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小王搀着我上了火车。这真是一件扫兴的事儿,没想到,游览美丽的桔子洲头,却崴了脚脖子。
长沙火车站是非常宽绰的,规模之大,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站。往返于北京——长沙的特别快车,也被铁道部门列为全国客车的第一次、第二次。据说这在当年都是有政治意义的,而且至今有些湖南人还引为骄傲,“全国车站,长沙最代(大)!”幸亏如此,在这宽绰、平坦、灯光明亮的站台上,小王和小李左右搀扶,我的伤脚才没有被别的旅客踢着、踩着。现在,我安然无恙地坐在洁白松软的铺位上,心里颇感内疚——要不是崴了脚,再熬十年,我大概也不够资格乘坐这“软卧”车厢吧。
小李没上车,正通过窗口把一篓橙黄色的无籽蜜桔和我的旅行箱递给小王。目前正是湖南的“十月小阳春”,按阳历来说,已是十一月底了,气温仍有十六七度,这两个小伙子累得额头冒了汗。
用铁路上的术语来讲,我今天乘坐的这种车厢被称为“软卧包房”,一小间里有四个铺位,上下各二,比“硬卧”的六个铺位松宽些,票价却几乎贵一倍。此时,深夜十点半了,即将开车,这个小间里还挤满了送亲友的人,以至小王和小李只能站在门外的窄过道上。
“你俩回去吧,快开车啦!”我叫着。
也不知他俩听见没有。站台上的电铃响着,扩音器里也传出了招呼旅客上车的声音。
女列车员在过道里催促送亲友的人赶紧下车。人们穿梭般地进进出出,利用这临别前的几分几秒,重复几句“一路平安”之类的祝福话儿。我只好把伤脚缩在铺位底下,不敢动弹。忽然抬头,从人缝里瞥见小王还没走开,他拽住女列车员的胳臂,指着我说:“这位作家伤了脚,请你一路上多照顾点儿!最好给他换个下铺……”
女列车员则气急败坏地推搡着小王,用长沙官话尖声嚷着:“晓得啦!冒得(没有)下铺调换……你再不下车我就关门罗……你克(去)补张车票,自家克照顾个架(这个)跛子噻!”
“咯咯咯!”我身边响起了一阵爽朗的女人笑声。这是谁在笑?
火车缓缓开动了,站台上的白炽灯向后移退。小王并没回来,这说明他还是麻利地跳下了火车。
列车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说她小,是个头儿长得小,又生着一张稚气的娃娃脸。这时,她走到我们包房的门口,红着脸,揉着自己的胳臂,气呼呼地对我说:“送你老人家的那个后生子,硬是力蛮,把我的手都扯痛了……”说到这儿,大概她自己又觉得好笑,就扭过头去“噗嗤”两声,换过一张笑脸比较和蔼地告诉我:“卧铺全都满个哒,冒得下铺调换……等一哈子,我搀你老爬到上铺克!”
“咯咯咯!”我身边又响起了那个女人的笑声。她真是个爱笑的人!
列车员把包房的门拉上,小房间里清静了,只剩下我们四位乘客,开始了正式的旅程。这时我才看清楚,对面坐着一胖一瘦的两位男人,全都是老干部的模样——衣布鞋,半新半旧,肥肥大大,以“土”为荣,表情严肃,守口如瓶。胖的五十多岁,生得肥头大耳,头发浓密,下巴光滑,肚子鼓鼓的,把原本肥大的毛式上装拱成个半圆球形状;瘦的六十大几岁了,满脸皱褶,泪囊松弛,双腮下垂,脸皮和手背上都生着显眼的老年斑。
我转过身来,多少有点儿惊奇地发现,身边坐着的竟然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就是刚才两次发出轻松笑声的女人。现在又以她与众(三人为众嘛)不同的年纪和外表,给这小小包房里平添了一片“亮色”,吸引着我们三人有点奇怪的目光。
这有什么奇怪呢?年轻女人就不能坐火车吗?不,我立刻想到,这里是不同寻常的“软卧包房”呀。按照规定,只有行政十四级以上的、或者文艺六级以上的高干,才有资格“享受软卧待遇”;否则,就拿我来说吧,虽然工龄与共和国同年,好赖也算个作家了,却是没有资格钻到这洁白车厢里来“软乎”一次的——明天回到北京之后,十之八九要吃会计的白眼,“嗯,啊,这张车票只能按硬卧的价码儿报销四十六元;超出的部分——这四十一元嘛,嗯,啊,你自己掏腰包吧!”
我又偷着瞧了她一眼。难道她……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儿,竟然是个十四级以上的高干?不会!决不会。就算她是这两年破格提拔起来的新秀,提职不提级嘛,论资排辈儿,也绝对跳不到这个高“坎”上来。
我忍不住地又看了她几眼。想从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上判断一下,她是不是个华侨?因为华侨,或者洋人,兜里有洋钱(而且他们所在的国度里,大概也不时兴报销旅差费的办法)。可惜得很,这个年轻女人,鼻子不高,眼珠不蓝,头发不卷,脸蛋儿虽然白里透红,却仍然属于浅黄色皮肤;她的上身脱掉了外套,露出鲜艳的紧身红毛衣,胸脯虽然高,却仍难据此断定其国籍;下身穿一条法兰绒的男式长裤——哈哈,有了,仅此一件便可认定她是中国人了!因为这个星球上,大概只有中国女人才心甘情愿地穿男人服装。
那,她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哦,我猛地想起来了,瞧我多么傻呀,真是死脑筋,忘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古话儿!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嘛,她一定是个高干子女,说具体点儿,是部长的女儿,或者将军的儿媳妇,否则,谁肯花八十七块钱(相当我一个月的工资)来坐“软卧”哩!
就在我猜来猜去的时候——请原谅,琢磨各种人,是我的职业习惯,“文学就是人学”,我们从事笔耕的,都具有随时随地观察人、分析人的本能,否则就没法吃这碗饭了。我不自觉地瞅着她点了点头,错不了,高干小姐!
“您干嘛一直瞧着我呀?”
高干小姐(或儿媳)大概被我看得发毛了,似笑非笑地盯着我质问。
“不对!不是我一直瞧着你,而是你一直瞧着我。”
我只能寓庄于谐地以攻为守了。
“我才不会一直瞧着您哩!”
“那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在瞧着你呢?”
“咯咯咯!”她第三次爽朗地笑了起来,“您真会说话!能当外交部长。”
“我才不是当官儿的材料哪!”
“知道!您是个作家。”
包房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对面坐着的两位老干部模样的男人,刚才一直沉默不语,眼珠儿却转来转去,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瞅瞅她——这也是许多旅客的习惯吧,彼此邂逅相逢,又要在这小小的斗室里“同居”一昼夜,如果互相不说话,谁也不答理谁,那多憋闷呀!特别是****这一行的,时间虽紧,却从不拒绝聊天儿——谈话本来是人们交换情况、抒发感想的重要手段嘛。可是,要谈话,就必须先猜测对方的职业、身份和脾气,才能掌握好交谈的内容与分寸。现在,他俩大约已经摸到了我和这个年轻女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也跟着笑了一阵。
“是回北京吧?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胖子问我。
“是的。您呢?”
经过彼此简短的问答,互相取得了最起码的了解。我和胖子是到长沙出差,回北京的;瘦老头儿是长沙人,已经离休了,是去北京看病的;只有年轻女人要在石家庄下车,然后再换车去一个什么县城,那地名我可没听清楚。
四个人的话题儿,从长沙温暖如春的天气,大丰收的桔子,即将取消布票,逐渐转到了物价和商业工作方面……这种话题儿的转换,既迅速又自然,因为纯属闲谈,毫无目的。如果一定要说它也包涵着某种目的性的话,那就是彼此试探着寻找共同语言,大家都感兴趣的事儿。
女列车员送来了四只白净的醴陵细瓷茶杯,提着擦得银光锃亮的不锈钢开水壶,掏出几小包纸袋茉莉花茶,柔声问道:“要茶叶吗?一角钱一包。”
我刚要掏钱,却被年轻女人拦住,“我有好茶叶,君山银针。”
说着,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只精雕细刻的竹节茶叶筒,往每个茶杯里捏了一点儿。
女列车员由于未能推销自己的茉莉花茶(如今代售书报、茶叶等等的经销额,都与她们的奖金挂着钩哩),心里多少有点儿不愉快,一边沏水一边说:“这怕不是真正的君山银针吧?”
年轻女人反问:“你喝过真的吗?”
女列车员坦率而略带嘲讽地说了句:“冒嘞,我掐(吃)不起!”就出去了。
倒是瘦老头儿认了真。他戴上老花镜,打开竹节茶叶筒,凑到灯下仔细地察看良久,惊叹地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把茶叶筒盖严,郑重其事地双手奉还年轻女人。同时,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复又端起茶杯,深呼吸般地闻着味儿,轻轻吹开水面似有似无的茶沫儿,又对着灯光看茶水的颜色……他足足鉴赏了三分钟吧,才放下茶杯,喜形于色,连忙拿出自己的牙具袋,用浓重的长沙口音大声宣布:“果然是真的!漱哈子口克——我这湖南人的嘴巴,刚掐过辣椒,莫要对不起君山银针哟!”
瞧着瘦老头儿过于虔诚、近乎寒酸的举动,胖子朝我转转他鼓起的金鱼眼珠,有点像咳嗽般地干笑了两声。我也回报以会心的微笑,表示:你我都是俗骨凡胎,不懂茶道。只有那年轻女人不动声色地等着瘦老头儿回来,才好一同品茶。
瘦老头儿出去的时候兴冲冲,漱完口回来时的表情却变得严肃了。“请请!”他像主人似地招呼着我们,然后双手捧起白瓷茶杯,象饮酒般地小口细呷起来,眉毛上下跳动,眼皮直眨巴,唇齿之间还发出愉快的“啧啧”之声。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如此恭而敬之地细品过茶水。今番大约是受了瘦老头儿的情绪感染,同时也意识到了这是上等佳茗,才正儿八经地喝了几口。不错!这茶水清碧明澄,微苦而回甜,果然是色香味俱佳的上品。再偷眼看看胖子,他却满不在乎地作牛饮状。
瘦老头儿干涩的眼角有点儿湿润了,露出责怪和惋惜的神色,叹息着:“好茶呀!真不该这么喝……”
胖子不悦,反问:“那该怎么喝呢?”
“不不,你别误会,”瘦老头儿急忙改了口风,“我是讲,应该用砂锅白炭烧泉水,这茶具嘛,也要用泥陶器皿才好。”
年轻女人已喝完了头遍茶,又续上水,才微笑着参加了谈话,“君山银针是好茶,可要像您那样砂锅陶器的讲究起来,也太不现代化了!”
“不不,你这位妹子,让我又一次尝到了君山银针茶,我是蛮感激的。可是,依我看,你还年轻,也不晓得这号茶叶来之不易呀!”瘦老头儿的脸色更加肃穆了,声调抑扬顿挫地讲解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从前哪,真正的君山银针是绝对不卖的,只在岳阳楼上招待远道而来的茶仙诗圣……后来,解放后吧,湖南人民想念毛主席,一年才送给他老人家一斤!”
胖子吃惊了,赶紧端起茶杯又尝了一口:“这么珍贵呀?”
谁知瘦老头儿还很了解君山银针的底细哩,他滔滔不绝的一席话,使我猜想他本人可能就参加过君山茶园里的劳动或管理工作。“君山是洞庭湖里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冒得飞尘,岛上的茶树,每天都象是露水洗过的一样油绿,洁净极了。这里的茶园,从来不施粪肥,更不用化肥,只用榨过了油的茶籽饼——我们湖南话叫做‘茶枯’的做底肥,连土壤都是洁净的!我们湖南的茶,每年在春雨以前采摘的嫩叶子,统称雨前、毛尖,也叫明前,就是清明节以前采的,都是上品。春雨过后,叶片长大了,天气热了,有虫子,打农药了,再采来炮制茶叶,产量虽高,却是中下等的大叶子茶,大路货,冒味道,不值钱了。唯独这君山银针,比雨前还要采得早,采得精,专选那早春的、满身白毛毛的顶尖针芽子,连展成形了的嫩叶子都要不得的。一架采茶女,心灵手巧眼睛尖的妹子,一天也只能采到半茶杯呀!这是珍品、极品。世上唯独湖南有,君山年产十几斤!”
“咯咯咯!”年轻女人又笑了起来,“我这挎包里就有两斤!”
“恐怕是冒牌货吧?”胖子脱口而出。
瘦老头儿又使出了一种湖南人的绝技——用小拇指把杯中喝剩下的茶叶全都挑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吃了。
真有趣儿。我走南闯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还没见过吃剩茶叶的。只听瘦老头儿喃喃地说道:“从味道上鉴定,不是冒牌货……只不过筋脉稍稍粗了一点嘎子。”
经过这次“茶话会”,我们已经知道这位瘦老头儿是“管过农业的”老干部。只不过他自己支支吾吾,不肯明确地说出来,到底是个厅局级的干部哩,还是个离休之后“享受厅局级待遇”的处级干部?
中国的事儿就是复杂。解放前把客车分为头、二、三等,解放后大概是忌讳这种等级观念吧,便改个名称,叫做软卧、硬卧、硬席,再加上专列、特挂,名堂还是不少。细究个理,除了专列、特挂“不计成本”,尚未“商品化”之外,别的都要花钱买票。当然罗,内部还有个财务报销的规定,谁“软”谁“硬”,谁“卧”谁“坐”,皆有明确的级别限制,不得僭越,倒也说明尚未“完全商品化”。这些规定,我们都是自觉遵循的,习惯了的,毫无意见可言,本应如此嘛!不过,今天我们包房里发生的两桩特殊的个别事件,却不知如何处理是好。其一,我虽不够级别“软乎”一次,却偏偏崴了脚……其二,这个年轻女人(我敢断定她也不够级别),没有崴脚,却也要来“软乎”一次,而且挎包里还装着两斤君山银针……现在竟然心安理得地解鞋带,准备“软而卧之”了!
正当我如此这般地胡思乱想,并且等待那个向我许过愿的女列车员进来“搀你老爬到上铺克”的时候,一没留神,身边这位高干小姐(或儿媳)已经实行了一件感人的壮举——像只猴子般轻快地爬到上铺克了。
“这!这……太客气,真叫我过意不去,太难为你啦!”我虽未感激涕零,却也有些抱愧地语无伦次了。
“咯咯咯!没啥,我年轻嘛。倒是难为这位叔叔了——可惜我只有一个下铺,没法照顾他啦。”
此时,那胖子正费力地往上铺攀登着,手脚既不灵便,肚子又大得碍事,脸上表露出一种拼搏神情和羞愧的笑容——因为在两个上铺的同一水平线上,传过来议论“胖叔叔”的女人声音。
我们四个人全都安顿下来了——两位高干,一位高干的小姐或儿媳,外加我这个因伤脚而“越位”凑数的文人,总算物以类聚,彼此平等相待(别人并不知道我不够级别),各得其所,可以和平共处了。女列车员轻手轻脚地进来关了灯,一分钟之后,斗室里只剩下胖子高水平的呼噜声伴奏着车轮碾轧钢轨的隆隆声了。我的左脚也随着这两种相当可观的轰鸣节奏阵阵作痛,难以入睡,脑子里总也排除不掉两个疑问:我的软卧车票能报销吗?这年轻女人的车票又由谁批准报销呢?
天亮以后,特别快车已穿过湖北省,进入了河南境内。我进一步“认识”了同包房的年轻女人,开始叫她小徐,并且问长问短,亲切地与之交谈。这是因为,她一大早就主动帮助我做了许多事情:搀我去洗脸间;帮我从餐车端来一碗热面条;还替我换了一杯新茶——我们坚持不再要她的君山银针,沏的是瘦老头儿主动拿出来的古丈毛尖,这也是上品呀。
胖子不甘示弱,在信阳车站买了一只肥大的烧鸡,动手撕成四大块,把带鸡腿的一块给了小徐,另一块带腿的留给自己吃,我和瘦老头儿得到了带鸡头和带鸡屁股的二等待遇。我俩没意见,谁都知道烧鸡没有四条腿,不能搞平均主义的。于是,我又掏钱请女列车员从餐车买来一瓶“湖南茅台”白沙液,她还主动送来四只高脚酒杯。附带说一句,如果乘坐硬席或硬卧车厢,我决不敢请列车员去买酒,她也绝对不会主动送来酒杯的。今天不同了,既然冒着“不予报销”的危险坐了软卧,何不干脆摆出高干的谱儿来,彻底地“软乎”一番哩!
没想到小徐具有大丈夫的海量,饮了一杯又一杯,脸不改色心不跳,还一个劲儿地要跟我干杯,“难道咱们四个人还不能把它干掉么?”她用挑衅的眼光盯着我,又摇摇盛白沙液的瓷葫芦酒瓶儿,证明存货不多了,“这一瓶总共只有九大两。现在装酒谁也不肯装满一斤的,这也是变相涨价儿的一种绝招儿,是吧……来,干掉它!”
原来她是个精通酒道的行家里手。一仰脖儿便是一杯见底。我真不敢跟她“对着干”啦,心里记起了几次深刻的教训:凡是女人而会喝酒的,你可千万别惹她,鬼知道她们的酒量有多大!我这个“记吃不记打”的文人,多次被此种女人“击败”,醉得一塌胡涂……后来才听说,女人而豪饮者,大都是天生的海量,或者她们的肠胃并不吸收酒精,所谓“穿肠过”者也。
这位高干小姐(或儿媳),天生海量乎?“穿肠过”乎?不得而知。幸亏同车的胖子也善饮,才解了我的围。否则,有生以来头一次乘软卧,就吐脏了车上的地毯,岂不要被骂作天生的贱骨头了吗!
豪饮带来了健谈。我们四人全都撤掉了嘴边站岗的哨兵,一起打开了话匣子。
“小徐同志,你多大岁数啦?做什么工作的呀?”瘦老头儿年龄最大,嫌疑最小,便倚老卖老,问起女人的岁数来了。
“二十七岁,搞商业的。”
“哦……结婚了吗?”
“没有。搞商品推销,成年累月在外地跑,还是晚婚好些。”
“推销什么商品呀?”
“土特产,大红枣儿。”
瞧,我这个酸文人,一听到大红枣儿,马上联想起“望梅止渴”的典故,进而又联想到桔子可以醒酒,便扶着铺位站起来,要去篓子里拿几个桔子请客。这次又被小徐挡了驾。她行动敏捷,立刻从自己一个竹箱笼里拿出四只硕大的广柑来。
“哎呀小徐,拿我的嘛!我那是湖南的特产,无籽蜜桔。”
“还是尝尝我的吧,这是广西特产,叫血橙,比任何的桔子都好吃!”
说着,她已把血橙切开了。平心而论,这又是一种珍贵的水果,我只听说过名字,并未见过,自然更想尝尝啦。礁,这玩艺儿呀,一个足有半斤重,滚圆形状,皮色橙红,光泽油润,象是涂了蜡的。切开之后,果汁如血——每一瓣的珠蕊之上都布满了细密的“血丝”,真是奇异的仙果!
瘦老头儿又开始唏嘘感叹了:“这血橙呀,历来就是贡品……真甜!味正,汁浓,维生素丰富,功能补血健脾。惭愧呀,我这个管农业的老家伙,迈向古稀之年的人了,一生当中也冒掐过几架……”
如果说君山银针还没有打动胖子的心,现在这血橙却“征服”了他。“好东西!宁尝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血橙堪称国宝呀。你一生没掐过几架,总还掐过呀,可我哩,南征北战四十年,随着大军南下解放广西,如今当了副司长啦,吃这玩艺儿,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看,几杯白沙液和一只血橙的威力,已经迫使胖司长把自己的履历和盘托出了。至此,只有小徐的身世尚不明朗,我已在猜测,她的父亲或公公,大概比部长或将军更高一些吧?
吃完了血橙,嘴唇还是甜甜的,双手粘粘的,小徐又给我递过来湿毛巾。多会体贴人呀,她身上毫无高干子女的那种盛气凌人的臭架子。
我被好奇心驱使着,借着酒意,终于鼓起勇气,把心里憋了十多小时的问题提了出来。
“小徐,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农民,撸锄头把儿的。”
“啊?那……你公公一定是位首长罗!”
“咯咯咯!”她又爽朗地笑起来:“我坦白过了的呀,还没结婚,哪儿来的公公呢!”
“真对不起!是我酒后失言……”
“没啥。您大概不会再问我的丈夫是不是华侨了吧?”
“你爸爸起码也是个副司令员以上的大干部!农民出身倒兴许是真的,我从前的老首长,兵团司令,参军以前也撸过锄头把儿嘛!”胖司长笑眯咪地说:“别保密啦,姑娘,说出来也没关系,有资格坐软卧的都是有办法嘛!”
小徐第一次露出了严肃的神情。“我可从来不骗人。没那个必要!我爹,哥哥嫂子,都是普通农民。全家挣工资的只有我一个。可我们家去年的纯收入是七千元。”
瘦老头儿也单刀直入了:“那么,你自己的职务是什么呢?”
“帮办。大机关里也许没这个职称吧?我是县里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的外交帮办,相当一名助理员,集体所有制,把话说白了,也是个挣工资的农民。”
“啊?!”胖司长惊叫一声,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立刻追问:“十七级是县太爷级。你们公司经理多少级?”
“他是个老同志,国家干部,十八级。”
“你呢?”
“相当于二十三级。”
“那你坐软卧,这车票能报销吗?”
“报硬卧票。多出来的,自己掏腰包,钱不多嘛。”
她回答得随随便便,又毫无炫耀或夸张的意思。从她的口气听起来,几十块钱的份量,就好像我们谈论几毛钱似的。
大概因为我们三人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感慨、惊讶和疑惑的神情,小徐不由得又笑了一下,才主动作了若干解释。
这次她到南方来,完成了三个任务:一是向广东、广西推销一百万斤大红枣;二是卖给湖南某地区的五十万斤大红枣出了点儿质量问题——一部分枣子有虫,买主有反映,她便赶来检查货质,当场拍板决定降价处理,退还货款五万元,以免影响了本公司的信誉;三是顺便从南方买点儿上好的茶叶和水果,带回去请本县的有关领导尝一尝,这可不是送礼行贿,是提醒他们注意发展本县的高档土特产品。“我们县并不是只出产大红枣儿呀,比如,还有鹿茸、牛黄,决不亚于君山银针和血橙的经济价值;再说蜂蜜和一种能制作‘乌鸡白凤丸’的黑体白翎母鸡,以及人工培育的蘑菇吧,只要领导重视,提供一定的条件,许多农户都可以兼营这些副业的。所以,每次到外地推销土特产,老经理都叫我买点新奇的南方特产带回去,作作宣传,开开眼界,争取领导。我们老经理是个开明人,他常说:多花几个钱没啥,只要本县的土特产发展的多了,咱公司的货源也充足了,还怕赚不回来吗?你们出门在外,困难多,只要完成任务,给一点奖金,值得,也是应该的。”
我相信她这些话。可是,胖司长吐吐舌头,瘦老头儿也几次摇头,还忍不住地评论道:“唉,农业搞得太活了,问题也多呀!”
小徐轻描淡写地反驳了一句:“农业搞死了,问题更多。”
我不愿参加争论,又问她:“你这趟出差,有额外的补助或者奖金吗?”
“任务完成了,有奖金。”
“一年出差几次呢?”
“四五次吧。”
“你们经理也经常出差吗?”
“不,他老啦。”
瘦老头儿的怨气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要向谁发泄,突兀地说了一句:“他老啦,为啥还不退休哇!”
小徐又淡淡地反驳一句:“他身体老了,思想并没老化。”
“滥发奖金,就算思想解放啊?!”瘦老头儿板起了脸,比喝君山银针茶的时候更加严肃了。
年轻的女帮办依然轻描淡写地据理反驳着,“十年前,我们县的枣树都快砍光了,死绝了……后来,老经理领着我们下乡组织货源,跑遍了全县,宣讲新农业政策,动员大家种果树,那时候我们可是一分钱奖金也没要哇。这几年,国家调整了农副产品收购价儿,外贸抢着订货,南方也争着买枣,广东人连炖鸡都要放红枣嘛!湖南是粽子的故乡,离了红枣行吗?嘻嘻,现在卖枣的农户比我这个帮办可富得多哩!老经理说,照顾左邻右舍嘛,我也不能叫你这个外交帮办比撸锄头把儿的收入差太多了呀!”
火车上不是开展大辩论的场所,各执一词,谁也无权下结论。于是,借着酒劲儿,各自又眯了一觉儿,连午饭也忘了吃。
下午,车到石家庄,只有我扶着车厢过道悄悄地把女帮办送下了车,因为同室的两位男人还在呼呼大睡哩。
“我看得出,您还是同情我们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啥时候来给我们写点文章吧!旅差费——坐软卧,我们报销!”说罢,她又爽朗地笑了一阵。
这是个快乐的女人,财大气粗的新型农民呀。
待我返回包房的时候,才发现胖司长和瘦老头儿刚才竟是假睡,现在全都趴在窗口,指点着女帮办的脊梁,愤愤不平地说着难听的话:
“农民也学会了坐软卧,真讨厌!”
“她算什么农民?暴发户!”
198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