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雍正生前曾谕几路总督、巡抚为其寻找道士，甚至不顾夏日炎炎，在宫内、宫外辟静之处，用万斤灰炭炼丹。年老体弱的胤禛，豢养道人为治病强身，这个目的显而易见。道士推拿炼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治疗方法，但盲目迷信却走向反面。从胤禛对道士的重视态度，与乾隆果断的驱道行动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感到胤禛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引起重金属中毒必定有关。
第四种说法，是频繁进行男女性事，乃至乱服春药。据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称帝执政十三年，基本上是处在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中。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雍正的身体状况，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热中房事，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似乎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
（第六节）骂名难副：雍正的辩护词
都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那么，骂名之下，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清代的帝王中，盛名和骂名同样引人注目。以挨骂着称的，当属雍正与慈禧。且不论后者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今也颇有毁誉参半的翻案苗头。雍正的千古骂名，似乎更应该揭棺重审，再做定论。
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见仁见智。历史的真相，也往往由于年代的久远、人为的增删而或歪曲丑化，或夸大粉饰，以讹传讹、以善传善的公案比比皆是。人们的成见、社会的公论，经常会因某部小说或某场戏剧甚至某个民间传说的褒贬宣扬而形成定论，如白脸的曹操、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等等。雍正作为“夷狄之君”，其不光彩的出身，自然使其成为反动典型的几率大大增加。于是，在许多文人墨客的笔下，其角色定位就显而易见了：弑父逼母、矫诏篡位、谋兄戮弟、豢养血滴子，可谓残忍成性、杀人如麻，最后以被人割去头颅而告终，可谓是个丧尽天良、恶贯满盈，人人得而诛之的超级大恶人。那么历史上的雍正，真的就是这么无可救药、一无是处吗？
不可否认，雍正的确不应该是个今天意义上的“好人”。可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宫闱，要做个好人，那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作为在这场皇位继承战中的胜利者，雍正不会没有一点狡诈之心、阴鸷之念，不可能不玩弄一些手腕、搞点阴谋。我们也承认，雍正性格阴沉、刻薄寡恩、城府极深、老谋深算，这种人做敌人固然可怕，做朋友也不得不防。但我们在否认他的为人性格的同时，并不能由此不负责任的凭个人好恶而对其妄加罪名，乱扣帽子，泄私愤而乱公理。须知一字褒贬，事关千秋，不可不查。
历来雍正之罪，无过于迂腐老夫子曾静所说的十大罪状。然其所谓的“十大”，多有不实之处、模棱之所。如曰弑父逼母、矫诏篡位。弑父逼母是真是假，宫廷秘史，无可考据。历史上的这类斧光烛影之例、捕风捉影之说，多为野史传闻、道听途说，已属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对明证实据杀兄逼父的李世民，尚能讳莫如深、三缄其口，为何对尚存疑窦的“弑父逼母”的雍正耿耿于怀、大肆渲染呢？至于矫诏篡位，纯属无稽之谈。汉满双语的遗诏，不会让任何人有涂改的机会，除非有现代的修正液，那也很难不被查出。不错，相对于他的父辈与子辈，他的即位可以说充满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这种境况，不能完全算在雍正的账上。一来乃父康熙立嗣摇摆不定，太子立而复废，皇储之制未成定律，故诸皇子个个狼子野心；二来雍正兄弟众多，各蓄异志，纠结私党，明争暗斗，无论输赢，自然落人话柄。我们总不能让雍正为博一贤字而甘为鱼肉，任人宰割吧。败了，笑其无能；胜了，骂其无德，诡言狡辩，无过于此！而最使文人墨客恨其入骨，欲食其肉、啖其血而后快的，恐怕当属文字狱了。但此狱并不是雍正的专利，也不是始作俑者，更不是登峰造极者。作为一个统治者，我们不能苛求其免俗地达到抛弃偏见的地步。再观其他罪状，无非为牵强附会之言、添油加醋之语，乃历代暴君之通罪，当属老生常谈，水分极大，更不足为凭。
既然雍正罪不至于惊世骇俗，恶不至于天人共愤，为何骂名独独钟情于他呢？雍正在清朝皇帝中，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观前康后乾，双领风骚；看一圣一高，两代风流，为今古绝唱美名扬；而他却万世恶名，沦为罪人，受人唾骂。如果翻开清史，答案则会不言自明。康熙一朝，骄纵过甚，达官贵人多腐败堕落，市井小民多游手好闲，吏治之败，民风之劣，非一日之寒。而康熙为人，过于宽厚，诸多矛盾，集腋成裘。如果说在康熙时，这些矛盾还能回避和缓解，那么到了雍正之朝，日积月累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再加上诸皇子朋党纷起，众官员山头林立，若再纵容放任，则大清王朝不保，江山社稷难存。可以说雍正一朝要为两朝之事，一帝要为两帝之业，所谓父债子还是也。雍正接手的，是一个在繁荣盛世掩盖下的危机四伏的社会，稍有懈怠，内忧外患便会接踵而至，“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既然康熙不肯做白脸，那就只有让儿子雍正帝背此黑锅了。“治乱世当用严法”，雍正之狠，也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为摆脱危机，重造辉煌，雍正锐意革新，破旧立新，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机构重组、制度变更，用句现代名词，那就是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改革。改革的量多，自然波及的范围就大；改革的深入，自然涉及的利益就广。几乎每一步措施，都会触动某些集团的痛处；每一项制度，都会有悖于某一阶层的意愿。结果，他不仅得罪了汉人，而且得罪了满人；不仅得罪了达官显贵，而且得罪了文人墨客。无论哪个朝代，士大夫阶层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石，他们掌握了强而有力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拿他们开刀，即使作为皇帝，也是一场极为艰险的战争。雍正作为皇帝，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时，都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但面对官绅这个整体，他依然是个弱者。他虽然是政策的制定者，但广大的官员士绅才是政策的实施者，他们的虚于委蛇与消极抵抗，会让君主英明的政策无计可施。雍正甚至在舆论上得不到任何声援。哪怕是从中受益的普通百姓，也不会承他的情——舆论的方向，从来不会掌握在老百姓手里，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可能。当掌握着知识的官员群和读书人，异口同声地说一个皇帝是暴君的时候，百姓除了相信盲从，还能做什么？在狠狠得罪了掌握着政治经济、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大权的士大夫阶层之后，雍正在后世的糟糕名声，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乎，汉人骂，满人骂，官员骂，文人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雍正帝便顺理成章地被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文人墨客笔下极尽诬陷诽谤之手段，讽刺挖苦之能事。“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雍正便被淹没在一片唾沫的海洋里，不能自拔，背上了千古骂名。
当我们抛开成见，用客观公正的眼光去看待这位君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位被千鞭万挞的皇帝，竟然是一位少有的明君良主。就大体而言，作为皇帝的他，还是颇足称道的。他精力充沛、日理万机、孜孜不倦，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玩得少（从没有公费下过江南）；办事果敢，讲求行政效率，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虽仅治国十数年，然比起康熙、乾隆六十余年的政绩，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全国的一把手，他自奉甚薄，虽致力于清查赋税，追讨欠债，增收关税，却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欲，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而是多把财政收入用在赈灾、浚河等项目上，如此克己奉公，堪称皇帝表率。
在用人行政方面，就事论事，亦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之用人虽不是无可批评，但可谓知人善用，一批能臣名将，如胤祥、鄂尔泰、张廷玉、年羹尧、岳钟琪、田文镜、李卫等脱颖而出。有魄力的皇帝，加上得力的助手，构成黄金搭档，才能把全国大事办得迅速及时而有条不紊。自然，雍正也有失算之处，生平结怨甚多，杀人不少，对待异己过于残忍，做事太绝，不留余地。综其一生，生于忧患，而死于非命（倘若真的被刺），落得“遗臭万年”，恐怕也是由此而累，难逃其咎。
正像电视剧《雍正王朝》主题歌唱的那样，“身后骂名滚滚来”。雍正王朝在骂声中悄然而逝，然而骂出来的竟是一个乾隆盛世。毕竟，从五百万两到七千万两的国库存银，实实在在的是在递增，并不是骂声所能诋毁的。清朝人也许不喜欢雍正，但清朝绝对需要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