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见此情景，心里很高兴，他想做一位出色的领导者，就要有容忍和宽容之心，假如我真的要处罚这位战士话，我的军队显然就会出现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士兵，这样我们将怎样实现打胜仗的计划呢？他拍了拍士兵的肩膀，说：“我能谅解你，但以后要加强自我约束。”
那名士兵转身对葡萄园主说：“对不起，是我偷吃了您的葡萄，我可以加倍赔偿。”
葡萄园主说：“你的首长已经赔偿了，我感到不好意思，现在我把钱带回来还给首长。”说罢掏钱，被拿破仑按住了他的手。
就这样，一场偷吃葡萄的事情就在拿破仑的容忍与宽容下平息了。那位士兵跟随拿破仑转战南北，每次战斗他都勇敢顽强，冲锋在前，立下了赫赫战功。
宽容别人的过失，原谅别人的错误，用爱心来帮助他人改正过错，会收到比责骂、教训获得更好的效果，同时你的包容和关怀，还能为你赢得友谊，既然如此，何不在小事上大度一些呢？
3、该糊涂时就糊涂一把
管理者都是聪明人，否则也做不到管理者的位置，但是做人精明不可少，糊涂一点也是必不可少的。
糊涂的实质是让人认识到智慧也有它的局限，该糊涂的时候就糊涂一把，比如，下属犯了错，如果不是成心的，那就无须锱铢必较，寸土必争，留点余地，放他一马，更能赢得他的心。
春秋时期，楚庄王在一次平定叛乱后大宴群臣，席间丝竹声响，轻歌曼舞，美酒佳肴，觥筹交错，直到黄昏仍未尽兴。楚王乃命点烛夜宴，还特别叫自己的爱妃向文臣武将们敬酒。
忽然一阵疾风吹过，筵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斗胆调戏了楚庄王的爱妃，许姬大惊，奋力挣脱，情急之中扯下了那人帽子上的缨带。许姬取缨在手，回到楚庄王面前告状，让楚王点亮蜡烛后查看众人的帽缨，以便找出刚才无礼之人。
楚庄王听完，却对许姬说：“赏赐大家喝酒，让他们喝酒而失礼，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为要显示女人的贞节而辱没人呢？”并传令不要点燃蜡烛，而是大声说：“寡人今日设宴，与诸位务要尽欢而散。现请诸位都去掉帽缨，以便更加尽兴饮酒。”
听楚庄王这样说，大家都把帽缨取下，这才点上蜡烛，君臣尽兴而散。
散席之后，许姬仍然怪楚庄王不给她出气，愤愤不平地问：“男女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况且我是大王您的人。您让我给诸臣敬酒，是对他们的恩典，有人竟敢当着您的面调戏我，就是对大王您的侮辱，您为何不但不察不问，反而还掩护他？”
楚庄王说：“你想想看，今天是我请百官来饮酒，大家从白天喝到晚上，大多都有了醉意，酒后失态乃人之常情，我如果按照你说的把那个人查出来，首先会损坏你的名节，其次会破坏酒宴的欢乐气氛，同时我也会失去一员大将。而我今天宽恕他的错误，他也必定会知恩图报，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绝缨宴”。
7年后，楚庄王伐郑。一名战将主动率领部下先行开路。这员战将所到之处拼力死战，大败敌军，直杀到郑国国都之前。
战后楚庄王论功行赏，才知其名叫唐狡。他表示不要赏赐，坦承7年前宴会上无礼之人就是自己，今日此举全为报7年前不究之恩。
一个将领对自己爱妾的调戏，对于至尊无上的君主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羞辱。这在当时的社会里，绝对属于大逆不道的犯上之举。谁要是犯了这方面的罪过，小命铁定难保，但是楚庄王却能假装糊涂，并且还替他掩护错误，的确称得上是“厚灰”大家。
4、不要抓住下属的小辫子不放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要做大事，需纵观全局，不可纠缠在小事之中，摆脱不出。《郁离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赵国有个人家中老鼠成患，就到中山国去讨了一只猫回来。中山国的人给他的这只猫很会捕老鼠，但也爱咬鸡。过了一段时间赵国人家中的老鼠被捕尽了，不再有鼠害，但家中的鸡也被那只猫全咬死了。赵国人的儿子于是问他的父亲：“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言外之意是说他有功但也有过。赵国人回答说：“这你就不懂了，我们家最大的祸害在于有老鼠，不在于没有鸡。有了老鼠，它们偷吃咱家的粮食，咬坏了我们的衣服，穿通了我们房子的墙壁，毁坏了我们的家具器皿，我们就得挨饿受冻，不除老鼠怎么行呢？没有鸡最多不吃鸡肉，赶走了猫，老鼠又为患，为什么要赶猫走呢？”
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也难免存在负面因素，我们应该看其主流，而不应纠缠于那一点负面因素，那只会因小失大。就像上面故事中的赵人深知猫的作用远远超过猫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他不赶猫走。
管理中也是一样，作为管理者不能只盯着下属的缺点和问题不放，而要看其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须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要用的是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他的过失。所以，《列子·杨朱》篇中讲：“要办大事的不计较小事；成大功业的人，不追究琐事。”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即使不挑它也还是存在。但是，除了缺点之外，每个人也还有长处，还有优点。如果一个管理者如果只注意一个人的短处，而不是注意他的长处，那么就有可能把人轻而易举地放走，而这一做法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所以，自古以来，历朝振兴，在衡量人才时都是不拘一格的，只评论他做事的本领而不苛求细节末梢。雍正帝不求全责备，大胆任用李卫，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李卫是康熙五十六年靠捐资入仕，成为兵部员外郎的。按说，这种非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当时那种极重出身的时代，是不大受人重视的。但是李卫身上有着非常突出的优点，他个性极强，敢作敢为，办事一向以国事为重，雷厉风行。康熙末年，李卫任户部郎中，负责钱粮入库等事。当时有一个亲王管理户部，指令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大胆谏阻，而亲王不听，他便准备了一个大柜子，内蓄其钱，外写"某王盈余"，置于户部东廊下，使其贪赃行径暴露于众，结果把那个亲王弄得非常难堪，乃停止多收。这件事被雍正帝看在眼里，他佩服李卫敢于任事的胆量和作风，因此，即位之后便升李卫为云南盐驿道。
李卫上任的时候，正值康熙末年，盐务废弛，百弊丛生。他上任后便严格管理，严肃法纪，毫不留情地劾罢多名不法官吏，使整顿盐务取得了明显效果。雍正帝正是看中了他的长处，才不断提升，委以重任。李卫所到之地，都能顿见成效，实践证明雍正皇帝用李卫是正确的。
然而，李卫并非完人，同他的优点突出一样，他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生性骄纵，对管理者粗鲁无礼，对人才又十分刻薄，有时还接受他人的馈赠。因此，与上下左右的关系比较紧张，经常有人向雍正皇帝告他的状。对这样一个优缺点十分突出的人，雍正帝并没有求全责备，而是用其所长。
雍正帝曾评价李卫说：“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颓风耳。除此他无足称。”
李卫受到雍正帝的重用，不是因为他没有缺点，而是因为雍正帝能避其短，用其长。事实上，一个人的短处是相对存在的，只要善于激活他某一方面的长处，那么他就可能修正自我，爆发出惊人的工作潜能。
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灭，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德鲁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指出：“倘要所用的人没有短处，其结果至多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组织。所谓‘样样都是’，必然一无是处，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越明显。有高峰必有深谷，谁也不可能十项全能。”他还说：“一位管理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长，因而刻意于避其所短而非着眼于展其长，则这位管理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
但是，一些人管理者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总是喜欢求全责备，喜欢着眼不足，爱挑毛病，要求完美，宁肯用碌碌无为四平八稳的庸才，也不愿用有某些小过的干才。《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回，子思向卫侯推荐一个人才，说：“这个人有军事才能，可以统率三万七千五百人。”当卫侯知道推荐的人就是苟变时，表示不同意，说：“这个人我知道，他在向老百姓征收田赋时，曾经白白吃过人家两个鸡蛋。”
听到这里，子思说：“君主用人，好比木匠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合抱的大树，虽说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因此而把它丢掉。现在，正是战争纷起，需要用人之际，你怎么能因两个鸡蛋的事而丢弃一员大将呢？”这一番话，使卫侯茅塞顿开，接受了子思的意见。
险些因为两个鸡蛋就葬送了一个军事统帅，要不是卫王能够认真听取子思的意见，哪里再去找一个领兵打仗的干将呢？荀恋的故事给我们以启发，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放弃不用具有大才干的人，而任用那些没有问题，也没有才干的人。
事实上，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并非那种毫无缺点的人，而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才干的人。这种人才能够胜任其职，并能够取得突出的成绩，他们的缺点对于完成任务没有太大阻碍，或者在合理的帮助和支持下，这种阻碍不会对任务的完成产生太大的影响。
管理者用人之大忌就是要求人才是通才、全才。实际上这不是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相反却是一种苛求主义。用人如果仅从人的弱点着眼，即使不能说成是对人力资源上的滥用，至少可以说是对人力的错用和浪费。可见一个管理者同时又是一个“伯乐”，应当重视和发掘人才的潜力，不要揪着下属的小辫子不放。
古代有一首歌谣唱道：“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无多苛求。”用人也当如此，世界上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也没有完全一无是处的庸才。一个企业是众人的集合，有才华出众者，有泛泛如众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八面玲珑者，……可谓各色人等长短不一。最糟糕的管理者就是眼睛总盯着下属的短处，对其求全责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