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不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还是乾隆的先知先觉，不久真的有一匹“马”自遥远的西方过来了。这便是乾隆时代着名的“马嘎尔尼勋爵来华事件”。十八世纪末（1792）的英国日益强大，为了挖掘东方财富，开拓中国市场，马嘎尔尼作为英王的使者远道来华，一为祝贺乾隆帝八十岁寿辰，二是想与中国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并在北京派驻领事。然而，中西方之间的礼仪差别竟成为此次中英会晤的第一个障碍，是否需要磕头这个看上去很简单问题却显得并不简单。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让马嘎尔尼勋爵单膝跪地，向乾隆帝递交国书。但一直高高在上的乾隆，却不乐意了。对外洋本有的排斥，加之当下外交的不顺，使得清政府对于西方更加厌恶。于是，清政府内阁对马嘎尔尼的所有请求概不答应，并在结束祝寿典礼后，一再催促其使团启程归国。最后，马嘎尔尼使团无功而返，只带了一堆乾隆帝恩赐的中看不中用的礼品打道回府。就事论事而言，其实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乾隆对于西方的顽固抵制；一方面基于其本质上的规避风险的基因，尤其是在当时对全球市场的形成状况不明的情况下，贸然投资，并不见得比保守的方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结果是乾隆及其顾问们并未能认识到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正好错失了赶上西方的良机。
中国固有的封闭环境不可改变，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依旧发挥着其意识导向作用。因此，马嘎尔尼使团来华这件事之后，大清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固守在“天朝上国”的太平盛世中乐得逍遥。但1792年马嘎尔尼没有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的问题，于1840年却通过武力解决了——中国被迫五口通商，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这却是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要求。所以，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它之所以在后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这个事件已经是世界史的意义）上至关重要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这个事件，决定了晚期中华帝国是否有机会平稳过渡到近代化的过程中，而避免中国殖民地化的命运。以保守的姿态对付进取的政策，这种中西之间的态势，就成为了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和原因。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越发呈现的被动局面，在这个时期已经初显端倪了。
（第六节）最感人的万里归顺：土尔扈特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一只庞大的旅行团队，从伏尔加河启程，浩浩荡荡地向新疆进发。这便是东归的“土尔扈特”，他们的故事我们已在《东归英雄传》中看到。让我们再重温一下东归英雄们的艰苦历程。
明清之际，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喀尔喀、漠西厄鲁特三部分。其中，漠北蒙古地区早在康熙年间便已经收纳入清朝领土之中，与清廷结义和好。而漠西蒙古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部。乾隆曾先后平定了准噶尔以及和硕特的叛乱，将其纳入了清代版图。而杜尔伯特因一直与前两部关系紧张，积极与清朝修好。
信奉格鲁派藏传佛教的几十万土尔扈特部众，因不堪准噶尔部的骚扰，在明末清初时已流落入俄罗斯境，暂居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域。但流离在外多年来，他们被信奉东正教的沙俄歧视、排挤，频频被征调当兵，不堪其扰，生活极其困苦。乾隆帝时准噶尔部归降清朝以后，大清王朝的西北边疆已经渐趋安定。此时，土尔扈特部决心奔赴故土，想通过依附渐显强大的清王朝，回归祖国，以求安稳生存。于是，数十万民众在其“汗”渥巴锡率领下，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扶老携幼，引车牵牲，浩浩荡荡，由万里之外的西北东来。
乾隆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决心妥善接待，并加派干练大臣舒赫德，协助伊黎将军安排。但此时的朝廷大臣，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大臣怕事，以为来者不善，必有诡诈。因为该大臣据报，土尔扈特中的一名首领名叫舍楞，曾佯为申请入觐，诓杀了一名副都统，随后逃入俄罗斯，清廷向俄方追索几次，素无下落。而当时还有一种传统说法，即“接纳投降就像引入敌寇一样”，对于朝政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一不小心便是引狼入室。因此，乾隆此时心中是有些戒备甚至抵触的。但乾隆之所以是乾隆，还在于他的睿智豁达与政治敏感。这是其当政后，在经历了十多次的边疆战役后，第一次主动回归清王朝的部落。解决好这件事，对于以后清朝的统一大业，意义深远。而且他后来考虑到：小小的一个舍楞，岂能鼓动十几万人不远万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京城闹事？但即使真正发生了这种情况，乾隆只须下命侍卫在京畿周边一布置，到时来个瓮中捉鳖，将这支造反部众一举拿下，易如反掌。况且，这群远来的人，长途跋涉，粮食已尽，身心疲劳，士气不振。但如果他们满怀期冀而来，最后把他们打回去，他们会四处劫掠畜牧，以求生存。这样，乾隆所引以自豪的“十全武功”，便如落花东流，毫无功绩可言了。而刚刚有些安定的边疆，又将走向骚乱，成为清廷的另一桩困境。
朝内后来又有人建议，不准土尔扈特大队靠近中原腹地。而是在大部众来到伊犁时，用坚壁清野之法，把他们堵截在外。但乾隆考虑到，伊犁是个新开辟的城池，所居各色人都仰仗耕牧。如果坚壁清野，只会是伊犁自己关闭活路。远来的部众，是仰慕中国文化而来。倘若我们怕事，不容纳他们，对那些力甚疲惫之人，视其死而不救，这已是一个正人君子都不忍做的事，何况我是一位御世的皇帝呢？这当然只是皇帝的官方辞令。但无论如何，正是乾隆的这一英名决策，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于是乾隆告诉舒赫德：“土尔扈特部长途疲顿，冻馁已经几乎不能自存，我们要给他们分拨善地安置，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于是，成竹在胸的乾隆皇帝，在热河的避暑山庄热情接待并宴请了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温和地安抚了这支旅途劳顿的队伍。至此，整个西北蒙古地区都被纳入了清朝的大版图之内，奠定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最终局面。
乾隆对于土尔扈特部众的主动归属，是十分满意的，并给与了土尔扈特部众很高的待遇。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细节：对土尔扈特部归来，朝中有人存有用兵西域获胜的意识，称该部回归为“归降”。但乾隆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改称为“归顺”，并特地解释了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定义。他认为：起初反抗，到后来还是被征服的，叫做归降；没有去打他，他自己愿意来做臣民的，叫做归顺。土尔扈特整个一部众，原本已逃到外国地界，如今又投回到我文明之邦，甘愿受我们的治理，这应该定为归顺，不能说是归降。此后，乾隆还专门写成《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一文，并自己恭楷写出刻稿，将全文刻上石碑。文中，记叙了这件历史的曲折经过，和他自己的思想过程。此碑后被立在承德避暑山庄，现仍存在。
（第七节）最失败的难言之隐：晚节不保
是政绩工程毁了乾隆爷：今天的人们肯定要这样慨叹。十全武功也好，六下江南也罢，玩的是清朝的国库，而国库里的银子，是靠上一辈积累起来的。雍正皇帝的一个“摊丁入亩”，让中国的人口激增；而人口的重负，贪官的增多，加上乾隆的自负，使清帝国慢慢走过了“康乾盛世”，开始进入封建王朝的循环怪圈。当然，富于心计的乾隆爷，倒还不动声色地为儿子留下了一张“存折”，那张存折，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一旦要用，就会血流成河。
中国进入十九世纪开始，这个繁华过后的帝国逐渐衰老起来。六十年的盛世已经过去，而新世纪的开端便是沉重的。上一世纪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现在，积弊已经日益明显。人口、财政、吏治等各种难题，使得乾隆皇帝日益愁劳。乾隆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5），是清朝国力鼎盛之年。其前期在康雍的发展基础上，加上自己对于国务的辛苦操持，内政上颇有建树，俗称“康乾盛世”。但是到了晚年，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由强盛渐次转向虚弱。
顺治年间，全国的人口大约在六千万左右。而到乾隆朝，一下子激增到了三亿。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人口的剧增，只会导致两种情况的产生：人口的流离以及会党结社的增多，社会于是动荡不稳，产生动乱。
乾隆六下江南所引起的财政危机，现在已经显露无疑。乾隆后期，清朝的财政日益窘迫，甚至开始捉襟见肘。同时，官僚队伍的腐化也日渐严重起来，已呈现出追名逐利、阳奉阴违、相互倾轧、不顾国运的现象。各级官吏乘着乾隆时期国家经济繁荣、物质丰富、国库充盈、百姓富裕的有利条件，利用一切办法聚敛钱财、购地营宅。朝野上下，只知喜庆升平、不知居安思危者为绝对多数。因此，遍及全国的腐败问题，越到后期越加严重。
面对贪官污吏，乾隆皇帝也不是不想治理，对一些蠹虫他也毫不手软。但随着国泰民安、经济日丰，乾隆皇帝本身失去了进取之心，开始变得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按理来说，以他的身份和地位，适当地腐化一点本无可厚非，毕竟人家是皇帝，苦行僧的生活不现实也不人道，但是关键问题是领导的表率，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受到群臣的注目和揣测，一有风吹草动，自然迎风而上者群起。乾隆一旦有了享乐之心，底下的人自然少不了献崇之意。而这位乾隆爷，为了粉饰太平，不仅屡次兴办庆典，还别出心裁大开贡献之门，要求各地方意思意思，这一意思不要紧，各地官员和绅商们便蜂拥蝶至，竞相奉献，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奉献无一不是民脂民膏，转嫁给本就苛捐杂税严重超支的百姓身上。
乾隆晚年，对他的六下江南是后悔的。他说：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唯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然而，到这时才反省这件事，已经为时晚矣。乾隆帝的八十寿辰，令官员各捐养廉银、商民各捐银两，又令两淮、长芦、浙江富商来京，从西华门至西直门自办点景、修缮铺面、油画御苑等，仅此项开支即达白银七十一点五万余两。乾隆晚年，和□又为他开辟了一条新的敛财之道，即向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大员征收“议罪银”，每次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算。乾隆帝如此奢糜，如此聚敛，百官何不欣然效尤？
如乾隆对于设在江南三织造的保护，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亏空，大部分系由于接待自己这个陛下而造成的。所以，在处理这件事上，他也便只能网开一面。乾隆七年揭出的苏州织造兼管浒墅钞关的海保侵吞银达22万两之巨，按刑律本应处斩。但乾隆帝却以其母为先帝雍正之乳母，有功于皇室，而谕令刑部：“论海保之案，理应从重治罪，但将伊治罪，朕心有所不忍，海保之罪，着宽免释放。”又如，乾隆十二年二月，大将军查郎阿受贿案被揭发，乾隆帝说该人“系皇考所用之旧大臣”，不忍置之以法，而谕令下去“这件事不必再深入根究”。
对于本朝的吏治败坏，聪明的乾隆并不是不知情。他也深知，吏治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开始他还曾始终不渝地抓贪污受贿行贿案，而且注意抓大案要案，这是有目共睹的，也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无奈积弊已经很深，非有一些大刀阔斧的举动已经不可清除了。同时，受害者归根结蒂总是黎民百姓，作为皇帝他还需有一番另外的考虑。毕竟，现在整个朝廷这部机器的运营，还得依靠这些官吏。而这样的角度，必然会大大影响其整顿吏治的整体效果。结果贪风愈加猖獗，吏治愈加腐败。而这又导致官民之间、百姓与朝廷之间的隔阂与纠纷不断增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安宁出现了危机，最终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
同时，乾隆帝步入晚年之后，由于体力衰退、神思不佳，他已经不能再如从前那样手起刀落，执政干练。乾隆五十一年，浙江学政窦光鼎弹劾浙江巡抚福菘与平阳知县黄梅等人勒索侵渔民户、私吞摊征银两，确凿有据，本属事实。但乾隆帝却偏听了大学士阿佳和新任浙江巡抚伊龄阿回护福菘等人否认贪污的上奏，竟将敢于言事、揭发赃官的窦光鼎革职，交刑部治罪。后因窦反复陈奏、执辩不休，这才不得不承认窦属无罪，予以宽释。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即横行乾隆朝的和珅，这时他的专权已经达到了巅峰。朝廷上下，唯和珅马首是瞻。当时的驻华使节，甚至有和珅为“二皇帝”之说。可见，他的势力之大，已经不可阻挡。到乾隆晚年，和珅揽权纳贿、估势营私、专擅狂悖之罪行，已历历在目，甚嚣尘上。但乾隆帝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任其逍遥法外。从惩贪这个角度来说，他包庇了本朝这个头号大贪污受贿犯。
乾隆帝经常教诲臣子们的一句为官格言是：“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然而，在乾隆后期积弊日深的境况之下，即使他本人，也只能束手无策了。“康乾盛世”已经渐行渐远。留给嘉庆去收拾的，只能是一个已经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王朝。
（第八节）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横空出世
在二十世纪初，“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争论，这个争论至今仍然存在。但现在基本认可为前八十回系曹雪芹所作，续四十回由程伟元委托高鹗续作而成。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火爆问世，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大部头小说里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楼梦》是一部经典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约写成于清朝乾隆帝中期。原名《石头记》，后改为《红楼梦》。《红楼梦》被誉为中国最具思想价值和文学艺术成就的古典小说，是“中国四大名着”第一名着，被称为一部“剖析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曹雪芹（约1715-1763年），清代小说家，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生于南京。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包衣”。
曹雪芹生活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康熙几次南巡都住在他府上，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整个少年时代，他“锦衣纨绔”、“衣食无忧”，过了一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雍正五年（1727），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全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亲身经历，再加上他良好的艺术修养，才使他有可能创作出《红楼梦》这部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高峰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