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尔之时，有大醉象，放逸奔走，入于御道……舌赤如血，其腹委地，口唇如垂；行步纵横，无所省录，人血涂体，独游无难，进退自在，犹若国王，遥视如山；暴鸣哮吼，譬如雷声；而擎其鼻，瞋恚忿怒。……恐怖观者，令其驰散；破坏兵众，诸众奔逝。……尔时街道市里坐肆诸卖买者，皆懅，收物，盖藏闭门，畏坏屋舍，人悉避走。又杀象师，无有制御，瞋或转甚，踏杀道中象马、牛羊、猪犊之属；碎诸车乘，星散狼藉。
或有人见，怀振恐怖，不敢动摇。或有称怨，呼嗟泪下。或有迷惑，不能觉知。有未着衣，曳之而走，复于迷误，不识东西。或有驰走，如风吹云，不知所至也。……彼时有人晓化象咒……即举大声而诵神咒。……尔时彼象闻此正教，即捐自大，降伏其人，便顺本道，还至象厩，不犯众人，无所娆害。
其擎钵人，不省象来，亦不觉还。所以者何？专心惧死，无他观念。尔时观者扰攘驰散，东西走故，城中失火，烧诸宫殿，及众宝舍，楼阁高台现妙巍巍，展转连及。譬如大山，无不见者。烟皆周遍，火尚尽彻。……火烧城时，诸蜂皆出。放毒蛰人。观者得痛，惊怪驰走。男女大小面色变恶。乱头衣解，宝饰脱落；为烟所熏，眼肿泪出。遥见火光，心怀怖懅，不知所凑，展转相呼。父子兄弟妻息奴婢，更相教言，“避火！离水！莫堕泥坑！”
尔时官兵悉来灭火。其人专精，一心擎钵，一滴不堕，不觉失火及与灭时。所以者何？秉心专意，无他念故。……尔时其人擎满钵油，至彼园观，一沛不堕。诸臣兵吏悉还王宫，具为王说所更众难，而人专心擎钵不动，不弃一滴。得至园观。
王闻其言，叹曰：“此人难及，人中之雄！……虽遇众难，其心不移。如是人者，无所不办。……”其王欢喜，立为大臣。……修行道者，御心如是。虽有诸患及淫怒痴来乱诸根，护心不随，摄意第一。……颂曰：
如人持油钵，不动无所弃。
妙慧意如海，专心擎油器。若人欲学道，执心当如是。有志不放逸，寂灭而自制。人身有病疾，医药以除之。心疾亦如是，回意止除之。
心坚强者，志能如是，则以指爪坏雪山，以莲华根钻穿金山，以锯断须弥宝山。……有信精进，质直智慧，其心坚强，亦能吹山而使动摇，何况而除淫怒痴也？……我们读了这个极美的故事，忍不住要引《宗门武库》里的一条来作个比较：
草堂侍立晦堂（黄龙宝觉禅师，名祖心）。晦堂举风幡话问草堂。草堂云：“迥无入处。”晦堂云：“汝见世间猫捕鼠乎？双目瞪视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动；六根顺向，首尾一直，然后举无不中。诚能心无异缘，意绝妄想，六窗寂静，端坐默究，万不失一也。”
菩提达摩考
——中国中古哲学史的一章
菩提达摩的传说在禅宗史上是一件极重要的公案。禅宗尊达摩为初祖，造出许多无稽的神话，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竟有人怀疑达摩为无是公、乌有先生一流的人。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的那么重要。
记载达摩最早的书是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此书成于东魏武定丁卯（547年），其中记达摩的事凡两条。其中一条云：
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云，得其真相也。
（绿君亭本，卷一，21页）其一条云：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年）太后胡氏所立也。……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
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同上本，卷一，1页以下）杨衒之著书的时候，距此寺被毁之时不远，他与达摩可算是先后同时的人，此其可信者一。那时未有禅宗的传说，杨氏无伪证的必要，此其可信者二。故从杨氏的记载，我们可以承认当日实有菩提达摩，“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自称年一百五十岁。
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516年），至孝昌二年（526年）刹上宝瓶被大风吹落；建义九年（528年）尔朱荣驻兵于此；明年（529年）北海王元颢又在此驻兵。至永熙三年（534年）全寺为火所烧，火延三个月不灭。依此看来，达摩在洛阳当在此寺的全盛时，当西历516至526年。此可证《景德传灯录》所记达摩于梁普通八年（527年）始到广州之说是不确的了。
记达摩的书，《洛阳伽蓝记》之后要算道宣的《续高僧传》为最古了。道宣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他的僧传续至贞观十九年（644年）止。那时还没有禅宗后起的种种传说，故此书比较还算可信。道宣的《达摩传》云：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
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谘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卷十六）以下述“四法”与“壁观”，末云：
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传于世。
自言年一百五十余载。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这篇传与《洛阳伽蓝记》有一点相同，就是说达摩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最不同的一点是《洛阳伽蓝记》说他是波斯国胡人，而此传说他是南天竺婆罗门种。此可以见传说的演变，由“起自荒裔”的波斯胡，一变而为南天竺婆罗门种，再变就成了南天竺国王第三子了！
然道宣所记，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
（1）此传说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此可见他来中国时还在宋亡以前。宋亡在429年。此可以打破一切普通八年（527年）或普通元年（520年）达摩到广州之说。假定他于479年到广州“末又北度至魏”，到520年左右他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那么他在中国南北共住了四十多年，所以他能在中土传授禅学，自成一宗派。此说远胜于“九年化去”之说。
（2）此传说他在本国时“冥心虚寂”“定学高之”；又说他到中国后，“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又说他的“定法”“壁观”。大概达摩确是一个习禅定的和尚，故道宣把他引入“习禅”一门。《洛阳伽蓝记》说他见了永宁寺便“歌咏赞叹，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这又可见他虽习禅定，却决不像后来中国禅宗里那种“呵佛骂祖”打倒一切文字仪式的和尚。
（3）此传中全无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也没有折苇渡江一类的神话，可见当7世纪中叶，这些谬说还不曾起来。达摩与梁武帝问答的话全是后人伪造出来的。
（4）此传记达摩的结局云：“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此可见7世纪中叶还没有关于达摩结局的神话。同传附见《慧可传》中有“达摩灭化洛、滨”的话，但也没有详细的叙述。记达摩的终局，当以此传为正。《旧唐书·神秀传》说，“达摩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只履而已。”此为后起的神话。《洛阳伽蓝记》记宋云事甚详，也不说他有遇达摩的事。8世纪中，东都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纪》（有敦煌唐写本），其中记达摩事尚无遇毒的话。8世纪晚年，保唐寺无住一派作《历代法宝记》（有敦煌唐写本），始有六次遇毒，因毒而终的神话。此亦可见故事的演变。
（5）道宣记达摩的教旨最简单明白。传云：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
这是总纲。然则入道多途，要惟二种，谓理行也。何谓“理入”？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疑（同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何谓“行入”？
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行苦至，当念往却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怼。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按，末二语不易解。据敦煌写本《楞伽师资纪》引此文云，“喜风不动，冥顺于道”，可以参证。）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以上所述，似是有所依据。道宣说：“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传于世。”据净觉的《楞伽师资纪》（敦煌唐写本，藏巴黎图书馆及伦敦大英博物院）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
昙林的事迹无可考，疑即是《续高僧传》附传之，“林法师”。据传云：林法师当“周灭法时（574年），与可（慧可）同学，共护经像”。《续僧传》记达摩的宗派传授如下：
——僧副（后去南方）
达摩——慧可——那禅师——慧满
——道育
林法师向居士化公廖公
慧满死时，已在贞观十六年（642年）以后，与道宣正同时，故道宣所记应该是最可信的。
达摩的教旨分“理”与“行”两途。理入只是信仰凡含生之伦同有真性；因为客尘障蔽，故须凝住壁观。壁观只是向壁静坐，要认得“凡圣等一，无自无他”。所谓少林面壁的故事乃是后人误把少林寺佛陀的故事混作达摩的故事了。
四行之中，第四行即性净之理，即是“理入”一条所谓“含生同一真性”之理。其余三行，报怨行认“苦”为宿业，随缘行认荣誉为宿因所造，苦乐均不足动心，故能行无所求。无所求即无所贪著，“安心无为，形随运转”。
总括看来，达摩的教旨不出三端：一为众生性净，凡圣平等；二为凝住壁观，以为安心之法；三为苦乐随缘，心无所求，无所执着。《续僧传》附向居士传中说向居士寄书与慧可云：
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者，喻默出声而寻响。
烦恼即是涅槃，故甘心受苦；凡圣平等，众生即是佛，故不离众生而别求佛也。此正是达摩的教旨。这一宗派主张苦乐随缘，故多苦行之士。《续僧传》记那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又慧满也是“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贞观十六年（642年）满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都是达摩一派的遗风。
宋代的契嵩不明此义，妄说四行之说非“达摩道之极”（《传法正宗记》卷五）。他生在宋时，听惯了晚唐五代的禅宗玄谈，故羡慕后人的玄妙而轻视古人的淡薄。他不知道学说的演变总是渐进地由淡薄而变为深奥，由朴素而变为繁缛。道宣所述正因为是淡薄朴素，故更可信为达摩的学说。后来的记载，自《景德传灯录》以至《联灯会要》，世愈后而学说愈荒诞繁杂，全是由于这种不甘淡薄的谬见，故不惜捏造“话头”，伪作“机缘”，其实全没有史料的价值。
今试举达摩见梁武帝的传说作一个例子，表示一个故事的演变痕迹。
7世纪中叶，道宣作《续高僧传》，全无见梁武帝的事。
8世纪时，净觉作《楞伽师资纪》，也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话。
9世纪初年（804-805年）日本僧最澄入唐，携归佛书多种。其后他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引《传法记》云：
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逢见慧可，志求胜法，遂乃付嘱佛法矣。（《传教大师全集》卷二，518页）《传法记》现已失传，其书当是8世纪的作品。此是记梁武帝与达摩故事最早的。
8世纪晚年，成都保唐寺无住一派作《历代法宝记》，记此事云：
大师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上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来。”帝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大师答：“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武帝凡情不晓。乃出国，北望有大乘气，大师来至魏朝，居嵩山，接引群品，六年，学人如云奔雨骤，如稻麻竹笔。（此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此与《传法记》同一故事，然已添了不少枝叶了。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年）作《大鉴禅师碑》，其中有云：
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柳先生集》八）这可见9世纪初年所传达摩与梁武帝的问答还不过是“有为”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