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要全面、系统地把握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就不能不提及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但他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研究和借鉴了许多人类学的材料和成果，尤其在晚年，他潜心研究人类学的具体材料，试图从中寻找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理论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的历史规律。事实上，人类学关于家庭、国家、所有制、私有财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社会有规律进化的进化人类学理论，都证明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可以说，人类学尤其是进化人类学的理论不仅是成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又一个来源，还深刻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迪蒙德教授在1975年《辩证人类学》杂志创刊号发刊词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人类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而离开了人类学，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了。”这足以证明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有的独特地位。
同时，马克思在对人类学课题的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和方法，对各派人类学家的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西方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许多人类学家不仅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学派和思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识到过去已有的人类学理论在研究社会文化现象上的不足，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布洛克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一书中重点介绍和评价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人类学相关的理论，并指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创新，“这一创新尤其体现在它表明了马克思并不相信会有一个固有的适用于全人类的进化图式，而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毫不置疑地持有这种观点”。他还提出我们应立足当前的发展水平审视马克思在人类学领域的地位。
马克思探讨的与人类学有关的问题不外乎涉及三个方面：所有制的演变，劳动形式的演变和国家的发展。为了论证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二者之间本质上的联系，他开始注意有关原始人的人类学资料。马克思求助于人类学两件事：第一，到人类学中寻找一些证据，以证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某些原则是永远存在的，是贯穿历史的一般原则；第二，指望人类学向他提供一些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略有不同，甚至相对立的制度为例证。他从许多人类学家的著作中都发现了满足这两个目的的材料，但从整体看，摩尔根的著作似乎最适合这一个双重任务。马克思之所以重视摩尔根的著作，是因为他在摩尔根关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发展的思想中，为自己有关社会演变的基本理论找到了证据。在研究摩尔根的著作时，马克思并没有把摩尔根关心和研究的所有问题都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把对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哲学理论和唯物史观有重大价值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把握人类文明起源的总过程、一般规律和发展模式，寻找最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因。他在对摩尔根的北美印第安人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中心概念是“生产方式”，它指生产力，包括生产技术、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力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后者包括阶级和财产关系等。在研究中，经济因素被马克思视为从“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动力。这一模式为更广阔地从政治、经济视角指导社会研究开辟了思路。
尽管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分期的观点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存在分歧，但他的有关理论至少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在当代人类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接触和研究的人类学问题，也对整个人类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和贡献，对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和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进化论人类学派、结构主义人类学派的关系，已为众所公认，成为各国人类学研究领域注目的问题。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一、人类学的内涵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此词由anthropos和logos组成，意思是有关人类的知识学问。据说，这个定义源于希腊文“人类学”，是“人”加“科学”的意思，从语义上讲，就是研究人的科学。它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道德论》中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在那时，它还是一个十分空泛的名称，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专门学科。然而，那时亚里士多德已经注意到了人类的两种属性：政治性和动物性。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论断。同时，他也曾用人与猿猴、狒狒等进行比较，以便证明奴隶与奴隶主生理结构的不同。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因此，在19世纪以前，人类学这个词的用法，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日趋深化，在中世纪的欧洲，相对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学科，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的体质结构、与其他动物的亲属关系、人种的起源与分布学等问题的独立学科开始形成。
进入19世纪后，欧洲许多学者开始对考古学化石遗骨的发现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而这些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所以学者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的报道。这些情况最初是由探险家、传教士、海员等带到欧洲的，而后人类学家也亲自到异文化中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人类学中止了仅仅关注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传统，而进一步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后期文化学的诞生，使人类学终于找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点。1860年德国人类学家爱德弗·巴斯蒂安所著的《在历史中的人》，首次从广义的角度考察人类，开了现代人类学的先河。其后几十年，拉第耳、泰勒、摩尔根等人依据大量的考古材料，汇集到欧洲的各种民族志材料以及当代社会原始民族的第一手材料，全面地考察了人类早期生活，极大地丰富了巴斯蒂安所开创的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人类学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当然，由于人类学在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状况不同和众多的人类学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人们对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描述也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别。但从总体上讲，人类学主要还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前者具有通常讲的自然科学的性质，后者具有通常讲的社会科学的性质。例如，《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写道：“人类学，它的名称从词源学上来说是‘人的研究’——它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全面性在于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地理学和年代学的范围相关联。事实上它是人类科学中唯一研究其体质的和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的学科。”这个概念就认为人类学既是自然科学又是社会科学，是研究人和人类社会最全面的科学群。
一般认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因素，但它并非研究这些因素的所有方面。它主要研究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种族之间的自然差异。其中包括人类自身的起源、分布、演化与发展，人种的形成以及现代人种、种族、民族的体质特征、分类和变化等等。主要分科有人类起源学、人体形态学，人种学和人类遗传学等等。而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属性是社会属性，因此脱离社会属性单独研究人的自然属性是不科学的，人类学必须在研究人的体质形成、发展之外，研究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离开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对它的定义和分科学术界存在一定分歧。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M·基辛在进行人类学分科时，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又进一步细化。他把文化人类学进一步区分为广义文化人类学和狭义文化人类学。广义文化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狭义）、史前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而把狭义文化人类学又区分为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这种分科意在突出了文化人类学，这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人们往往在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上纠缠不休。根据基辛的人类学分科，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文化人类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
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试图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演变规律。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包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语言的发生与发展，人类过去物质遗存等等。而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古代人类的婚姻形态、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演化等方面的研究，则称为社会人类学，有时又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研究人类过去物质遗存的学科，它关心古代的人工制品、遗迹及与人类有关的自然环境。通过对古代人留下来的工具、陶器和其他遗存物的研究，试图复原人类无语言学时期的历史文化原貌，追寻人类文化的最初根源。考古学中又分出史前考古学，专门从事研究无文字记载的文化，后又发展出考古人类学。考古学已在遗址发掘及年代鉴定等方面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手段。
语言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性质、结构及发展规律的学科，人类学中的语言学更将语言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项目，它特别关注无文字的语言和这种语言与其他文化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义出发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探讨人类文化和人类自身的起源。语言学也像考古学一样，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包括调查现代民族语言的现代语言学和研究古代人类语言历史残迹的历史语言学。它的发展是由于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家发现语言研究可帮助确定文化间联系的程度，同时对从内部深入认识一种文化极有裨益。人类学研究者在到异文化中开展调查时常常要使用语言学中的语音记录技术。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既不是体质人类学也不是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因为马克思在其毕生的理论活动中曾经涉及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若干问题，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他的人类学思想的主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一门社会人类学，确切地说，它只是社会人类学之一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的相继发展为其研究对象，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发展为其终极目标的真正全面的科学的社会人类学。
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纵观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人类学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始终是马克思工作的一部分，人类学的观点和材料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在柏林大学主修过斯特芬斯教授的“人类学”课程，那时的马克思对人类学已有所了解。后来，潜心钻研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逐渐认识和发现了人的意义，他认为，不能忽视“人”在科学中的地位。1843年，马克思从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转向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或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费尔巴哈声明“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将神学溶解为人类学”是他的新哲学的任务。他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影响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国家和家庭财产的思考，并使马克思最终提出与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的结论。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下，马克思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人的理论，例如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人的自由、人的需要、人的异化、人的解放、人性复归等等，这些理论对于后来哲学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哲学或人类学中分离出来，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此时，马克思已经把整个自然界划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大部分。他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这里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就是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也就是“人化自然”，在文化人类学中称为人的文化环境。可见，马克思在那时就已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和社会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早期的人类学自身理论发展和影响的有限，并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有关书籍产生太大的影响。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他们对史前的物质生产、劳动过程、部落、家庭、所有制形式的解释，还是比较抽象和先验的。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前资本主义所有制时列举了三种所有制：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但他把前两种所有制都摆在以奴隶制为最初形式的阶级社会的框架里，认为它们是奴隶社会所有制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就是说，此时他显然还不知道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
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专注于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力图建立宏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此，他必须考察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的一般规律，从中找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非永恒性的证据。于是，考察原始生产方式的课题便提到了日程，所以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继续开展人类学的研究工作。此时的人类学研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人类学的研究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它由抽象地谈论人和人类的本质转变为以发掘人类史前状态的经验材料为主要特征，研究目标也逐渐集中到“人的原始状态和人类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上。随着人类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资料的不断丰富，加之马克思自身对资本主义分析论证的需要，他对人类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感兴趣。1853年左右，马克思开始阅读亚洲史方面的书籍。这一年，他阅读了38本印度的书、11本俄国的书。于是马克思在《1857-1859年的经济学手稿》中，用人类学材料论证了原始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专门论述了东方斯拉夫和日耳曼的公社生活状态。书中运用了比较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观念，列举了古代墨西哥、秘鲁、克尔特人、斯拉夫人、印度和希腊的部落、犹太人、日耳曼人、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及对社会形式的影响，还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概念。马克思论述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具有原始的性质：一方面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它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前提；另一方面土地是公有的，它表现为劳动的自然性或神授性，它是共同体的基础。在这种制度里，只要单个的个体是共同体的成员，他便能把自身看做是土地的占有者。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认识上具有巨大的转折意义，以前他只能从逻辑上推断公有制的存在，现在他却已经能够在思维中把握公有制的现实存在了。这种东方土地公有制形式的存在，对马克思理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它存在一个最高土地所有者——****君主，而且存在奴隶制的萌芽，但马克思仍然认为它具有原始的性质，所以他认为“公有财产是原始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阐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看做自然产生和永恒的观点。
之后，马克思对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作之一，爱德弗·巴斯蒂安的《在历史中的人》作出迅速反应。在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它进行了评价，这足以见到他对人类学问题的关心。从19世纪60年代起，马克思对俄国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注意俄文的人类学素材。在这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原始社会情况的新发现和他们的论著，并进行分析和研究，不仅在自己的著作里利用了这些材料，还批判了一些错误的观点。
从1868年起，进入晚年的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人类学及其有关学科的理论和资料。他发现，要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就必须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设法证明资本主义大厦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概念（国家、财产、婚姻、家庭、劳动、资本本身等）并不是基于人性、逻辑的不可动摇的东西，而是暂时性的、相对的概念。为此马克思认真研究人类学调查得来的具体材料，系统阅读许多著名的人类学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要。根据整理、研究和编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主要理论著作大约有马克思于1880-1881年摘录的5本有关人类学的笔记和评论，包括《马·何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农村〉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思〈古代法制讲演录〉一书摘要》、《约·卢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以及后来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遗愿，根据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客观地说，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和渗透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与人类学自身理论发展和传播有一定关系。到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还不占有显要地位。直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才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认为每个阶段都以不同的生产技术为基础，他力图用许多事实说明一个阶段为什么会转化为另一个阶段及其转化过程。摩尔根认为社会自身的演变发展导致自身的灭亡，即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在于其内部各子系统停止运转，相互之间发生冲突，这一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时提出的观点比较接近。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即阶级以前的社会是以氏族联系、血缘联系为基础，以原始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学说，正好填补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中的空白。之后，马克思用“原始社会”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这一科学贡献给予极高评价。他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他认为，“摩尔根的科学发现，对于研究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这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影响之深。
马克思生涯后三年和恩格斯从那时起写的著作，全部受到人类学观念的影响。据恩格斯说，马克思曾经设想根据摩尔根的著作和他自己过去积累的民族学知识写一本独创的原始社会史著作。而后来恩格斯正是为实现好友的遗愿放下手中工作来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起源》一书的创作虽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却主要以他的笔记为依据。它广泛继承和批判地吸取了当时人类学先进成果，并把文明社会以前的资料融入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建的宏大理论大厦之中，发表后产生巨大的影响。它是第一个以人类学资料为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概括起来，摩尔根和进化人类学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氏族的看法。马克思根据传统观点，认为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家庭，而不是氏族，氏族只是家庭的再扩大，是家庭的集合体。摩尔根用他氏族是原始社会基本组织的观点对传统观点进行了冲击，后来马克思接受并采纳了摩尔根的观点，最后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的，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解体，各种各样的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
其次是对家庭的认识。马克思在以前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家庭看做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细胞，社会结构是它的扩大。50年代末和60年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和此书的导言中仍有“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的提法，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仍然持有个体家庭先于氏族的观点。后来，通过对摩尔根的研究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不小的收益，并纠正了过去的提法，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制家庭、最后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家庭史发展过程。
再次是对阶级斗争历史的认识。摩尔根等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探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史前社会的认识。他们意识到之前认识的历史尤其是阶级以前的历史的片面性，为此，恩格斯后来对《共产党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重新进行说明，他在1888年该书英文版上加注说：“确切地说，这里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恩格斯在这儿表述了重要的修正意见，说明阶级以前的社会的历史，是在很晚以后，在许多人类学著作尤其是摩尔根的著作发表之后才开始为科学界所了解的。
最后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问题上，摩尔根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了影响。马克思最初没有受到人类学家的具体著作的影响，就创造性地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模糊，它既指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又指比较晚出的东方公有制社会国家，所以后来马克思在阅读大量人类学著作后放弃了这一提法，用“原始社会”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
其实，进化人类学派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除了上述影响外，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创立的“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的理论也通过大量的人类学材料和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得以证实和检验，从而更加巩固了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经济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见解。可以说，人类学思想影响并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尤其是进化人类学理论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影响是相互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人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留下了许多精彩论著，并在著作中对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精妙的见解。例如，在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恩格斯在1896年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对人的进化发展、人类起源、人类智力和各种器官，包括手与大脑的进化、语言器官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作出深刻科学的说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开始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并精确地指出：“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除了对体质人类学的关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有《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法兰克时代》、《法兰克方言》、《马尔克》等精彩论著。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宗教史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应用了人类学的素材和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还关心民族问题，著有《爱尔兰史》、《〈爱尔兰史〉的片断》、《英国和爱尔兰历史手稿》、《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提纲》、《论波兰》、《论波兰问题》、《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对华贸易》、《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印度历史大事记》、《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杰作。这些著作丰富了人类学的研究资料，并对当时许多人类学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妙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用于对人类学的研究上。以往的人类学，无论是体质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是以人类某一方面的特征为研究对象，彼此的相关性不强；作为一门具体科学，它们往往又忽视了理论的分析而偏重感性的综合，因而带有自己特定的局限性。马克思研究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启示，就是他在研究人类学时总是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对人类进行整体思考。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对人类整体的思考远比对人的某一部分、某一特征的思考更为深刻，这种深度的思考既不能从对人类社会的某一现象的单独理解而达到，也不能从各种现象的简单相加而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学的研究从方法论上克服了以往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真正体现了人类学是“关于人的全面的学问”。另外，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积极地介入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并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出及时的分析和评价，批判地继承了它们的有益成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者和学生的进一步研究、探讨，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派无论是在人数、理论流派和著作上都令人惊叹，后来的新进化论人类学、英法马克思主义结构人类学和苏联、中国民族学，考古学都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为源头，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促进人类学理论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