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说，按照先秦法家所定的“名分”、规则，不论他们把法律说得如何公正、客观、规范、威严，实际都只是为封建君主专权献策，只能走向“人治”。按照他们的理论，如果某一天街上果真跑过一只野兔，让韩非等先秦法家来公断，那你我自然是不能抓的，大小官吏也绝不能抓。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去报告官吏，官吏去报告国君，最后由国君决定谁抓！
2． 严刑：阻止人们的邪恶
法家的先驱人物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就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只有严厉的法治，才能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由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律宜严不宜宽，主张重刑轻赏、刑主德辅。最具代表性观点的是，商鞅提出“王者刑九赏一” 的说法。他在《商君书·去强》 篇说：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主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主而死； 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主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主而死。兴盛的国家，执行刑罚，人民认为对自己有利，而且害怕； 执行赏赐，人民也认为对自己有利，而且贪图。国家没有实力，而运用智谋和巧诈，必定灭亡。……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 强国，刑罚有七分，赏赐有三分； 削国，刑罚有五分，赏赐有五分。
在商鞅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弱是与其刑赏的多寡成比例的。刑罚越多，奖赏越少，那国家就会治理得越好，越显强盛； 反之，国家则治理得一个比一个差，一天比一天弱。因此，只有绝对多的刑罚和绝对少的奖赏，才能治理出绝对强盛的国家。商鞅的这种绝对重刑轻赏的主张，对后期法家的韩非有很大的影响。韩非虽然没有像商鞅那样为刑赏的多少与国家的治乱之间列出确切的比例关系，但他认为刑罚严峻，民众就安宁，赏赐太多，奸邪行为就会滋生。主张要多用刑罚、加重刑罚，而少用赏赐、减轻赏赐。
法家主张重刑轻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自为的，人的这种本性决定了人绝不可能孜孜求善，而只能是巧诈虚伪。立法的目的是要为天下建立“公义”，建立“公义” 必然触及和限制人的“自为” 本性，而人的本性是那么容易屈服和改变的吗？ 不可能。所以，立法的重点只能是寻求人民的罪过，不寻求人民的善行。必要的时候还要轻罪重罚，“刑于将过”，只要有犯罪的苗头就要用刑罚。《韩非子·六反》 说，人都是恶害的，“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 能很快收到禁奸之效。只要有一点点犯罪动机就加以重罚，就谁也不敢再生邪念了。据《史记·商君列传集解》 记载，商鞅在秦国，据说一日中而被判刑的囚犯，就有七百多人，渭水都被罪犯的血染红了，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在商鞅的这种严酷的刑罚之下，那惟一的一分“赏赐” 用在了哪里呢？ 商鞅、韩非说，这一分“赏赐” 固然可用于赏功，但更应用于告奸，即“赏施于告奸”。
另一方面，“重刑轻赏” 是为了达到“以刑去刑” 的目的。法家的逻辑是：如果刑罚太轻，老百姓见到奸邪之事利大，而受到的惩罚很小，权衡之下就会“慕其利而傲其罪”，那么就会奸邪不止，老百姓会不断地轻易犯罪、重复犯罪。对于君主和国家而言，这就等于是设下了陷阱坑害老百姓，实际是“伤民”、“害民”。
如果反过来，君主采用重刑轻赏，轻罪重罚的政策，老百姓听说到刑罚就害怕，那谁还敢去犯罪？ 老百姓都不敢犯罪了，也就都不会受到惩罚了； 而老百姓都不会受到惩罚，刑罚不等于没用了吗？
再说，君主要“刑九赏一”、轻罪重罚，并不是单纯为了惩罚人。惩办大盗，如果仅仅是为了惩办所惩办的人，那就等于惩办一个死人； 对小偷用刑，如果仅仅是为了惩办受刑的人，那就等于惩办一个囚犯。而“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才是用重刑的真正目的。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商朝的法令规定，对倒灰在大路上的人处以刑罚。子贡认为这种刑罚太重了，就去向老师孔子请教其中的道理。孔子说：商朝的这一立法，可以说真正道出了刑罚的要义。因为把灰倒在地上，灰尘会四处飞扬，遮蔽住人的眼睛； 而一旦灰尘遮蔽了行人的眼睛，行人一定会发怒，发怒就会引起争斗，争斗一定会导致许多人死伤。倒灰在路上可以说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对当事人处以刑罚是应该的。况且，很重的处罚是人们所厌恶的，不在路上倒灰是人们很容易做到的。让人做他容易做到的事，而避免遭到令人厌恶的重刑，这不是最好的治国方法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的目的，他们认为这样做才是为了“爱民”，为了“以刑去刑”。
帝王术：君主不可相信任何人
法家强调，君主在实行“法治” 的同时，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权术”、“帝王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对研究“帝王术” 颇有心得。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秦始皇很喜欢他所著的书。他到了秦国，还没见到始皇，就为李斯所妒忌，被害于狱中。韩非总结了以往的法家思想，面临着矛盾重重、战火纷乱的社会，创立了以“法” 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所谓法，即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法治”，它包括“名分” 与刑法。所谓术，即是权术、帝王术，而势，则是权势，权力。这后两者都属于帝王的“权术”。
1．不懂权术，当不了皇帝
在先秦法家中，最早对“术” 予以重视的是申不害。申不害告诫君主，不要只是修筑高墙深池以防备寇贼将至，实际上弑君窃国的强盗并不需要越墙攻城，他们就是君主身过的臣妾。而君主御臣的法宝除了“法” 之外，就是“术”。这种“术” 一是要循名责实，另一着就是贵静，示天下无为，即把自己深藏起来，对任何事情在未决断前都不要有半点倾向性的表示。
申不害之后，商鞅和“管子法家” 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术”。《商君书》 说，要让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冲突的人互相监察和告发，还可以利用“连坐法”。“管子法家” 进而认为，“术” 也存在着两种，即君主御臣之术和臣下弄君之术。君主御臣术的核心是抓牢生杀予夺的大权； 臣下弄君之术的特点是“积渐积微”，潜移默化，一点一滴使君主腐蚀。
“管子法家” 和商鞅之后，韩非子对整个先秦法家的术治主张作了全面的总结，进一步强调“术” 的作用和法、术并重的重要性。《韩非子·定法》 篇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术” 与“法” 对于君王来讲，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就像衣食之于人一样：人不吃就会饿死； 没有衣穿也会冻死。衣和食对人来说都是急需的，缺一不可。
《韩非子·定法》 篇因此便对申不害的“徒术而无法” 和商鞅的“徒法而无术” 的政治主张同时提出了批评，说：“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申不害虽然曾帮助韩昭侯设计使用过“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君王南面之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的任能课责之术，“示天下无为”、“挟知而问” 的弄权知奸之术，但是，申不害却不知以完善的法令制度与之相配合。由于没有注意以“法” 与“术” 相配合，所以，申不害虽然费了很大的功夫来为韩昭侯设计防范左右大臣、察奸责实的“帝王术”，韩国在当时国力也不可谓不强，但却仍然奸臣不止、霸业难成，可见“徒术而无法” 是行不通的。
同样，商鞅的“徒法而无术” 的治国方略也是不可取的。《韩非子·定法》 篇接着又以商鞅佐秦孝公治秦以来的教训，说明了徒饰其法，“主无术于上之患也”。里面说到：商鞅设立告奸和连坐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否则同受株连治罪，做到了该厚赏的一定厚赏，该重罚的一定重罚。因此，秦国的民众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战时追击敌人，冒着危险也不退却，所以国富兵强，但商鞅没有让秦王用术来考察奸邪，结果只是等于用国家的富强帮了奸臣的忙罢了。所以，秦孝公和商鞅死后，秦惠王继承了王位，秦国的法令虽然还继续执行，却被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韩、魏的事件上谋取了私利。秦惠王死后，秦武王继承王位，甘茂又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周这么个小国上了。武王死后，昭襄王继承王位，魏冉越过韩国和魏国东出而进攻齐国，花了五年时间没有给秦国争取到一尺土地，只是魏冉本人增加了陶邑作为封地。范睢也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只是成就了他自己汝南的封地。从此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魏冉、范睢一类用国家利益谋私利的人。所以说，国家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国家扩大了疆土，私人的封地就建立了起来，这是因为君主不能用“术” 去了解奸邪的缘故。这样看来，商鞅虽然多次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他变法的成果获得了私利。因此，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努力了几十年没有成就帝王的事业，就是因为法令虽然不断地整顿，而君主却不能在上面用术的害处。
韩非子认为君主要想有效地控制臣下、成就霸业，就应该法、术并用。他所讲的“术” 是很狭隘的，就是指君主理人所独操的“御臣之术”，其核心是察知臣下的“奸情”。
“君无术弊于上”，君主必须有一套权术。权术，最关键的可归纳为两条：一条是循名以责实的“参验之术”； 另一条是“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 的“心术” ——说简单点，就是阴谋诡计。作为君王，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身边的大臣。他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万乘之患，大臣大重”。因此，君主必须用各种手段来考察周围的大臣是否忠诚。那么，如何“参验”、考察呢？
一方面是要求官吏“臣不兼官，事不越位”，每个人严格按职权行事，君主用严明的赏罚来考核官吏； 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官吏言行一致，“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 “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 同时，还要从比较各人不同的言行中发现奸言。《韩非子·八经》 有“参言” 一节，专谈此“术”，大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