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最莫名的终极考问：我是谁？
作为殿后的王朝，清朝无疑是成功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它的学习精神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它的制度创新上，皇位继承就是其中的一项。我们知道，雍正的继位可谓是险象环生、狂风暴雨，关于继承权的问题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彻底清理干净，时不时就有人拿来说事，搞得雍正肝火上升。于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前车之鉴，这位勇于创新的皇帝，又一次改写了祖上的皇位继承法则，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放一道皇帝的手谕，写明由谁继承皇位，这份手谕恰似德谟克斯之剑始终高悬在诸皇子头上，让你不得有丝毫懈怠之心，不轨之意，不到最后时段无法确定谁是最后的赢家，在这一点上，雍正的这着棋显然是高明的，它部分地避免了王朝内讧的可能，使得皇位继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当然，对雍正而言，他的继承人早在康熙时代就已经确定，那就是弘历，而当他把大儿子处死后，这个形势就更加明显。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刚刚即位，民间老百姓竟然高呼：我们汉人又重新获得江山了。说实话，关于乾隆，后人也有着众多的可以追溯的内容，六下江南、香妃传奇等。然而，乾隆这一生，最为平常百姓所津津乐道的，应该莫过于他的身世传说了。不过宫家身世毕竟有别于凡人，当时人莫敢严究，后人更是无从探求。因此，这个谜团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扑朔迷离的猜疑与推测了。
关于乾隆的身世之谜，民间存在着很多传说：一种说的是，有一年雍正去热河打猎，喝了侍卫呈献上来的新鲜鹿血，那是大补呀。结果这位身强体壮精力旺盛的皇子立马就亢奋了，当时的清室阿哥们，找个女人就和玩一样。于是雍正同志病急乱投医，拉了一位丑陋的李姓汉族宫女就云山雾罩，结果就朱胎暗结，身怀有孕了。后来康熙知道了这件事，担心有辱皇家尊严，令这名宫女在草棚中生产，这便是乾隆出世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最大疑点就是雍正偷腥竟然让他爸爸知道了，当然，康熙知道此事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最不可能的是康熙明明知道这个孩子是宫女的后代，还是汉族宫女，竟然在以后还对其宠爱有加，这对于有着皇室正统观念的满族帝王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而乾隆的另一个版本更加离奇，那就是清朝版的“狸猫换太子”，根据这个版本，乾隆同志是抱错了，当然是有意识的抱错了，据说雍亲王的夫人原本产下一个女孩，这对于渴望男丁的雍亲王来说，无疑不是他理想中的后代，于是他就把同朝为官的陈世倌夫人所产的男孩——无巧不成书，这个男孩与他的女儿同日出生——换来了，于是乎，这个被换来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这个版本就更经不起推敲了，首先，陈世倌虽实有其人，但他与雍正的关系没有好到可以抱儿子的地步，如果真有其事，估计这位陈先生命不久矣，这等关系皇家血统的大事，雍正能留他活口，用后脑勺想也不会如此。其次，雍正没有必要费劲巴力地在抱一个男孩回来，因为没有必要，乾隆有个亲生的哥哥，就是为以后后继有人，这个哥哥也就够用了，不需要再添加一个备份画蛇添足了。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到底是演义成分居多，并不可信。真实的皇家子嗣继承，并不是一件儿戏，等级血统要求都是极为严格的。对于子嗣并不缺乏的雍正皇帝来说，选择皇位继承人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他并没有任何理由选择将自己爱新觉罗家的大好江山，白手送给一个并不相干的汉人子弟。
真正引起大家对乾隆身世之谜无端猜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乾隆皇帝本人与其子孙对于其诞生地的不同意见。
关于乾隆的出生地，最遗憾的是他的父母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经反复说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的，并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原雍亲王府邸）。其中，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春，乾隆在《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写有：“到斯每忆我生初”的诗句，这就是说每当我来到这个地方，就会想起我刚出生的样子，当然，这句话有些含糊，“生初”到底是多大，是婴儿还是儿童，我们知道，婴儿是没有记忆的，属于集体无意识阶段，因此，可以理解为是针对儿童时代的回忆，那么这就不能作为出声地的证明了。
在看乾隆的另外一首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乾隆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这间房子的东厢，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回忆双亲的地方。这次不仅更加明确，而且还指出了出生地点。为了强调起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新春，乾隆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十二初龄才离此，今瞥眼七旬人。”
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乾隆一贯认为自己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晚年对自己身份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他的诗作就是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但这会不会是欲盖弥彰呢？
我们再看一下时人的记载，当时在朝中有个叫管世铭的官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后入值军机处，了解很多皇帝的掌故与秘闻。他曾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在那里写下了有名的《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意思是说，乾隆皇帝诞生在狮子园，因此每到雍正皇帝的忌日，总要来这里住上几天以寄托思念。
如果说大臣的话还有些捕风捉影之嫌，那么，另一个持此说法的则是乾隆的亲生儿子嘉庆，这应该是没有错误的了，嘉庆在嘉庆元年（1796年）和嘉庆二年（1797年），两次在避暑山庄写诗祝贺乾隆的生日，诗中明确指出，“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此避暑山庄。
然而过了十几年以后，嘉庆又放弃了这一看法。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后，都要为他的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嘉庆十二年（1807），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时发现，这两部非同小可的文献典籍，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这可能有损皇室尊严的一个失误，开始让嘉庆紧张了，毕竟“诗”和“史”是有分别的。于是，嘉庆只好放弃原先的承德狮子园说法，批准在《实录》和《圣训》里写道：乾隆在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于京畿之雍和宫邸。
这场出生地之争一直延续到乾隆的孙子道光即位。嘉庆死于避暑山庄，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一语，就是说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并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新即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不得已又更正了这一说法。《实录》记载修改后的《遗诏》，原文如下：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且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这里把乾隆出生于此，改成了神御，即画像在此。
道光为把他爷爷乾隆出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最终结论明确下来，不得不把他爸爸嘉庆的话都改过来，为了爷爷的面子牺牲爸爸的面子，想必道光也是十分痛苦的。但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传天下，总不能收回来都改吧，所以道光在这一点上很无奈，一部分没有改的《嘉庆御制诗集》流传下来，从而愈发使天下官员百姓对乾隆出生地疑窦丛生。
不过，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上都有明确的记载：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而且，从史书上来看，乾隆对其生母是无比慈孝的。他在慈宁宫为母亲六十岁诞辰举行盛大寿宴，并把它绘画叫《慈宁燕喜图》。他侍奉母亲三次上泰山，四次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乾隆还别出心裁，用三千多两黄金做了一个金塔，专门用来存放供奉他母亲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所以叫金发塔。乾隆爱写诗，在他的流传至今的很多诗作中，也有不少是称颂生母钮祜禄氏的养育之恩的。
如果是普通平民百姓，他的出生地，对其家庭和后代来说可能算是一回事，但谁也不会去钻牛角尖。然而，身为一国之君的乾隆皇帝却不同，名人的代价就使失去隐私和附加演绎。真是成也皇位，败也皇位。
（第二节）最前卫的明星称号：“十全老人”
乾隆一生功绩甚多，而他本人对自己一生的成就也是相当满意的，从而曾以“十全老人”自称，以此来总结其一生中颇为自豪的“十全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乾隆的“十全武功”，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如靖台湾，有的是平息民族叛乱，如两次平定准噶尔与金川，有的是宣扬国力，如降缅甸、安南。但总体来说，这些所谓的武功，无非是乾隆皇帝对内高压无度，对外穷兵黩武，虽然有些是有利于清朝统治的，但十全武功背后是一将名成万骨枯的悲惨与大清国力江河日下的凄凉。
在这十次战争中，包括跟蒙古准噶尔部的两次交锋（1755）。准噶尔主要活动在新疆北部地区。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力量日益强大，在其首领噶尔丹的率领下，依仗俄罗斯的支持，占领了南疆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并多次骚扰喀尔喀、哈密，窥视青海，潜兵入藏，严重威胁着西北边疆的安全。乾隆即位以后，利用准噶尔部内部叛乱的时机，主动出兵。这两次战役，成功平定了准部的骚扰，阻止了准部的分裂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将北疆地区重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中。
其次是平定回部叛乱一次（1758）。南疆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入清后，北部的准噶尔势力强大，攻占叶尔羌汗国，俘获和卓木玛罕墨特父子，囚禁于伊犁。清廷平准噶尔胜利之后，遣大和卓回国，留小和卓于伊犁。但当阿睦尔撤叛乱时候，小和卓不思报恩，唆使其兄大和卓一同叛乱。1758年乾隆派兵出征。在此役里，清军确有上佳表现。至此清朝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并大大巩固了西北边陲。康熙、雍正、乾降祖孙三代对广大西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艰苦经营，终将新疆与西蒙、宁夏、青海连成一体，奠定了在以后的百余年间，“昔日之边陲成内地”的安定格局，加强了大一统的中华版图。
此外，还有剿灭大小金川叛乱两次（1746年、1771年）。大小金川位于四川金沙江流域，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异常，交通不便，聚集了藏、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第一次，大金川挟持小金川土司后，举兵反叛。清廷在明胜实败的情况下，予以压制。第二次，小金川土司又一次发动叛乱。乾隆吸取上次大金川之役的教训，首先攻下小金川，再乘胜追击大金川，将此次叛乱成功平定。但正是这次旷日持久的山地攻坚战，锻造出了清中期一支着名的特种部队——西山健锐营。
平定台湾的林爽文起义（1787）。台湾远离中原，统治相当严苛，最终酿成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多是天地会成员，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为宗旨，已经开始威胁到内陆的安全。乾隆命福康安率军渡海登岛作战，取得了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役中，清军悍将海兰察手下的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表现极为勇猛，战斗力极为惊人。当他们遭遇起义军的埋伏时，面对枪林箭雨，竟无一人后退，反而拼死向前。起义军从未见过这么不怕死的官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喝了什么“圣水”，于是阵脚大乱，大败而归。战争胜利后，颁布了《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章程，以严明台湾吏治，加强管理。
收降缅甸、安南（1766年、1786年）。缅甸、安南是与我国西南地区接壤的小国，安南即今越南。十八世纪中叶，缅甸木疏部崛起，建立新缅甸国。为使各土司向交纳贡赋，对方先后数次兴兵至中缅边界，当地土司纷纷向清政府求助，以求保护。乾隆帝认为其“野性难训，必将惩其”，先后出兵四次。对于安南的出兵，则是以保护藩属国的名义而出动的。这是清朝政府两次对藩属国主动发起的战争，人员厉染瘴气，损失也很惨重，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到最后，这些国家后劲不足，感觉惹不起清朝，愿意谢罪乞降，递表朝贡，双方议和。
最后还有两次，是对廓尔喀的用兵（1788年、1791年）。廓尔喀位于西藏西南，十八世纪以前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乾隆年间，他们建立了新的王朝，迁都加德满都，取得了尼泊尔的统治权。廓尔喀地处印度与西藏的往来通道，商业往来频繁，是藏印通商往来的桥梁。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廓尔喀至藏贸易，以争新铸银钱，进侵藏界。清政府积极备战，打消了阔尔喀的险恶用心。
乾隆的这十大武功，令其感到非常自负。于是，他给后人留下了其所作之《御制十全记》，并下令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书写，建碑勒文。同时期的宫廷画家汪承霈绘《十全敷藻图册》，仿战图册形式，将“十全武功”一统集内。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文字记载他的武功呢？自己做了事情，要让后人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十全武功”，使得清朝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以致元气大伤，可谓成也十全，败也十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临界点。
（第三节）最深远的政治意图：六巡江南
虽然后世的人们老拿乾隆下江南说事儿，这也是一代风流皇帝最能吸引今天人们眼球的事情。说到江南，那总是与风光迤逦、山清水秀、春色无限、美女如云相提并论。江南的秀美，吸引着众多名人志士的无限向往。颇具才情的乾隆皇帝，也不例外。清朝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了康熙与乾隆的六次江南之行。对于乾隆南巡，从官方的史籍到民间的野史中，都有许多描述：或说他修堤筑堰，功盖千秋；或说他甩手国事，沉迷美景；或说他风流倜傥，贪恋美色。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事实上，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下江南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游山玩水，顺便泡泡妞，相对来说有更多的政治意图。
两位皇帝都出自一个重要的意图，那就是检查河工。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河务关系到最根本的国计民生，然而，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与父亲河长江都不好伺候，动不动就改道，兴致一来就发水，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成了刺头，因此历朝历代对此都不遗余力。但很悲哀的是，拿今天的话说就是灾区栽干部，治理河务总和贪污腐败有着剪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以致于水患未除，人患又出。康熙与乾隆在这上面也很头疼，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视察，深入民间调研，于是乎，好事者就有皇帝下江南的不同演绎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