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说：“我听到消息说，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的老帮阎维藩打算辞职，所以我打算把阎拉过来，你觉得如何？”
乔家在议事时，比较民主，一般不搞一言堂，而是广集众意。因为乔氏认为：“三个臭皮匠，胜于诸葛亮”，虽然不排除真理有时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更多的时候仍然是：集体智能、集体理性比个体理性更正确、更高一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通过这种议事的方式来培养下一代的经商能力及其素养。
乔致庸这次找他的儿子商议该事为的是第二个目的。
景仪见父亲征求自己的意见，略微思索了一下答道：
“孩儿也听说该消息了，但孩儿还听说阎维藩是因为违背号规受到处置，因此才想辞职的。
所以孩儿认为，如果任用这种履历上带有污点的人，可能会对我们的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乔致庸听完儿子的话后，说道：
“吾儿言之有理，但你可知阎维藩因为什么原因而触犯了号规的？”
景仪答道：“这个孩儿就不太清楚了。”
乔致庸接着说道：“你不清楚，我来告诉你。阎维藩在蔚长厚福州分庄任职时，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百银，总号认为阎违背了号规，要处置阎维藩。不久恩寿升迁议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所以决意辞职。”
景仪全神贯注地听完父亲的话后，面带惊愕的神情，问道：“父亲何以对此事知道的如此详细？”
乔致庸答道：“在重任一个人之前，一定要全面、周详地了解并掌握对方的所有相关讯息，然后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做出科学、理性的判断。如果认为对方是可用之才，那么在任用后，就要委以全权，让其感到对他的信任，这样他会对东家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相反地，如果认为对方不是可用之才，那就不要聘用对方，千万不能带着疑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任用下属，这样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职员情绪欠佳、精神沉郁、怨言丛生，上下级的关系怎能融洽？这种彼此生疑生怨的状况，常是导致产业瘫痪的主要原因。”
景仪听完父亲详细的论述后，有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并说道：
“原来，父亲大人早已事先对阎维藩的所有相关讯息了若指掌，而后才做出的这一任用的选择，我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了。”
乔致庸见儿子能明白这一道理很高兴，最后又再一次强调地说道：
“你一定要谨记‘用人不疑’是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这个‘不疑’不是盲目的无意义的信任，而是建立在自己择用人才之前的判定、考核的基础上的，不疑则用，既用之则信任之。因为只有充分信任手下，大胆放手让其工作，才能使手下人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从而焕发手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对我们家业的兴旺有百利而无一害呀！”
景仪说道：“孩儿一定谨遵父亲的教训。”
于是乔致庸便派儿子景仪带了厚礼前去聘请阎维藩。
景仪奉父命专程途中截迎阎维藩，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领东，并许其全权处理号事。
果然正如乔致庸所言，阎为报答乔氏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由于阎氏是一个经营能手，又善于结交官府，所以乔氏商业获益匪浅。
乔致庸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其实，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祖业，在商界大展宏图。
乔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
所以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短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称，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称都要略让些给顾客。
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
乔氏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出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被山西商人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等。
乔致庸还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要注重商业道德。
一次，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的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该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假好油。这样做商号虽然蒙受一些损失，但信誉昭著，近悦远来，事业越发繁盛。
可见，乔家复字商号中的管理者在乔致庸的影响带动下，都很看重商业道德，从不图“法外”之财。这当然为乔氏家族的商号赢得了很好的美誉度，同时也为乔家带来了滚滚财源。
即便是在战乱频频的灾祸之年，乔致庸仍旧凭借其超于常人的才智，为乔家的商业增砖添瓦。
乔致庸从不居功自傲，更不嫉贤妒能，能够做到博采众长。所以乔家商业在乔致庸的精心经营下，得到很大发展，人称乔致庸为“亮财主”（因为他的小名叫亮儿）。
乔致庸可谓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乔致庸生有六子：长子景岱；次子景仪；三子景俨；四子景侃；五子景俨；六子景僖。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由他主持。
乔映霞深受始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兢兢业业。他将其祖父至庸“德下”的用人之道加以扩充性发展，德下的同时也要得上。乔映霞所谓的“得上”其实就是结交权贵在商业上得到他们的提协。
乔氏并不自己花钱买官作，却广为交结权贵，上至皇室亲贵，下至州县史，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
乔氏通过结交权贵，和官场交往，兜揽了不少大笔生意，更使得乔氏商业如虎添翼、如火如荼。
乔映霞深受始祖熏陶，很重视稳妥经商，在确立业务关系时慎得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得，就是不随便建立业务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所以乔氏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它商号交往时却总是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以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
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面，即使对方半途发生业务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并从中吸取教训。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
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渊博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束修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
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僮陪侍，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
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
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军人等。
乔氏家族及家规
乔家从发迹到衰落，一共传了7世。
第一代乔贵发为其创业者，始于包头，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乔全美为第三个儿子，他继承了乔贵发的基业，创设了包头的“复盛号”字号，乔全美又生了两个儿子，二子乔致庸，便是今日乔家大院“在中堂”的主人了。乔致庸活了89岁，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人称“亮财主”。他青年时秀才，后弃儒经商，讲信誉，重实效，用人才，事业大发展。于是他大兴土木，光大门庭，广交官吏，显赫一时。
到民国初，“在中堂”由乔致庸之后代乔映霞主持。乔映奎，是“在中堂”的最后一名掌舵人，曾任祁县东部三十六村联村协会董事长。“在中堂”第七代，不完全统计，有40多人分散于北京、上海、太原、昆明、大同、包头、徐州等地。乔致庸在世时，曾捐钱买官，乔本人是“二品补用道”，分省后补，赏戴花翎。子孙亦如此，男封“大夫”，女封“宜人”，几乎人人都是官。
为光耀门庭，乔家广结权贵，“三晋源”渠贞，是“在中堂”的侄女婿。“华北一杆笔”赵铁山，是“在中堂”的内侄。“在中堂”家规很严，一不准纳妾，二不冷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家族子弟，大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办私塾，高薪聘老师，优秀者入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深造。毕业后再留学美国。仅“映字辈”，上过大学者两人。第六代兄弟20人中，11名大学生，获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1人，多人从事教授、翻译、工程设计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