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的一种，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各门具体的人类学学科而言，是一般与个别或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各门具体人类学有一致的一面，它的原理和观点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各门具体的人类学学科提供的材料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各门具体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某一个方面或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则是从总体上把握和研究人类。它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关于社会历史主体——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史前社会理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同时吸收当时和现代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和哲学家等研究人和社会的积极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以各门具体的人类学学科为基础，反过来又给它们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是人类学中一面崭新的旗帜，它开拓了人类学的视野，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意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创新性和科学性具体体现在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上。
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致力于对人类社会及发展规律的研究，因此它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史，而是人类史。同时它又不是孤立地研究人类史，而是处处以科学的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阐述。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而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就是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
首先，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人的形成问题。关于人类的生成有两重意义：一是生物人类学观点，二是人本主义观点。从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生物学观点来看，人的生成是以“尼安德特”人的形成而告终，标志人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成为智人，从此走上真正人的发展历程。人具有自然性，人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同时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人能劳动，有语言思维，能制造工具，所以人的形成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界生成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劳动创造人，是劳动使人的手脚分工，使人直立行走并最终使人的大脑发达，同动物界最终分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肯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得出劳动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的结论，并逐步形成了劳动——实践的历史哲学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又进一步强调，一旦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但由于当时人类学的资料有限，他们并没有全面回答人类起源的问题。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两本书的出版，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宝贵资料。后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重要的论文中，得出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结论，从而为科学地解决古猿何以变人的问题，指明了一条正确道路。
另一方面，从哲学人本主义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认为人的真正生成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只有把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形成这个人类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但人的这种特性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前实际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并且在实现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异化，比如分工造成人的异化。因此按马克思的看法，真正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形态消失的时候才开始的，此前的人类社会还是处在“史前时期”。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认为，从人本主义观点看，人最终脱离动物界，进入真正的人类生存的条件，是在私有制消亡之后。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而是受私有财产关系支配的，这样的劳动就成为异化劳动，人的生命活动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和被私有财产关系役使的工具，人的本性被扭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则更趋严重。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消亡之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了这时候，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本质特性才能充分实现。所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想目标。
其次，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形成、发展及其规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同时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古代社会和人类发展史的研究基础上，创立唯物史观，并把它应用于对人类发展史的研究上，取得不小成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期研究上看，在人类两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的研究中，显然更偏重于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生产关系的研究，得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结论。他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源、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从而勾画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和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社会演进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提出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因此，他们所阐述的理论，重在对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的论证、对历史阶段的总序列的描绘以及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对人类社会已有的最后一种形态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倾几十年之心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皇皇巨著，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全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一般规律，从逻辑上论证了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以及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科学地指出人类发展的美好前程。
晚年的马克思更多的关注古老社会形态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要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形态的研究中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起作用的那些一般原则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从而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种种规律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因此，他在晚年以极大的兴趣研读了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笔记，正是在马克思这些人类学笔记所提供的材料和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完成了好友遗愿，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新成就，在人类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它运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整体论的方法揭示社会的本质，并将历史研究方法和共时性研究方法有机的结合，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充分应用到人类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克服了以往人类学的局限性，把人类学的基本问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崭新世界观的视野中加以探讨，赋予人类学以革命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的科学性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坚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体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同时它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分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作为唯物史观的一部分，是与整体存在联系的，它与唯物史观其他组成部分也是互相渗透融合、互为前提和根据，从而构成内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整体。因此，一旦割裂二者的关系，就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及其每一个原理的全部内涵和意义，更不可能对其作出科学的表述。从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关于社会主体人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哲学，它从哲学高度对人和人类社会进行整体性探讨，而不是关注某一个别观点。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来看，它也是对整个人类所创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它的理论内容虽然融会着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但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机械地将各门知识凑合堆积在一起，而是围绕人类的起源、存在和发展这一轴心展开的。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无论他对史前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还是对东方社会性质和特殊发展道路的剖析，都贯彻和体现了这种整体性原则。
第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应用到具体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因此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直坚持“变迁”的观点，相信社会历史是不断进步，不断演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特别关注对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的研究，他们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动引起的，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已阐明得十分鲜明。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对古老社会形态和人类婚姻血缘关系的演变即家庭史的研究，试图联系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阐述人类两性关系、婚姻关系的演进过程，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家庭血亲关系和财产继承关系，氏族制度解体等这些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意义。马克思在探讨国家起源时，就是以两种生产理论为依据，从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到氏族的产生，以及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以至崩溃，再到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与消亡这一思路来进行研究的，而这一过程也是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相符合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人类学的最大影响，就体现在这种历史观的冲击上。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中，“历史”的观念仍然起很大的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坚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在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因时，马克思主义采用的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看来，社会变迁虽然主要根源于社会内部“经济基础”的变动，但也不排除社会与外部接触以及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实际研究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之外的因素也给予特别关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明确制定了“物质生活条件”（指社会存在）的科学概念，同时说明地理环境（地质条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等）也是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人类的生产力越低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越大，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前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私有制以及阶级的出现，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才逐渐被物质资料的生产所取代，这也是与两种生产理论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这种辩证特点，不仅体现在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因上，还体现在对人类本性及社会本质的看法上。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对人类自私本性的过分强调，最终导致人性的异化，但它同时也不赞成忽视人的生物本性的倾向。因此，在论述到人类的理想未来——共产主义时，它把这个未来的实现，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解放。
第四，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史和文化相对论的结合。由于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原则的存在，因此，在探讨人类文化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也采用历史方法与人类学文化相对论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态度。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早已有明确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并不是一种单线的、简单化的进化原则的实现，而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客观观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的论述，常常被人误解为对19世纪古典进化论的直接承袭以及社会进化框架的复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一种偏见。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探讨了人类过去的模式，还探讨了在不同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下社会运作的特点。他们及他们的追随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广泛探讨，充分地表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相对论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五，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将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学研究中也充分重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它一方面重视理论的建设和资料的收集，另一方面重视把研究的东西和得出的规律，应用到实践中去。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既重视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又重视人类学的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一经发表，就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根据实践经验和历史发展不断完善和更新理论。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完成后，就用来进行工人教育并指导工人运动，在革命实践和历史发展过程中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
第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坚持对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吸收与科学创造相结合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封闭体系，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也同样以其先驱者和同时代的理论学说中有价值的成果为理论前提，同时进行批判吸收和科学创新的，这充分体现了理论研究的继承性、连续性和发展性。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为发展唯物史观先后研究过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代表的人类学大量著作，写下了数以万计的人类学笔记，他尤为注重对同时代的最新成果的研究，这些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对前人和同时代理论学说中的成果既没有全面否定，也不是全面吸收，而是把批判地吸取与科学地创造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而得出自己科学的结论。例如，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结构以及两种生产理论的改造，他对柯瓦列夫斯基和拉伯克著作中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以及他对梅恩关于国家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和对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科学表达，无不是如此。
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特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解放的革命学说，它在许多方面与人类学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加以梳理阐发，对于推进当今的人类学研究，促进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建设和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三节 中国人类学
一、人类学引入中国
中国历史悠久，从古至今都对异文化和异民族持有兼容并包的友好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地接受外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接受并发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一贯的传统。自先秦时期开始一直到近代，中国人留下了大量记载异文化、异民族的文献。然而，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学科，人类学是从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类学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
人类学引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从这时算起，人类学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1903年，林纾、魏易合作翻译了德国人哈伯兰的《民种学》，同年，北京大学堂也开设人类学科目，清政府在这一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人种学定为选修课。人类学这一诞生于西方的学科从此进入中国。此后，开始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远渡重洋，到西方学习人类学知识。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学习人类学和民族学理论，1912年回国后即在北京大学开设讲座，传播人类学、民族学知识。蔡元培先生一直致力于介绍、引入现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一词就是他翻译介绍来的。1918年，北大教授陈映璜先生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专著《人类学》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正式的人类学专著。在蔡元培之后，还有许多中国学者留学海外学习西方人类学理论，这些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回国后，即开始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宣传和普及推广工作，通过开办讲座、设立课程和撰写文章等形式，向知识阶层和社会各界介绍这一新兴学科。如陶孟和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学习，1913年回国后曾在安徽大学讲授人类学课程。还有20年代到法国留学的凌纯声，他在巴黎大学师从著名学者莫斯学习人类学，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同时得到莫斯指导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卫惠林，他于1924年入巴黎大学，1930年回国。1922年，吴泽霖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他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1928年回国，到大夏大学讲授相关课程。1923年，吴文藻也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听过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及其弟子本尼迪克特、戈登威塞的课程。192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人类学课程。
此外，到外国学习的还有黄文山、吴定良、林惠祥、刘咸、胡体乾等人。黄文山1922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随博厄斯等学人类学，1927年回国，到中山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吴定良于1926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人类学与统计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林惠祥到菲律宾大学研究院，跟美国人类学家拜耶学习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刘咸1928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师从巴克斯顿教授学习人类学理论。胡体乾也是20年代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人类学的中国留学生，他1931年回国后即在中山大学开设人类学课程。这些早期的人类学传播者，学习并引入西方的人类学理论知识，积极推动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人类学在中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阶段，那么，30、40年代则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阶段。在蔡元培、吴泽霖等第一批留学西方的人类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人类学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早期的人类学先驱们已不满足于西方人类学的简单移植，而是在翻译了大批西方人类学名著、学习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同时，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本土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发展本土人类学的设想，试图建立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可以说30、40年代是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高潮迭起，热闹非凡的时期。人类学家翻译大量西方经典著作，同时通过实地调查，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论著，也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传世之作。
在译介西方人类学著作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有：张铭鼎翻译了马雷特的《人类学小引》（1930），林振镛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1930），王亚南翻译了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1930），李小峰翻译了摩尔的《蛮性的遗留》（1931），吕叔湘翻译了马雷特的《人类学》（1931），李安宅翻译了弗雷泽的《交感巫术心理学》（1931），吴景菘翻译了威斯勒的《现代人类学》（1932），杨东莼、张栗原翻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935），吕叔湘翻译了罗维的《初民社会》（1935）、《文明与野蛮》（1935），钟兆麟翻译了威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1935），李安宅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1936），吕一舟翻译了哈顿的《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1937），周骏章翻译了史密斯的《文化传播辩论集》（1940），费孝通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1944）及弗思的《人文类型》（1944），杨成志翻译了博厄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45）。除了上述这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外，当时还翻译了许多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无疑扩大了人类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影响，也培养了许多专业研究人才。同时不难看出，译介进来的外国人类学作品，涵盖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的主要人类学理论流派，如古典进化学派、传播学派、美国历史学派、功能学派等，也许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来者不拒的宽容态度，才促进了人类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学者在译介国外人类学著作的同时，也开始积极编写专著，主要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6），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蒋由智的《中国人种学》（1929），陈翰笙的《人类的历史》（1929），杨宙康的《文化起源论》（1930），裴文中的《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1930），吴金鼎的《山东人体质的研究》（1931），张栗原的《现代人类学》（1931），吴泽霖的《现代种族》（1932），刘敏的《人类学体系》（1932），林惠祥的《世界人种志》（1932）、《文化人类学》（1934）、《民俗学》（1935）、《神话论》（1935），陈兼善的《史前人类》（1936），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论》（1939），杨成志的《人类学科论集》（1939），陈应新的《人类是怎样成长的》（1946），以及蔡元培等编写的《世界人种志》（1949）等。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走入低谷直至停滞的阶段。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类学连同社会学等学科一道，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缔，原来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有的改行，有的在院系调整时转到了民族院校，在民族学的学科名义下，专门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在此期间，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中国的民族学界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一阶段的民族学研究工作，主要也就是围绕着这三次大调查而进行的，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调查后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上，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在理论建设方面，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民族学界在此期间一直采用苏联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则一概弃之不用，从而形成了“苏维埃学派”一花独放的局面，最终造成了中国民族学理论的严重滞后和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发展水平的脱节。不仅如此，“**********”期间，民族识别和民族研究工作还一度被迫停止，学校里的教学活动难以正常开展，科研机构也被撤销或归并，许多民族学家被迫改行，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末才告改变。
“**********”结束后，人类学才重新在大陆学术界出现。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规划会议上，民族学小组中北京、上海、武汉、厦门、广州等地代表一再倡议恢复人类学。第二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5月，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恢复，人类学逐渐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并逐渐得到认同。到90年代，人类学学科已逐渐发展起来。在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等单位，先后建立了人类学系、专业或研究机构。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人类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三、新时期的中国人类学
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十分重要的综合性学科，有着重视社会现实问题、强调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因而它对于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与人文科学事业，对于加强从人文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人类学在掌握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多民族、多文化的特点，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展开丰富多彩的研究，并取得许多研究上的新突破。这不仅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为世界人类学研究作出应有贡献。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这些不仅是国内领先的研究，也是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
然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人类学研究还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无论在师资队伍、学术组织、课程建设，还是在研究方法与学术水平等方面，仍与国际人类学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自身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对于人类学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所提出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我国的人类学迫切需要加速发展和不断提高。目前，许多学者也针对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发展，针对人类学如何中国化的具体问题，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从人类学中国化主张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中国人类学家们对于学术发展认识不断深化和演进。由简单的学习、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发展到综合西方各派学说和方法构成中国人类学，再到汇合中国化运动的潮流，提出更有系统的中国化主张。概括来看，建设中国人类学体系或者实现人类学中国化可以说有以下几种设想。第一种意见主张对西方人类学理论采取扬弃的态度，要学习借鉴其优秀成果，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加以修改，最终形成思想上的独立。第二种意见主张选择某一具体的国外人类学流派的理论，再以中国的实际加以验证，使其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上，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本土特有的研究素材，实现彻底的人类学中国化。第三种设想主张吸收国外人类学理论精华，但要承认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有别于西方，所以应重新明确中国人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形成科学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最后建立中国式的人类学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我们要吸取以往中国人类学先驱们对人类学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同时重视台湾和香港学者对人类学中国化的贡献以及大陆学者的最新研究和学术活动趋势。这对于建设现代中国人类学，特别是面向2l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具有重要意义。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