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两朱阁，南北相对起。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
这是一首抒情言志，即事言情，寓情于事，而又“长于讽咏”的“极工之作”。诗借老翁之口，对“穷兵默武之祸，慨切言之”（《唐诗别裁》），“便不伤于直遂，促促剌剌，如闻其声，而穷兵黩武之祸不待言矣。末又以宋、杨国忠比勘，开元、天宝治乱之机，具分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可谓‘诗史’。”（《唐宋诗醇》）全诗既着意于事，又借事托情，在叙事中步步紧逼，层层推进，而其气势若常山之蛇，逶迤绵延，“极尽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妙，又具一波三折、意态横生之趣。”老翁之情愫，诗人之感慨，两种情感在诗中荡漾；“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首尾照应又回环往复，巧妙而又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的思想。事件的展开和意绪阐发交织流动，复杂曲折的情感在明白晓畅的语言氛围中生发奇趣，成为白氏新乐府诗中尤非他篇所可及的讽谕名篇！帝子吹箫双得仙，五云飘飞上天。
系白居易《新乐府》三十首之一，旨在“刺佛寺多也”。题目亦取诗的首句。“两朱阁”亦作“两珠阁”。有唐一代，皇帝为公主生前或死后立寺、立观的很多。《唐会要》十九载：贞元十五年（799）唐德宗李适追封两个女儿贞穆公主、庄穆公主贞穆、庄穆就是唐安公主、义章公主（《元白诗笺证稿》）。十七年又为之分别立庙靖安里、嘉会里。两处可能就是两公主生前的宅第。诗中所云“贞元双帝子”，总之是指两位公主。本诗正是以两公主薨后立寺为背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佛寺之多，以致大量侵占民宅、祸害百姓的事实。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
妆阁伎楼何寂静，柳似舞腰池似镜。花落黄昏悄悄时，不闻歌吹闻钟磬。
寺门敕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馀。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疲人无处居。
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
“妆阁伎楼何寂静”四句，写公主第宅改作佛寺后的无比寂静状况。昔日公主的妆阁伎楼人去阁楼空旷，那柳条好象婀娜的舞腰，那池塘恰似映照倩影的明镜；春去秋来、花落凋零、静悄悄的黄昏时刻，已听不到昔日的箫管歌吹，听见的只有梵音钟磬，照应“化为佛寺在人间”。“帝子吹箫双得仙”四句，是在说明朱阁来历之后，用秦穆公女弄玉吹箫引凤、得道成仙的典故来比喻，叙述两位公主薨后，其宅第被改作佛寺。春秋时，萧史善吹箫，秦穆公将女儿嫁给他后，二人吹箫模仿凤鸣，引来凤鸟，双方跨凤飞升而去（《艺文类聚·仙道》引《列仙传》）。诗借以指“贞元双帝子”。五云，《周礼·春官》：“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艺文类聚·天部·云》引《河图》有“昆仑山五色云气”之说。“将”，动词，携带之意。诗开篇一个三言句，三个五言句，其他十六句七言到底，正所谓《新乐府序》之“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第一句“两朱阁”即诗的题名，最后一句“渐恐人间尽为寺”，照应小序“刺佛寺多也”，寓讽谕之义。完全是摹仿《诗经》“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因为前四句相当于序言、前言之类，可视为非诗的本体，所以不用七字句，而以杂言出之。看见长安大道边两座红楼相对着，从而引出第三、四句的一问一答，上句问、下句答。这种句式在唐诗中多见，且以“借问”发出，如“借问酒家何处有”等，答句采用叙述式。《新乐府》中也有类似问答句式，如第三十一首《缭绫》“织女何人衣者谁”二句，不同在这是双问双答。“贞元”年号不必多讲，“帝子”则王子、公主均可称呼。
“寺门敕榜金字书”四句，写敕建的佛寺的空房闲地之多和佛寺比邻百姓的无房居住。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叙述，一方是“疲人”（又作“齐人”、“齐民”）无处居住；一方是尼院佛庭宽绰有馀、明月照射的长满青苔的空地。为什么呢？因为佛寺是皇帝诏命即“敕”建的，也只有皇帝敕建的才能称“寺”。“比屋”，《周礼·地官》“五家为比。形容房子紧挨房子，拥挤不堪。”“比屋疲人无处居”是个关键性句子，具有转折的作用。一转而到“两朱阁”的初建。“忆”，忆昔，记得。平阳，汉武帝姊封平阳公主；唐高祖第三女、柴绍之妻，曾起兵助高祖，后封平阳公主。唐德宗有十一位公主，诗中所说不知是那两位，且十一位中也没有什么平阳公主。这里似指唐德宗“贞元双帝子”。“忆昔平阳宅初置”是说记得第宅初建时，不知强占吞？了多少平民百姓的土地。如今公主双亡，第宅改佛寺，再这样下去，恐怕人间到处都变为佛寺了。梵宫，即佛寺；“人间”与“仙界”对举，含“凡间”、“人世间”双关意思。到唐武宗时，由于信仰道教之故，于会昌五年（845）下诏灭佛，拆废寺庙（官建）四千六百馀所，招提、兰若（私建）四万多所；没收寺庙上等田几千万顷；僧尼还俗的二十六万多人，收奴婢十五万人……（见《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武宗之前佛寺之多、僧尼之多，祸国殃民、劳民伤财，诚难怪诗人一再上书和写诗诤谏、讽谕。
诗人“刺佛寺多也”是“有所为而作的”。他指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就是反映现实；“为事”就是写社会、百姓生活的真实。所以，《两朱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写的。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隋唐发展到极盛阶段，官、私办佛寺林立，大量占用土地和劳力，劳民伤财，白居易在其《策林·议释教》说：“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耗人利于金宝之饰；移君亲于师资之际，旷夫妇于戒律之间。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臣窃思之：晋、宋、齐、梁以来，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是从生产的角度反对佛教，而本诗则从佛寺侵占都市民宅的角度予以讽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