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咸丰帝还留下了“赞襄一切政务”的臣子。他们又是否能挽救败局？以肃顺为核心人物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在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已经基本掌握了朝廷大权。咸丰死后，他们的势力更是达到了顶峰。但是，咸丰帝也并不是将权力全部授予了这些“顾命之臣”，他们只是“赞襄”。由此，他们并不能合法地独断。更直白地说，他们不能使用可以行使权力的御玺，他们必须通过两位皇太后。因为皇太后的身份，使她们能够代表年幼的皇帝使用御玺。由此他们提出，此后他们所作的决定，书面形式也就是敕令和诏书，都要有皇太后加盖御玺来批准。然而，这两位“寡母”却非普通的女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慈禧不是。这位咸丰皇帝曾经的宠妃，以前就常代皇帝批阅奏章，操持政务，如今怎会甘心只做个盖章的差事呢？
由此，统治集团内部的你争我夺，就此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当然，这斗争由来已久。而最重要的人物，现在变成了三方。首先出场的，是以肃顺为代表人物的“顾命大臣”，也是目前为止最占优势的一方，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着实权。肃顺为郑亲王端华的胞弟，精明能干，勇于任事；在面临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国家危难之时，他受到咸丰帝的重用。咸丰帝任命的八大臣之中，他位于核心地位。肃顺在秉政时，力图整饬官吏，革除积弊以求振作，接连兴起几个大狱，一时朝野震惊。但他也借此消除异己，打击面过大，加深了与其他人的矛盾。这其中，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对手。肃顺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与奕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对处理外务的奕也极为排斥。奕在将北京的和议事宜处理结束之后，曾请求咸丰帝回京，可是最终未能达成。应该说，肃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咸丰帝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更使咸丰帝对这个本来就不放心的骨肉弟弟更为冷淡。另外，对于慈禧太后，咸丰帝在世时，他就对当时的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严加防范，引起了懿贵妃的不满。在咸丰帝死后，肃顺更是力阻其掌握大权，更导致其矛盾激化。由此，肃顺已经与三方中的两方产生了严重的瓜葛。
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被咸丰帝留在北京的奕。奕为道光帝的第六子，据说当年其文才武略都在咸丰皇帝之上，只可惜没有一个好先生教授其取悦父皇之道，被奕詝（也就是咸丰皇帝）以外边的“仁孝之心”击败。据说有一天，道光皇帝领着儿子们打猎。他忽然发现奕詝一箭不发，问他为什么。奕詝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听了非常高兴，说了一句：“此真帝者之言。”就决定了立他为储君。而给奕詝出主意的人，就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不知道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是应该感激他还是应该责备他。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当上了皇帝的奕詝与没当上的奕，必定彼此心照不宣。
于是我们还明白了另一件事：为什么八位“顾命大臣”里，没有和小皇帝关系最为亲近的叔叔：恭亲王奕。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造成了这种隔阂。在大清朝面临外敌时，奕最初是坚决的抵抗派。可在清军战事屡战屡败之后，他也倾向了求和，并且开始主张与外国人合作。很快，奕成为“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卓越的才能，很快就深受列强的赏识。在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期间，又由他主持商谈和议之事，由此提升了他的威望，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与肃顺集团相对立的、统治者内部的另一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参与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们是坚决反对肃顺的。
自然，这最后一个人物就是慈禧太后。这位当朝皇帝的母亲，决不甘心放弃掌权的机会。而年轻的她，面临此时的内忧外患，以及处处都可能隐藏着阴谋的政局，仍然会感到茫然无助。她毕竟只是一个久居深宫之中的女子，依靠着她六岁的儿子，想要得到自己想觊觎的权力与地位。对于官场，她始终不及肃顺或是奕。但是，她也是一个既聪明又心狠的女子，因为她懂得去利用别人的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三方之中，她选择了奕作为他的同盟。这点很容易明白，因为她和奕有着共同的敌人：肃顺。就像刘备要联合孙权，抗击曹操一样。而选择奕的另一个理由，则是因为有着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他们喜欢这个恭亲王而且愿意支持他。
占有优势的肃顺，面对联合起来的敌手，最终还是寡不敌众，没有完成自己顾命大臣的使命。
而皇室的纷争之后，面对内忧，太平天国依旧在江南尚未被剿灭。此时，慈禧深知，她还要利用一个人来帮助自己以稳定国内的政局，这个人就是“湘军”老大曾国藩。
（第四节）中兴第一臣：曾国藩和湘军、淮军
曾国藩，被清廷称为“同治中兴”第一功臣。他在清朝衰败的窘境下，剿灭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对待他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另一历史人物蒋介石中正先生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而还是这个曾国藩，被百姓们叫着“曾剃头”、“曾屠户”。更有人称其为汉奸、卖国贼。然而综观历史，大概还是章太炎的“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的论断，或许可以帮我们来客观地了解这位神奇的人物。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函，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加之他本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833年便考中了秀才，1834年中举人，1838年中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
然而，在最初为官的日子里，他只能算作是一个学者型官僚。他致力于理学，注重修身养性；同时又受到桐城派严谨学风的影响。而他也在思索着经世致用，如何才能救国。在道光末年，他已经收受了大量门生在他的府内，这些人日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用自己灵活的头脑，扩展了他的人际网络，为日后在官场独辟生存之道打下基础。
而他真正开始得到清廷的重用，却应该归功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并一步步将战火扩大，引起清廷的恐慌。而此时的大清，八旗兵腐败无力，战事节节败退，清政府只得寻求地方汉族武装进行阻挡。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因丧母丁忧而在家守制的曾国藩，便接到了要其在当地筹办团练，就地“剿匪”的旨意。
曾国藩希望建立一支具有严密的组织并有战斗力的军队，由此湘军诞生了。由于是在自己的家乡，曾国藩即有效地利用了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他的湘军，实际上吸收了当地的部分团练组织，并将其扩展和重新整合。在选择士兵方面，曾国藩挑选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的人。对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的人，则概不受用。大概是他认为农民的纯朴才更能与士兵要绝对服从的素质相一致。在平时的训练中，曾国藩又以封建伦理思想对军队进行政治灌输，尽力将孔孟的“仁”和“礼”的思想融入到对士兵的思想中。在后勤保障上，他又广开财源，对军队实行优抚政策，实施完善的战士激励制度，以达到军队作战的有效性。湘军分水军和陆军两种，以营为基本的作战单位。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完整的军事思想。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为他的军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
然而，曾国藩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湘军，在与最初纲领先进、力量强大的太平军的战斗中，却是充满波折的。在1854年的4月底，也就是湘军刚刚编练完成两个月之后，湘军在靖港大战中，几乎被全部歼灭。曾国藩面临如此重创，差点投水自尽，幸亏被其随从所救。他重整旗鼓，发布《讨粤匪檄》，不久即开始全面反扑。1854年8月，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而在1855年，曾国藩又遭遇惨败，被迫躲到了南昌。
慈禧太后上台之后，于1861年授权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使他成为清廷入关主国以来，付与如此大权的第一个汉人。曾国藩分三路大军进攻太平军：一是派他的弟弟曾国荃率领主力进攻天京，二是派左宗棠由江西进入浙江，三是派李鸿章赴上海与外国侵略军共同进攻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借洋除匪”）。经历一系列的波折，他还是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太平天国终被镇压。
湘军的出现，对于清王朝来说，应该是一个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它有效地打击和抑制了威胁极大的太平军；而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强大的带有私人统领性的地方军武装，在统治者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况且他还是一个汉族官僚。当然，在面临太平天国威胁的时候，清廷不得不依靠其战斗力来稳定自己的政局。然而，当太平天国陷落，湘军人数猛然从几万增至十余万人以后，清政府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卸磨杀驴”的伎俩。而此时的曾国藩意识到，此刻自己大抵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篡位谋反，自己作皇帝；另一种就是自动请辞，放弃军权。深受封建儒家思想熏陶的他，自然不会选择第一种。当然这或许也与当时湘军内部已开始分化，并且开始出现让曾国藩难以把握、控制的局面有关。这一问题，曾经牵动很多人的关注。但答案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晓吧。
于是，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认清形势，急流勇退。并且，他为自己弟弟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因为他的弟弟在他的支持下，率领湘军领先陷落天京，抢了镇压天平天国运动的头功。对于他的请求，清政府很快就加以批准。然而，曾国藩裁撤湘军另一个不得已的理由，则是他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军纪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这对于一直希望以严格的身教来教化自己的军队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痛苦的。而对于清廷依然尽忠职守的他也认为，另一支实力正在上升的队伍——淮军，可以接替他帮助清政府去稳固政局。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曾国藩：他具有高深、扎实、丰厚的学问素养，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他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方面的广博见解以及深刻的人才观，对于现代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值得当代的父母子女们加以借鉴；他教人如何在逆境中建立团队，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以成就事业。甚至，其对当今的企业管理等，还能提供有效的经验。他的诗文水平亦甚高，在清末独树一家，人称“湘乡派”，颇有影响。而他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又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杰出人物，仍然不能避免是是非非的纷争。在之后任直隶总督期间，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因为其对外国人的妥协让步，他遭到了国人的唾骂，并由此被扣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或许这样一个人物，是是非非就是宿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