的在押犯顾某。他因强奸罪被判8年徒刑，此时还剩半年就要出狱了。谁知越是临近出狱，他的思想压力越大，请求与果所长谈谈心里话。
原来顾某入狱前是个电车司机，他一直不承认自己犯有强奸罪，说这是“仇人陷害”，入狱后曾写370封申诉信也未获解决。妻子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因为我的问题，她入不了党，也当不成劳模。两个女儿懂事了，我出狱之后没脸见她们！”再就是惟恐出狱之后找不到工作。
果洪臣对他开导一番，答应将来可以帮助他找职业。
1988年1月，顾某刑满出狱，当真来找果所长了。果洪臣帮他办了个行商许可证。没有资金，果洪臣又介绍他为别人代销苹果。
不久，春节到了，顾某已挣了300多块钱，可是又愁眉苦脸的来找果所长，说：“两个女儿不叫爸爸，躲着我。大女儿17岁了，在学校受同学嘲讽，思想上有压力。”又说：“我算没指望了！也许还有一个办法，我会开车，就去借一辆车，把仇人撞死，才能表白我自己……”
果洪臣急了：“老顾，你冷静地想一想：这8年里，妻子女儿为你吃了多少苦？一家人总算挺过来啦。你如果去开车撞人，那是什么后果？那是自暴自弃，去当千古罪人！难道你还要进一步坑害自己的妻子儿女吗？女儿一时不叫爸爸，你就伤心；可是你这不负责任的态度，够当父亲的资格吗？”
果洪臣对顾某晓以大义，严肃批驳了他那“表白”自己的危险、愚蠢想法。在顾某真心承认了错误之后，果洪臣又表示一定帮助他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帮忙帮到底！”
遵照果所长的主意，“加倍偿还父爱”，顾某以自己的劳动所得，给女儿买了新皮鞋、花衣裳，还买了鱼肉、水果，全家过了个团圆年。小女儿甜甜地叫爸爸了。大女儿含着眼泪吃年饭，虽然还不肯叫爸爸，却接受了爸爸给的新衣裳。
果洪臣下班之后还到顾家去访问。他与顾妻推心置腹地谈话，“要全家帮助老顾。”
顾某的妻子深受感动和启发。她说，一位非亲非故的税务官还如此关心我们，自家的亲人更有义务支持老顾走正道啦！她说服两个女儿和亲友，大家都奉献一份爱心。
1989年“五一”节，在北京学习的果洪臣利用假期回本溪探亲，下了火车没回自己家，却先到顾某家中访问。此事给顾某全家人以很大的震动。顾妻感动得哭了，她说，我正在申请入党，果洪臣同志，你是本溪市的优秀共产党员，也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啊！
现在，顾某全家和睦，生活幸福。顾某本人在一家个体面包坊担任推销员，月工资240元，干得很来劲儿。个体商贩们每每谈起顾家悲欢离合的故事，都说：“一洞桥的铁税官倒像个父母官儿！”
爱，是有原则的。果洪臣毕竟是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威胁、恫吓、金钱、美女，在这位“软硬不吃”的税官面前全都失去了效力。
有一个东北话的词叫“棍儿”，与华北方言“耍光棍儿”的含义略有不同，更重一点，那就是有些凶悍之人总想在农贸市场“立棍儿”。譬如，税官叫他交验营业执照，他却故意从衣兜里掏出个刑满释放证来让你瞧。
你若不肯“高抬贵手”，他还会当众大吵大骂：“爷儿们蹲过大狱！剃过光头，啃过窝头，砸过石头，三进三出，什么也不怕！天王老子来收税，我也是这俩字儿：没钱！”
因此，要当铁税官，还得敢“削棍儿”。
先讲个“鱼王”的故事吧。此人三十郎当岁，大个子，卖过鱼，野蛮凶悍，欺行霸市，鱼贩子们人人怕他，尊之为“王”，立了“棍儿”。
1986年，“鱼王”跑到一洞桥批发市场，一次买进七万斤白梨。应纳税两千元。年轻的专管员小徐向他征税。“鱼王”把衬衫一裂，露出胸脯上墨刺的一条纹龙，拍着胸说：“老子三进山城（三进三出），公安见我低头过，工商见我绕着走！你小子识相点儿！”说着就动手，把小徐推了个趔趄。
果洪臣所长亲自出马了，先向“鱼王”和围规的商贩宣讲税法，又告诫他：“你听明白：公然抗税，打骂税务人员，是犯法行为，要依法判处三年以下的徒刑！”
“鱼王”根本不听，拒绝纳税。果洪臣摘了他的秤钩、秤砣，宣布：不纳税不准卖梨。“鱼王”急了，掏出弹簧刀，凶相毕露，威胁果洪臣：“姓果的，我认识你，有老婆有孩子，想想身后事！你不留退路，我就攮死你！”
果洪臣冷笑一声：“你这一套对我没用。干我们这一行的，早有思想准备。你攮了我，我为革命牺牲，是烈士！你是罪犯。我攮了你，可是执行公务当中的正当防卫。听明白啦？马上把刀放下！”说着就上前夺刀。
“鱼王”软了，交出了弹簧刀，又死乞白赖，拒不交税。
果洪臣叫税务所的同志拿塑料布将七万斤梨全蒙上，查封了。“鱼王”仍想赖税。果洪臣宣布：“你不交税，我来卖梨！”
每斤梨降价一毛钱，不大工夫，就到手一万元。剩下的梨继续“封存”——用商贩的话说就是“扔啦”——白梨不经“捂”呀，“鱼王”面临着全赔和“倾家荡产”的结局。
“棍儿”倒了。“鱼王”下跪了。这种无赖，痞子，碰见硬的，连“亲爹”都叫得出。
果所长决定：税金两千元照缴，另外依法罚款三倍，总计八千元。
果洪臣更不放过宣传的机会，他拿着电喇叭在市场广播：“钉子户，马蜂窝，捅啦！谁敢立棍儿，准挨削！弹簧刀送到派出所，‘鱼王’正在写悔过书呐！”群众对此报以热烈掌声。
果洪臣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化的，像‘鱼王’这样的歹徒，必须硬碰硬——我们还有强大的****手段嘛！”
不久，“鱼王”又因抢钱、赌博的罪行被捕，判处5年徒刑。
一洞桥农贸市场流传着两句话，有的说果洪臣“不怕亮刀”，这好理解；有的说他“八面威风”，就能引出一串儿小故事了。
果洪臣扣了一盆逃税的君子兰。不久，上级办公厅某人打电话来，口气不小：“把君子兰抱到办公厅来吧，我们处理。”
果洪臣火了，大声回答：“办公厅？八厅九厅也不行！我是依法征税，你懂不懂税法？”
卖君子兰的商贩就在窗外偷听，明白了果所长对“上面”也有威风，只好进屋纳税。
“这盆君子兰可是我的命根儿呀，少说也卖七千块，扣不得呀！”商贩唏嘘着。
果洪臣说：“好吧，征税七百元。”
商贩急了，赶紧改口：“所长，刚才是我吹大牛。这盆花只能卖四千块钱。”
果洪臣：“好办，先征税四百元。你要是多卖了钱，立刻补税！”
商贩交了税金，又问：“要是卖不出去呢？”
果洪臣答得好：“我们是按你的营业额征税。卖不出去，你就慢慢卖吧！谁叫你们疯了似的给君子兰抬价儿哩？”
一天，行商雷某从广州给果所长“带”来四条万宝路香烟，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们不收礼。这烟便宜，广州的价儿，二十块钱一条，你要了吧！”
果洪臣也笑着说：“四条太少啦。”
“好办，多买几条我也愿意呀。”
“我要一千箱。”
雷某红了脸，挟起香烟告辞。
果洪臣拍拍他的肩膀：“规规矩矩做你的买卖吧，不送礼，我们也不会给你出难题儿。”
1987年7月，果洪臣在税务所埋头写材料，一位山东行商走进来说：“所长，我在外边等了俩钟头。别人全下班了，我才敢进来给你送几斤大对虾。收下吧，补补身子！”
果洪臣说：“老哥，我要吃了你的虾，补不了身子，还会变成虾米样儿，永远直不起腰来！”
果洪臣是本溪人，老家离市区只有20公里。自从他当了税务所长，老家来一洞桥卖肉卖菜的乡亲们日渐增多，连“五服”之外的七姑八姨也神气起来了。
他的一位老同学来卖肉，跟小贩们吹牛：“我跟果所长光着屁股就在一块玩儿，看他哪个税官好意思收我的税！”小贩们也说：“妙极啦，不收你的，我们也沾光——全免！”正说着，果洪臣亲自收税来了。
“你不认识我啦？”老同学感到吃惊。
“认识。同学归同学，纳税归纳税。”说着就当众给他开了税单，又宣讲税法。
老同学交了税，挖苦道：“你少跟我打官腔、说套话！真是啊：东风吹，战鼓擂，自由市场谁认谁？果洪臣，从今往后我也不认识你这个同学！”
由于不讲情面，公事公办，老家十几位来卖肉的乡亲全都不搭理果洪臣了。
最难办的是近亲。果洪臣的二叔求他给办个一洞桥农贸市场的营业执照，他没办。
“二叔，您到哪儿去做买卖都行，就是别来一洞桥。您来了，我手下的专管员咋收税？就算收了税，别人造个谣，我也洗不清啊！”
这位亲叔叔大骂果洪臣“六亲不认！小时候我没少抱你。你爹参军在外，我没少照顾你们娘儿几个。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从此断了来往。
无独有偶，果洪臣的姨父在别处卖梨，却跑到一洞桥税务所开发票。按规定，开发票时就要纳税，结果被这位亲外甥照章征税250元。姨父翻了脸，也要跟果家断交。果洪臣的父母都在批评儿子“缺少灵活性”了。果洪臣的妻子也是税务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小两口儿想出了个“灵活”的办法——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250元钱送还姨父，以“赔偿”至亲的“人情债”。
即使这样，果洪臣的父母在老家还是吃白眼、受孤立。更有存心报复的人说：“掏不了你（果洪臣城里）的小窝，就掏老窝！”不但偷走果洪臣父母家的洗衣盆、井管儿，还往他家骡子屁股上攮了一刀。
最损的一招儿是美人计了。农贸市场两个女商贩竟然以此事打赌。女甲自恃年轻貌美，说：“哪只猫儿不吃腥哩？信不信，我三天之内把姓果的所长拿下马来！”女乙说：“不信。这小子软硬不吃，你要能叫他上钩儿，我大头朝下爬出一洞桥去！”
这天晚上8点半，果洪臣独自在税务所写材料，女甲打扮得花枝招展溜进屋，送来两条香烟，坐着不走。天大黑了，女甲开始挑逗，“我想着你呐！”上前拍肩搭背。果洪臣推开她的手，将两条香烟扔出去，喝一声：“滚！”女甲闹个大红脸，走了。
三天之后，打赌的期限满了，女甲对女乙说：“果然攻不动。他搞得我下不了台，没脸再去。我输啦。”女乙咯咯笑：“往后你就别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啦！”
读者朋友也许会问：这些话儿你是怎么采访来的呢？其实，诸如此类的故事，在个体商贩当中并不保密，传来传去，提名道姓，也没啥不好意思的。从另一个角度说，那就是每天都有成千对眼睛盯着你十二位铁税官——谁若干了亏心事，群众才不给你保密呐！
一洞桥税务所的宝贵经验很多。我没资格也没能力加以总结。我的眼睛只习惯于扫瞄各种人物。看见了好人，眼睛就会湿润起来……
1988年8月，陈福林接任一洞桥税务所所长，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许多商贩看人下菜碟儿，知道果洪臣调北京学习去了，便放风：“走了一只虎，来了一个，试试陈眼镜（陈福林戴眼镜），吃软还吃硬？”鱼贩子派出五位“代表”硬要从陈福林他们核定的纳税金额中每户减去50元。
陈福林早有准备，根据平时调查、蹲点、查帐掌握的大量数据，以及各个鱼摊的销售规律，结合税法原则，一一驳倒这五位“代表”提出的所谓“理由”，最后宣布：“已核定的征税金额不变！谁若蓄意拖延，还要依法多征50元罚款。”
有人亮刀威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陈福林说：“我参军十八年，枪都不怕，还怕你三寸小刀不成！”将此人制服之后，还叫他拿着电喇叭在市场当众检查。
陈福林在部队是营级干部，给人的感觉却像个知识分子，工作非常细致。他在税务所主持制订了“5项36条”考核制度，给每个税官月月打分，与奖金挂钩。还有“五本帐”，天天记：廉洁拒贿；违章违纪；信息传播；业余收税；最佳事迹。并且将这些好人好事及时写成稿件（1988年共79篇，1990年100余篇），投寄报刊、电台、电视台，使一洞桥税务所12位税官“人人电视上有影，报上有名，广播有声。”
怎样描绘税务所的副所长李玉兰呢？天不亮，一位身材清瘦的女税官领着儿子赶到税务所来上班。她每天都要比别人提前一小时，搞卫生，升茶炉烧开水，给大家泡方便面，来一个，泡一碗，照顾铁税官们进门就能吃早点。儿子也是在这儿吃早点，然后去上小学。中午，李玉兰负责给全所同志蒸饭、刷饭盒。晚上10点，街上行人稀少，又可以看见个小学生，牵着妈妈的衣襟走回家。
年轻的女税官杨秀娟也是内勤好手，除了“窗口收税”、日结日存（将现金送银行）之外，同样“出早行”业余征税。由于工作忙，因另一位女税官休产假，以及带新手等原因，杨秀娟三次推迟婚期，被团市委授予“优秀团支部书记”和“学雷锋好青年”的光荣称号。
我来一洞桥采访时，还听了个“三五牌行贿案”的故事。
行商雷某曾经夸口：“二十个省市钱铺路，我就不信打不通小小的一洞桥！”
1986年，雷某运来5万斤香蕉，为逃税，塞给21岁的税官李冰500元。李冰说：“不够！”又征他600元，当场开出一张1100元的税票。
1988年，雷某运来4万元的西瓜，采用同样手法，塞给税官冯辉500元，结果也相同，冯辉征他1530元税款。
1990年，雷某又运西瓜来，塞给税官徐景尧500元，被拒收。雷某是笃信“金钱万能”的，没想到在一洞桥的铁税官面前连碰三次钉子。也好，事不过三嘛，“小小的”一洞桥税务所这次对雷某处以“从严征税”和罚款。
在结束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只好表示遗憾——未能将每一位铁税官和更多的感人事迹写出来。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朋友：八年间，从一洞桥税务所调出来的50余位男女税官全是好样的，无一人是被“糖弹”击中的懦夫。他们正在新的岗位上传播着一洞桥的好经验。
现任所长张永泉也是一位部队转业的营长。我问他：“九十年代的新所长，能不能超越八十年代的老所长呢？”他答得好：“朱建华跳过了二米三九，再提高一公分也很难啊。不过，一洞桥税务所肯定能够继续前进的！”
信哉斯言。我为一洞桥，也为更多的税务所努力超越一洞桥而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