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血缘亲属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变的过程中，上述的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互为补充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的出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我们对跨国民族的研究是在国家民族（政治共同体）和文化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上进行讨论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壮、侬这一跨国界而居的族群互动时，就不得不考虑国家对各自的族群成员在族群认同心理以及对所属地域认同的改造。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说国家权力的构建下，国家认同相对于族群认同和地域认同而言，是超越血缘、超越地缘的更高层次上的认同，可以说国家认同涵盖了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但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并非静止的，它们跟国家认同一样改造着每一个族群成员的意识，可以说是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国家认同在心理层面上互动的此消彼长，具有趋同的、整合的一面。
个案22：
前两年越南老瑶想送两名适龄儿童到西马小学念书，但是终因那坡县教育局有关领导不同意所以没成。前年念井村中心小学有一名越南籍小学生毕业，他的名字叫赵文坚，其父母是从吞达屯迁到越南去的，后又将他送回念井来念小学。赵文坚小学六年都在中国接受教育，据说他的语文成绩很好，跟班里的同学处得也较融洽，笔者设法与他联系但未果。当笔者与教过赵文坚的老师进行交谈时，这位土生土长的布侬老师告诉笔者，国界在外来人看来是不可逾越的，赵文坚的父母已经加入越南籍，但他们是从中国迁到越南去的壮族，老祖宗的根在这里，让自己的孩子回来读书，小学毕业后又回到通农中学去念，无非是想让小孩多学习一点中国的东西，不要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这位老师还说，那些迁去四五代的壮族已经加入了越南籍，所以就不把他们的后代当中国人了，只当是兄弟，而赵文坚的父母是70年代搬迁过去的，他们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越南人，念井这里的人也当他们是中国人，是心理上的，情感上的中国人，但是他们的国籍还是分得清楚的。笔者问能够认为是“双重认同”吗？这位老师持肯定回答的态度，在情感上是中国人，在国籍上是越南人。
“在情感上是中国人，在国籍上是越南人”，体现了政治情感的双重认同在民间权威话语与国家权威话语互动下是现实存在的，而这种现实存在的途径是通过跨国民族天然的族群情感认同或是在地域认同中实现的，它可以是理性的选择，也可以是非理性的选择。但是所谓的国家政权建设同时也是一个建立新的知识形态，并且确立其支配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改造着族群意识的选择性，使其由感性选择向理性选择过渡。
这种对国家认同的理性选择集中体现在两国年轻布侬妇女身上。所谓“理性的”，笔者认为它是为使目的和手段逻辑性地联系起来，有效实现目的工具选择，其实这正体现了认同理论的“工具性”，即情境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民间权威对两侧妇女的意识影响较大，她们非常注重名分及世俗对这种事实婚姻的承认，但与此同时国家政权对其人格上的塑造也相当的明显，一种比男性更为强烈的“归属感”得到了有意识而且系统地发展，这种发展过程几乎是“自然”的，因为个人主义从来就不是妇女特权，它必须上升为集体意识才能将其发挥得更加强大。两侧布侬妇女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身份上的合法性。念井的女人发现民间的权威并不能“保护”她们，虽然她们头脑中“嫁鸡随鸡”的传统意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但是她们在理性的选择中发现国家权威比民间权威更使她们具有安全感，更能确实地保护她们的利益，所以在她们的身上体现了传统草根文化和国家政治文化两种体系力量的权衡，她们进而创造性地将民间的“安花仪式”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安花仪式”，更为强调国家法律对其婚姻的认可和保护，所以才会对近几年来“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的“黑人黑户”的状态表示鄙夷。而对面的越南布侬妇女也创造性地将其人格上升为国家人格来表示对抗。
我们将跨国民族的三大认同——国家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整合成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情感，是一种人们普遍怀有的不需要与任何人敌对的情感，是个人对其故土、传统、历史、朋友——尤其是对童年的朋友——和亲属的眷恋，往往也是对民族国家政治气度的赞赏，一句话，是对民族的一般文化的眷恋。最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的本质是自发地表现出来的，自愿地承担对其他人、对作为个人认同基础的族群文化遗产的责任。
（第五部分）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1.首先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动态发展演变的，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所要研究的族群关系。作为跨国而居的同一族群的两个部分在互动的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有不同内容的利益追求，在不同的层面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利益组合。尤其在跨国民族这一个族群内部，部分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不完全一致表现得更为突出。
2.跨国民族族群关系的变化过程会受到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是由其中某一个因素单独起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当中，有的是直接作用的，可以很容易就观察得到的，而有的则是间接的、隐藏在其他因素背后，很容易被忽视。人们常说，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族群关系变化中，常常是各种内因与外因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在考察念井屯的跨国民族互动中，经济基础这一深层次的内因是不能够忽视的。
3.国家权力的建构对于壮、侬这一跨国民族内部中越两部分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从而重新构建族群意识体系，而族群内部的传统文化纽带维系着原有布侬族群成员彼此之间某种程度的认同，而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已经分化为对各自所在国的国籍认同。
4.在国家权力的构建下，国家认同相对于族群认同和地域认同而言，是超越血缘、超越地缘的更高层次上的认同，可以说国家认同涵盖了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但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并非静止的，它们跟国家认同一样改造着每一个族群成员的意识，可以说是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国家认同在心理层面上互动的此消彼长，具有趋同的、整合的一面。
5.在一般场合下的跨国民族互动中，国家意识并非摆在一个很明晰的位置上，族群的文化情感以及亲缘、族缘纽带在族群互动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场合中，人们还有可能将族群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如个案11中弄坛老妇将布侬族群的族群意识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识（“我们中国的山歌真好听啊”），还有念井年轻妇女将传统的“安花仪式”发展成政治上的“安花仪式”，以及越南布侬妇女将其族群人格上升为国家人格。
6.就实地的田野调查而言，跨国民族其成员可以选择与其出生族群相同的文化，也可以接受或采取另一种与其自身不同的新文化。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同时接受两种不同的文化，并且将二者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将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政治情感上的双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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