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布库游戏：玩出来的极权归手
有人说，幸福的童年是相似的，不幸的童年各有各的不幸。而在清朝初期的这几个皇帝身上，不幸的童年却有相似的不幸。与前辈类似，康熙皇帝幼年即父母双亡。但好在有一个疼他、爱他、助他的祖母，才让这个孤儿幸福成长，而且还有幸打破了中国皇帝迪斯尼世界纪录。他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
和顺治一样，康熙登基年纪尚幼。按家法祖训，必须有人进行辅佐。顺治吸取了自己的教训，避免再出现瓜田李下的皇室丑闻事件，在遗诏中改变了皇族子弟佐政的传统，公开招募，从异姓大臣中破格选拔人才；同时增加录取名额，把辅政大臣的人数由二人增加为四人，相互牵制，增加搞独裁动作的难度系数，用他们的力量来牵制宗室诸王，不让他们直接干预政事。经过层层筛选，四位辅政大臣脱颖而出，这就是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可顺治皇帝哪里知道，权力使人腐败。喜欢弄权的人不只是宗室诸王，异姓功臣一旦有机会也照样如此。
果不其然，当顺治尸骨未寒，四位辅政大臣就开始党同伐异，势同水火，我们先来看这一下这四位人选。首先，顺治同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从最基本的常识来说，一个旗选一个人，肯定会有利害冲突，你倒是选几个实力相当的人，互相牵制，才有利于皇帝从中调解，形成权力制衡，另外，人数上也应该是奇数，这样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才能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否则，总是2：2，一有难题就推给皇帝裁决，那还需要辅政大臣干什么。
其次，他找的四位托孤重臣，老大索尼年高力衰，对朝中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是一位典型的老狐狸，宁可百日无功，不可得罪一人，为人圆滑，处事但求无过，明摆着就是花瓶一个。老三遏必隆是老好人，没有主心骨，人云亦云，因为和老四鳌拜同属镶黄旗，共同的集团带来共同的利益，因此与鳌拜总是站在结成统一阵线。问题的关键出在老二与老四身上，老二苏克萨哈原来是多尔衮的人，多尔衮死后，老苏倒打一耙，及时地站在了顺治一边，以污点证人获得赦免，并得到重用，但人品可想而知，因此受到大家普遍的鄙视。老四鳌拜则是顺治的铁杆粉丝，从顺治的爸爸皇太极开始，就一直是皇帝忠实的拥护者，并且此人军功显赫，可谓出身优越、政治清白，再加上年轻气盛，因此居功自傲，不可一世，尤其对老二，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总没事找事地互相斗嘴，凡事一个人说对，另一个人总是说不对。因为老大总投弃权票，老三又总向着老四，因此鳌拜显然处于四驾马车的领先位置，并借此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实事求是地说，鳌拜也不容易，其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鳌拜出身将门，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一直跟从努尔哈赤左右，为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自幼精通骑射，长大后参军入武，屡立大功，为清朝江山出过大里，流过大汗，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而且，鳌拜同志不仅技术过硬，而且忠心不二，是顺治的爸爸皇太极的死党。也就是他敢于与当年的多尔衮重兵相向，坚定地站在皇太极子女的一边，使得多尔衮称帝的美梦落空。
多尔衮摄政后，他成为首批打击对象，被穿上小鞋，自是情理之中，多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备受迫害，几乎丢掉性命，但一直不肯低头，保持了气节，站稳了立场，可谓日久见人心，板荡识忠臣。直到顺治亲政后，鳌拜才得以平反，恢复了待遇，成为顺治的心腹大臣、左膀右臂。因此顺治一朝，鳌拜基本上保持了对朝廷忠心耿耿，对皇帝恭恭敬敬。不过，人是会变的，顺治死后，随着手中的权力日益扩大，鳌拜功臣、忠臣的形象开始渐渐变形。他再也不像从前忠心扶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那样对待福临的儿子玄烨了。结果，康熙初年，虽然没有了多尔衮，却出现了专权的鳌拜。
为清除障碍，打压苏克萨哈成为必然。于是，鳌拜首先抛出了翻案牌，借平反多尔衮“土改案”，唆使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换土地，当然是以次换好。这样，既能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同时又打击了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结果此事因为属于历史问题，涉及面太广而作罢，鳌拜的阴谋没有得逞。随之，索尼因为年事已高，主动提出辞职，要求康熙亲政，不久便驾鹤西去。这样辅政大臣就只剩下三位了。苏克萨哈一看大势不妙，于是主动申请去守皇陵。鳌拜一看此种情况，于是便以行政“不作为”起诉苏克萨哈，最后逼得康熙挥泪处死了苏克萨哈。
这一下，两位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独霸朝纲，同旗结党，遍置党羽，安插眼探，编织密网，手握重兵，大力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因此，一些卖身投靠，阿谀奉承之徒，都一一受到鳌拜的重用和提拔，并妄称其才能，强行推荐到要害部门供职。即使有些作恶无赖之辈，也得到“姑从宽免”的庇护。他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屡屡挥动拳头，张牙舞爪。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们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一直隐忍不发的康熙，其实在龙椅上坐立不安，内心不得平静，处处苦寻锦囊妙计。康熙也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鳌拜，只要除掉鳌拜，就会树倒猢狲散，下面的人就不会兴风作浪。纵观历史上对付权臣的办法，一是百忍成钢，把他熬死，但鳌拜身体健康，不会像多尔衮那样自动退出权力舞台；二是培养心腹，取而代之，但鳌拜作为老臣，爪牙众多，已经占据了朝中的重要位置，几乎没有太多的空间安插新人了。而且，宫中卫士多是鳌拜挑选的亲信，若走漏风声，自己就先被做掉了。因此，只能另想办法，再辟蹊径了。
康熙身边还是有一批忠臣的，譬如已故大臣索尼之子索额图。于是两人密谋决定训练亲信除奸。为麻痹鳌拜，两人规定人员精干化、年轻化，表面上以满洲传统的布库游戏为幌子，暗地里进行铁人三项的魔鬼训练科目。“布库”是满语，翻译过来就是摔跤常胜者的意思。一般而言，“布库戏”是有两个人为一组，就是一种背对背的摔跤方式，要从头上把对方甩过去，重重地摔在地上，赢了的就叫“布库少年”。“布库戏”还可以是多人参与的，就是分成两组，各抽一组人，一个一个的比赛，最后看谁赢的多。
于是，每天早朝之前，康熙就带领着一队青年有目的地进行军事科目训练，重点演练布库（摔跤）。鳌拜以为小孩子贪玩，也没有放在心上。
这支特种部队经过日夜苦练，人人都掌握了一门绝技，并且针对鳌拜个人武艺高强，难于持久作战，专门训练出一套组合招数，力求一战功成，速战速决。康熙检阅后，觉得八九不离十了。于是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康熙以各种借口将鳌拜的党羽派出，以削弱鳌拜的势力。之后商议妥了捉拿鳌拜的方案，并下诏宣鳌拜进宫面圣。
鳌拜做梦也没想到，年轻的皇帝敢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趾高气扬地走进宫来。康熙来了个关门打狗，把鳌拜请到房间里，借口让鳌拜指点一下布库的玩法，然后摔杯为号，众少年蜂拥而上，一起将分不清东西南北的鳌拜按在地上。就这样，权重势威的鳌拜被年少智慧的康熙擒获。
随后，康熙立即指令康亲王杰书负责审讯鳌拜和遏必隆。同时，他下令把鳌拜为首的一小撮党派集团成员也一网打尽。经审讯，列出鳌拜罪状三十条，经康熙亲自核实，鳌拜一一招认。墙倒大家推，大臣们都一致要求判处鳌拜死刑。康熙念其在朝廷效力年久，也算是三朝元老，特给以宽大处理，改判为无期徒刑。罗列遏必隆十二罪状，当死罪。但康熙“念其为顾命大臣，且勋臣子”，仅“削太师，夺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
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帝，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惩罚有度，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风范。智擒鳌拜为康熙扫除了皇权专制的障碍，为康熙帝施展雄才大略奠定了基础。同时，鳌拜集团的瓦解也代表着满清旧贵族保守势力的衰败，为满清制定汉化政策，融合民族矛盾铺平了道路。
（第二节）三藩叛乱：打出来的四海升平
清除中央的鳌拜专权后，就该解决地方上的“三藩”问题了。三藩可以说是在清朝特殊的国情下形成的特殊的割据实力，是满族统治者以汉制汉方针结出的恶果。三藩指的是三个藩王，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这三个人原本是明朝的降将，在清朝统一中原的时候，曾经很卖命地镇压过李自成的起义和南方旧明势力，清朝政府为犒赏这些异族功臣，就把他们分别驻扎在南方，吴三桂在云南，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清朝当时兵力太少，鞭长莫及，需要这些人来镇守自己的薄弱环节，这样便形成了三藩的势力。
三藩在康熙亲政之时，已经有点“独立王国”雏形了。在军事上，吴三桂拥有私人武装，将领皆其死党，计有壮丁五万余，此外又有绿旗兵一万二千人，兵数总计不下十余万。其他尚、耿二藩也和吴三桂一样，其藩下兵数万有余，拥兵自重，跺跺脚，连京城地面都得晃三晃。在经济上，三藩享有很大的经济特权和优惠政策，不但不用缴纳地税，中央还要从国库中给他们大量拨款，“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在政治上，三藩的官员由当地任命，中央无权干涉。不仅如此，吴三桂还搞“西选”，由他自选亲信到别的省份任职，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正常经济政治生活，妨碍了清廷政令的统一，成为潜伏着的新国家之特大祸害，明为三藩，实为三害。
康熙帝深感三藩危害的严重性，一直想找个办法削弱并消灭“三藩”。“三藩”也深知清廷对他们的不信任，迟早会对付他们，但一时还吃不准会采取什么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他们心怀鬼胎，要试探一下朝廷的态度。平南王尚可喜老了，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提前辞退，但要求将王爵传给儿子，继续带兵镇守广东。康熙帝也想借此机会试探“三藩”对撤藩的承受程度，就顺水推舟，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要撤销靖南王府，王爵不能继承。理由是广东安定，不必再设藩王镇守。
康熙的答复，深深震撼了其他两家藩王。吴三桂一面加紧准备造反，一面邀靖南王耿精忠一道再上奏章，请求康熙帝同时将“三藩”都撤掉。接到奏章，康熙与大臣商议。大臣们意见不统一，绝大部官员反对撤藩，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人支持康熙。虽说少数服从多数，康熙帝最后还是拍板决定，这些藩王掌握兵权太久，拥兵自重，威胁朝廷，拖得越久，越不容易解决。索性一次解决，三藩都撤，将全部人员、兵马迁到关外去。
吴三桂本意是希望康熙帝会礼节性地挽留一下，自己对大清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既然你无情，我就无义了。1673年农历十一月，吴三桂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讨伐清廷的檄文，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宣布恢复明朝的发饰、服装，革除满洲的习俗，要替明朝报仇雪恨。并写信与平南王、靖南王及各地老部下，还有台湾的郑经，要他们共同起兵造反。由于吴三桂蓄谋已久，兵强马壮，起事之初，势如破竹，由云、贵直冲湖南，长驱至岳州，湖南全省尽为占有。四川提督郑蛟麟、巡抚罗森、总兵谭宏及吴之茂均降，四川全省皆下。同时，各地响应者四起，在福建有靖南王耿精忠，在广东有总兵刘进忠、平南王尚之信，在广西有将军孙延龄，在陕西有提督王辅臣，在湖北襄阳有总兵杨来嘉，在河南彰德有总兵蔡禄。这样一来，中国西南全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原、西北一带，都骚动起来，战火弥漫十数省。
大丈夫临危不惧，真正考验康熙的时候到了。康熙实行“内紧外松”的战略战术，从容应对。面对一些大臣罢战求和的主张，康熙果断地把吴三桂留在京城里的人质其子吴应熊及孙世霖绞死。通过此招，康熙不但保护了与他站在同一战线的大臣，而且彻底粉碎了吴三桂“裂土罢兵”的幻想。
康熙看出主要的叛变者是吴三桂，所以采取的对策是首犯必究，胁从不问，投降从宽，抗拒从严，以此来孤立吴三桂，争取大多数，建立广泛的统一联盟阵线。用军事进剿与政策宣传两种方式两手抓。这时候吴三桂也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没有趁势向北方进攻，而是原地不动，这样就给了康熙从容调遣的时间与精力。康熙一方面进一步分化敌人的阵营，向耿精忠、尚可喜抛出了橄榄枝，举行停战谈判，一方面重点进攻吴三桂，把吴三桂彻底牵制湖南境内，无法向北发展。
康熙十五、十六年（1676、1677），陕西、福建和广东在康熙的感召下，叛而又降，这样三藩中就剩吴三桂一枝独秀了。而康熙的部队已经围困住吴三桂的叛军，这位昔日的反清名将与灭明先锋，也落得个江河日下，大势已去，康熙十七年（1678），年事已高的吴三桂，为过把皇帝瘾，于这年三月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大封诸将，不久即病死。吴三桂一死，其势即土崩瓦解。康熙二十年（1681）冬，清军进入云贵省城，吴三桂之孙吴世藩自杀。历时八年，波及十数省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削平了。
三藩之乱后，清朝才实际和有效地完成对关内的一统，从此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了。康熙皇帝也睡得安稳，吃的舒心，终于可以踏踏实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了。但康熙的步伐并未就此止步，他的目光盯上了海外与边境，那里又将有一轮新的开疆拓土与保家卫国。
（第三节）一统江山：小岛屿的大问题
中国历史上素来重视陆战，无论是庞大的步兵，还是勇猛的骑兵，都适合在陆地上作战，对于水军则重视不足。虽然历代都有建制，但都是在内江内湖作战，无论是三国赤壁，还是东晋淝水。别的不说，大宋王朝被几个水泊梁山好汉搅得天翻地覆，大明朝更是被非正规军的倭寇骚扰得手忙脚乱。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与朝鲜抗击日本，虽然取胜但也是胜得很艰难，连明军统帅都不幸战死。而当明清之际，海战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这次海战却与前不同，因为它涉及国家的统一问题，那就是台湾。
台湾同中国大陆本属一家，原本是一块大陆，后来地壳运动，海水内灌，从此大陆与台湾才天各一方，隔水相望，但无论从板块上，还是地质构造上，两者实为一体，不分彼此，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大陆与台湾本是同根生，理应为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