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与笨重而阴森的教学楼相比，学校宿舍楼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俨然是瘦过身的五层建筑，相同规格的房间，均在十八个平方的面积，中间的楼道则狭小了许多，并堆满了各种杂物和生活用品，关键是到处拥挤不堪、关系庞杂，充塞着人满为患的境遇和群居的喧闹，随时驱赶着空间的虚无和人们的隔阂。因为当时的国家政策鼓励多生多育，以防战备之需，而党中央的号召更是摧醒了大众的相思梦，所以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婚恋队伍的增加，江河入海般地汇成了波澜壮阔的生活大合唱。那时候的生育指标不但敞开供应，还能受到政府的奖励和社会的尊重，因此一家三个孩子算少的，动辄七、八个，甚至能达到一个班的有生力量。据说有家生育了十三个孩子，辛劳的母亲从早上开始煮面条，持续到晚上自己还没有吃过一口，只能靠津液和面汤来维持和补充体力。最为可怕的是医院的妇产科一再扩编，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繁殖压力和需求，早产儿的夭折和畸形的胎儿占有相当的比例，谁家摊上只能是认倒霉的份儿，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着难奈的后果和无言的结局；既便是健康的婴孩也大多营养不良，形同猫、狗一样眉目紧锁、四肢蜷曲，呈现一副半死不活的惨状和令人嗟哦的模样。由于医院的设施和医疗用品的匮乏，常常会弄出许多的笑话和絮闻：往往孕妇的身体得不到恢复便被催着出院，顾不上分娩的阵痛和虚弱匆忙的腾床，很多母亲落下了难以治愈的“月子”病，而那时的婴儿个头又普遍的弱小，再加上医院准备上的不足，为了应急，经常是用鞋盒子垫上粗布的襁褓，尚有余地裹吧裹吧端着就回家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罕见地添置了新鞋，唯有偶尔的啼哭鸣放着生命的迹象，还有伟大的母亲们五味杂陈的心境……。
中国的生育高峰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既便“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仍然没有阻挡住新生婴儿的降临和诞生，而我在这个人口激增的大潮中，经过妇产科的医生们苦口婆心的反复游说，母亲才勉强地让我呱呱坠地，有惊无险地莅临人世，得以享受凡间的第一缕阳光和雨露。正是由于出生前后的争执和波折，我生来胆小且懦弱，加之母亲的反悔和懊恼，充斥于耳的都是对“多子多福”极大的怨尤，更是增加了我的忧虑和活下来的罪责，唯恐老天爷随时会收回成命，委托什么妖魔鬼怪将我拘回来时的路。其实在每一个母亲妊娠期间与子女的恩怨纠葛，都将真实地演绎着世间的百态人生，换言之，爱恨情缘始于生命胚芽的形成阶段，母亲的喜好和厌恶，则决定着彼此的未来！因为母子关系的亲疏在孕育过程中，就预演着仿佛编程般的连续剧，所以人生只不过是将茅盾双方的点点滴滴，一帧一帧地复制到现实社会里衍生和践行，而善恶迥异的渊源蕴藏的深浅，往往导致的最终结果需要时间的沉淀方见分晓，喜则互为依托、家庭和睦，悲却众叛亲离、终无宁日，其结局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和不同！这种很“无厘头”的一方非常无奈而必须接受的胎教，让我生来敏感多疑善猜忌，一直活在莫名的惶惑和自己吓唬自己的不安中。尽管全家五口人同挤在一个房间里，大床连着学校发的双人床，剩下的地方便是冬日取暖的炉具﹙夏天必须搬出去在楼道里做饭。﹚和简单的家具等生活用品，但隔着敦厚的床板我也难以安枕，常常对着床头一角印有“087”的白色编号发呆，老是觉得平坦的水泥地面下，有许多带着面具的人形生物，操着奇形怪状的器械挥汗如雨的掏洞，如塌方般萦绕在耳边的“哗、哗”的掘土声，顿时收紧了我的心，而越来越近誓将我拖走的执着和信念，伴随着掘进的深度刺激着我的神经，火烧火燎地灼烤着全身，时刻都有一种被撕碎的感受，不断地触及到残破的梦境，并擢升为种种穿越地狱的幻觉，淌满肌体的虚汗虽然冷却着通身的高温，而随时随地毁于一旦的危机和癫狂，给我的童年弥留难以消魂的无助和悸动。这种个性化十足的无法提及的心事，深深地雾化在我的灵魂的羞处，影响着我生活中的一切……。人生的反转对应的是现实的巨变，谁曾想成年以后我特别爱看各种恐怖片，越怕越想，夜阑更尽仍然痴迷于此，而那些定格的画面和凄厉的惨叫，回溯着小时候的真实，让我试图找出囤积于童年的过往和诡异故事……。
有一次，虚幻的自我与现实发生了碰撞，那是一个平常冬日里的半夜时分，一开始，我隐隐约约地听到锅铲发出的摩擦声，不由得联想起可怕的挖洞的动静，赶紧用被子把头蒙住，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弄得自主呼吸停滞下来，一种生怕被人发现而危及生命的忌惮，让我毛发皆竖，头皮麻酥酥地有种触电的抽动，但耳朵始终支楞着以防不测，且残存着一种期待的新奇……。终于，父亲也被尖利而怪异的声音弄醒，旋即开了灯，于是，有了这样的对话。
“干什么的？”
“老师，对不起，我饿了。”
“饿了，想干嘛？”
“我想摊个饼吃……。”
“摊饼？你怎么进来的，你这是偷，知道吗？你真是大胆……。”
父亲严厉之极，一顿斥责赶走了我极想看到的闯入者，然后亡羊补牢的插上门，倒头昏昏睡去。第二天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父亲照常忙碌着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宜。我却搁在心底不能释怀，憋了一个星期，终于在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结结巴巴地询问起那天晩上发生的事情。父亲奇怪的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而随着我不断地描述他们的对话，尤其是对于自己成为主角的情节，父亲更是茫然不解，一脸的惊诧之色。
“小儿，你肯定作梦了。这是哪儿有的事呀，再说也不可能，我每天都插门，他怎么进来的……？”
我真的困惑至极，也不敢再问下去了，难道确实是南柯一梦？而那个冬夜发生的一切最接近现实，怎样的梦境都不会有如此栩栩如生的场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捉摸着它的出处，挖空心思的还原着它的每一个细节，缜密地把无穷无尽的答案，推敲到食之无味的地步，却依然捋不出个所以然来，由此也成为我一生中的悬案和反复推理的疑团……。
那时候的大人们常常加班加点，工作起来极其忘我和投入，因此照顾家庭的责任，便落在了率先出生的孩子们身上，而我整天跟在他们的后面瞎转，完全没有什么自我意识和生存价值，既便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奚落，也不愿意脱离集体的活动，这样总比无人理睬的孤独强百倍，幸亏还有层出不穷的游戏，万花筒般地推陈出新，各种各样独具匠心的项目引人入胜：“推铁环”。“打尜”，又叫“抽老牛”。“砸毛驴”。“投皇上”。“搧洋画”。“电报一、电报二……。”“跳房子”。“丢手绢”。“老鹰抓小鸡”。一般最常见和玩的便是“过家家”，它特别受男孩和女孩的欢迎，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愉悦和尽快长大的期望。而流行一时且令人作呕的游戏便是“拔老根儿”：将深秋季节各种落叶撸去叶子，留下老根儿，还必须要垫在鞋子里闷上一段时间，鞋子是越臭越好﹙有人从不刷鞋，故意臭到难闻的程度﹚，这样能够使老根儿既有韧性又有强度，然后将熏黑的老根儿折叠起来，与其他人的老根儿套住如拔河般用力的拉扯，有时候能僵持很长时间，谁的最先断掉而成为输家，只能寻找新的树叶闷上更长的时间再来寻仇，而胜利者则顾不上满手的臭味，边擦汗边把老根儿重新塞进鞋里，然后咧着嘴得意洋洋、浑身晃晃悠悠地走开……。
学校里的大孩子们经常拉帮结派，各为其主，一般都听最大的孩子吆喝。他们有的是父母过往甚密自然形成的，有的是根据地域划分楼东一帮，楼西一派，时不时地分分合合，少不了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斗殴事件。当他们遇到外来威胁的时候便一致对外，记得有一次他们隔着学校的围墙﹙那时候的铁丝网已被红色的砖墙替代﹚与邻居的孩子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这也算是升级般游戏的一种，名为：“开火”。﹚。砖头瓦片、石子坷垃划着弧线飞来飞去，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着掩体，各自捡拾着东西伺机还击，最终还是学校里的孩子比较聪明，从一个角落爬上墙头，直接用砖头把一个孩子拍的头破血流。第二天，一大帮人扶着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孩子，异常愤怒地来到学校的宿舍楼下骂了半天，最后得不到回应，只得悻悻而归。由于学校的领导敦促家长们加强监管，从此就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血腥事件。
学校里能够让所有孩子们一起参加的游戏，莫过于“骑马打仗”。就是大的孩子背上小一点的孩子进行的最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背上的孩子相互拉扯，而大孩子之间“使绊”以期摔倒，或谁先落下“马”来就算输，再也没有参加游戏的资格和权力了。我和我的搭档号称“常胜将军”，他是我家邻居的大孩子，名叫韩力，长得又黑又壮，虎背熊腰的；我呐，瘦小有耐性，因此我俩配合起来绝对是天衣无缝，我就像胶水一样粘在他那宽阔的后背上，任谁也轻易打不下“马”来，而他横冲直撞地能够直接将他们顶得人仰“马”翻。尽管每次战斗到筋疲力尽、摇摇欲坠，但胜利的喜悦完全冲淡了一切，落败者则相互埋怨，不停地更换着搭挡，而我们这种甜蜜的合作关系始终如一，击败过无数的对手，延续了许多年的荣誉和连胜的纪录……。
虽然孩子们都有正式的名字，并且经过父母的反复斟酌定下，甚至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但当时最为时尚的便是“起外号”。于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外号”应运而生，而自己真正的名字反而被人遗忘，有的孩子身上竟有好几个“外号”。大部分的依据来自几个方面：具备动物属性的，什么“猴子”“蚰子”“蛐蛐”“蝈蝈”“母狗三”“四眼蛇”……。也有根据生理缺陷和毛病得来的，什么“疤瘌眼”“苍头”“地不平”“瞎小五”“扁瓜脸”“疙瘩妮”“胖翻译”……。还有根据食物的特征来的，什么“面包”“夹心饼干”“豆芽”“西葫芦”“洋白菜”……。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那时候大家不仅喊得自然敞亮，而且有了“外号”的孩子也欣然接受，并一直陪伴着大家渡过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