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就是“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就是三纲五常。“天理” 将封建伦理纲常与政治权威紧紧地结合于一体，封建君主手持有顺应天的“道”，成为主宰万民的绝对地位，而百姓只能俯首听命于“统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天理” 一说，从主观上努力维护王权并推至极点。既然“天理” 是“上天顺之”，“下民乐之”，自然有“存” 之的必要了。
理学家们还将天理与人欲区别开来。如二程认为人性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天理之性，接受的完全是至善的天理，这决定了人可以成为尧舜； 另一方面是气禀之性。“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决定了人有贤愚之分，善恶之别。这一两重性，引起了人们“不是天理，便是私欲” 的两分法，天理是善，私欲是恶。
朱熹也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仁义礼智” 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轲所谓善； 另方面是“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况所谓恶。这两者是绝对“对立的”“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丧。”天理人欲的区别无处不存，就连站与立也有天理人欲之别，因而克欲复理的功夫也无处不有。
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间行往坐卧，无不有此二者，但须自当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斋，此是天理当如此； 若坐欲纵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
一个人坐得端端正正，好比死尸一样僵直，就是天理； 坐得歪歪斜斜，就是人欲。如果克去歪歪斜斜，但未能做到“坐如尸”，仍是克得未尽，“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尽。” 只有“克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
如何做到“存天理，灭人欲” 或“克欲复理” 呢？
二程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涵养须用敬”。这个“敬”，好比是宗教教徒对上帝的崇拜，是对天理的敬仰，具体点讲，即是要敬畏封建的道德规范，并以此来涵养自己。这种僧侣主义的修养方法，比佛道的禁欲更适应封建统治需要。
朱熹认为须将克欲主敬的“涵养” 功夫与格物致知的“穷理”功夫结合起来，具体地讲，即是要通过自觉禁欲，敬畏道德规范来涵养内心中的“天理”，同时还要通过格物致知来发现、发掘心中的“天理”，如是，才能“复尽天理”。
这种克欲复理的功夫要像剥百合、刨树皮那样，“须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细。” 剥呀、刨呀，直至将人欲剥尽、刨光了，天理自然就敞现了。所以他说克己与复理(礼)是一而不二的，不是“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一句话，就是对人欲“克之克之又克之”。
心学家陆象山认为，理欲的多寡成反比，此多彼少，此损彼益，“私欲日以消磨而为损，天理日以澄莹而为益。” 为私欲所害，心就会得病。要治病心，就得剥欲。他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 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一层一层地剥下去，最后一丝不剩，那澄净透亮的心就自然发出万道光辉，普照全身。
王阳明认为心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为人欲所蔽而不见，因而要复天理，就得去人欲。在他看来，犯上作乱的“山中贼” 易除，而人欲这个“心中贼” 难灭； 只要杀尽了“心中贼”，自然就不会有“山中贼” 了。所以，他号召人们起来狠杀“心中贼”。这种功夫就是“省察克治”，“知行合一”。他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 对人欲要明察秋毫，一个人欲一起，就抓住不放，紧追不舍，直至消灭为止。他把这种功夫形象地比喻为猫捉老鼠，“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用功，方能扫除廓清。”
这种功夫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就是“减”：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 何等简易！
这样减之又减，直至没有一丝人欲存于心中，就超凡入圣了，因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所以他谆谆告诫人们：“静时念念去欲存理，动时念念去欲存理。”虽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并不否认饮食男女等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存在和应该满足，但是，如果人的欲望只剩下最基本的生存欲望，那么，人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道德变成了宗教，百姓变成了教徒，成了一个个循规蹈矩的“道德机器人”。于是，统治者大呼“快活”，百姓易治矣！ 宋明“理学” 强化了儒家礼教吃人的本质，是对孔子礼教的一大补充和发展。理学最终成为束缚人民思想和自由的绳索。
2．天理何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当有人问程颐：寡妇贫困无依，可否再嫁？ 程颐说出了这句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对于女性而言，要宁肯忍受困苦以至用生命来换取保持贞节的名誉。反之，女性若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爱情去再嫁或与情夫通奸那便罪恶滔天，礼法不容！
程朱认为，妇女失去丈夫后，不能再嫁，此举称之为“节”；丈夫死后以自杀殉夫的行为，称之为“烈”； 遇有强暴欲行非礼，而能以死免辱也称为“烈”。
正是这种“从一而终” 的精神枷锁将无数痴男怨女紧紧地禁锢在其中，而遍布中华大地的贞节牌坊就是女性用血泪换来的特殊荣誉。让我们到安徽歙县——程的理学诞生地，去看看那里成群成片的“贞节牌坊” 吧。
歙县境内自唐以来至清代，曾沉重地耸起过400多座牌坊，其中贞节牌坊占相当大的数量。从其中的一些牌文中可探其女性的悲苦。
“新安奇节” 坊，为旌表节妇朱隐贞而建。她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就死了，而她从17岁妙龄一直守节到老，其足不出户达数十年之久。
“胡门双节” 坊，旌表一对妯娌。她们出嫁不久夫君先后逝去，结果一对年仅17岁和19岁的姐妹双双忍饥挨饿，困守空房。“含贞蕴粹” 坊，嘉奖一位吴孙氏。她25岁起寡居，终其一生艰辛来抚养遗子幼侄。
还有一位18岁女性夫死，几次殉节未遂，最后终趁人不备坠楼而死。
在歙县还曾有过一座三间三楼气派非凡的“孝贞节烈” 坊，它集中表彰徽州府孝贞节烈共6700多人。这种经呈报朝廷恩准，大兴土木镌有“恩荣”、“御制” 字眼的牌坊，是封建家族的荣耀，也是树给活着的女性仿效的榜样，成为她们心灵和生命的重负。
这些仅仅是封建社会下的一个缩影。据《明史·列女传》 载，仅当时的可查节烈传记就“不下万余人”。
事实上，人的欲望、人的情感是灭不尽、革不完的。程朱理学正是以此作为指责、鞭笞世人的口实，谁违背这种禁欲生活模式，就可以道貌岸然地加罪于谁。
元朝初年，《松阳县志》 卷九记载了这样一位姑娘张玉娘，她与表兄沈某两情相悦，愿“活不偶于君，死愿以同穴”。父母极力反对。沈不久病死了，姑娘闻之悲痛欲绝，终日伤心流泪，托病独处，不久便绝食，憔悴而死，时年28岁。此后一个多月，她的侍女也自缢而死，连玉娘喜爱的鹦鹉也哀鸣而自毙。虽然张玉娘与其他节妇烈女之死不同，然而，她因得不到应有的爱情而为之殉身，这可悲的一幕也正是无情的社会所操纵。张玉娘追求的是自己真心的情感，而这一欲望根本不被社会所容，社会所要求她的是听命于父母之言，接受无爱的婚姻。作为一个弱女子，除了俯首听命这条生路外，只有舍命殉情，别无选择。
明人冯梦龙《情史》 一书也记录了大量殉情事例。卷一情贞类讲宋朝末年，岳州徐君宝妻，被元兵劫持，元首领几次想使她就范，这女子无奈只好假意应允，以祭别先夫为名，整装焚香，在水池边祭别完后，投水自杀。徐妻为保自己名节勇做烈女，这自然符合理学家的标准，使之留名青史。然而倘若徐妻被逼失身，那她即便有千张嘴，也抵不住万种罪名； 倘若她活下去，即使她对丈夫依然恋眷，但这些已失身的事实，使她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得到一个清白的身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她只有选择绝路，又怎能区分为情而死还是为节而死？
封建帝王死时的殉葬制更是残酷的殉情现象。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景帝，包括明诸侯王死时，都有相当多的嫔妃成为殉葬者。而其中自愿殉死的并非没有，但往往是出于逼迫。因为以宫中众多妃子而言，其身份、地位决定不可能都与帝王产生爱情。帝王死后，将她们带走正符合帝王的绝对权威和封建“天理”。如明崇祯皇帝见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大势已去，他决定自杀。自缢前强令皇后自杀，又迫使袁贵妃自缢，砍死嫔妃多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死时其太妃以及两名庶妃皆被殉葬。清世祖福临死，其贞妃亦殉。这些皆有正史可查。史书没有载入的那些为无情的爱而殉的牺牲品尚不知还有多少！
3．普遍虚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宋明理学革“人欲” 的结果，是造成普遍的虚伪：将自己的七情六欲隐藏在深处，表面上装出一副无欲无情的面孔，去适应这个社会，教化后人。这是人格扭曲悲剧的开始，特别是统治阶级，他们要求别人守节守礼，立下了种种清规戒律，而自己表面上仁义道德，实质上男盗女娼。从宋以至明清的众多民间和官方的戒律可以看出，程朱理学伦理思想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相对来说，宋代以前，关于男女大防之礼教还没有被全社会所重视。然而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思想后，经过数百年光阴，封建统治者在对待男女情爱问题上，完全演化成为挥舞着道学家的金棍，以“仁义道德” 的虚伪口号要求全社会都俯首听命，禁锢情感，而他们自己仍放纵形骸、纵欲享乐。
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有对女子的规范，《礼记》 中就有规定女子从七岁起要与男子隔离，十岁开始关入闺阁之中，稍大就必须学习礼仪和女红。未嫁时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大端。到唐代出现更为具体的《女论语》，其中规定：凡为女子，无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 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 女非善淑，莫与相视。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明成祖妻仁孝文皇后，作《内训》 一书，共22章，主要给宫中人看，皇后死后才颁布给臣民百姓，广泛流行。书中主要是强调女子要贤惠，对妇德要求得十分严格，“女子无才便是德” 便是明代流传的说法。
不仅官方明文规定，民间也多制订乡规民约，对一些违背礼教、重情轻理的人给予惩罚。如逐出家门，沉塘而死，责令自缢等等。歙县一份残存的家族规中，其中一条是家族的寡妇如行为符合礼法家规，便可分得一份口粮，倘若稍有不符立即断粮处罚。程朱理学思想在社会上走向极端时，整个社会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人的精神世界牢牢地禁锢其中，稍有反抗，便群起而攻之，使之无容身之处。《红楼梦》 中的黛玉有一段话：“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 她作为一个贵族少女尚有有如此感觉，更何况黎民大众了。且不论偷情失节所背上恶名的难以容身，甚至夫妻之间的爱情也不可随意表露于外，只能是夫唱妇随，相敬如宾。
与此截然相反，统治阶级对自己却从不禁欲绝情，反而是妻妆成群，宫妃遍置，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南宋灭亡前，宋理宗将妓女弄到宫中鬼混，奸相贾似道还要“进娼优奉帝为游宴”。在封建士大夫中，“纳妾求知”、“售妹入府”、“献妻入阁” 的丑闻比比皆是。
宋明理学使封建社会处于压抑人性、压抑情爱的黑暗之中，也必然造成和种变态现象的出现。为争到“殊荣” 自觉禁欲守节数十年的女子大有人在，男子竟也有不少以不近女色为荣。史载二程两兄弟，一次同去赴宴，程颐见座中有两个妓女，立刻拂袖而去，程颢则安然与座中人尽欢而散。次日兄弟二人谈及此事，程颐仍面有怒色，其兄却说：“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 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 兄弟俩都试图证明自身的清白，以“心中无妓” 解释各自行为，可见其道貌岸然的道学面孔。
人欲毕竟是很难去掉的，即使是对自己要求甚严的一位姓赵的宋朝名臣，也是如此。据说，有一天，他见一头戴杏花的烟花女子，便打趣道：“髻上杏花真有幸。” 那女子应声说：“枝头梅子岂无媒？” 赵心中一喜，便派人叫那女子来。他一人在房中等待之际，忽然顿觉自愧，高声叫道：“赵某不得无礼！” 便传令不要去叫了。据说赵为了禁绝男女之欲，抚剑自誓，甚至还想在帐中悬挂父母肖像的方法来转移意念。
史籍上还记载过一些人因偶与妓女相见，立即回家将所穿衣物用火烧掉，流涕自责，反省私欲。
“存天理，灭人欲”，实质是以“理” 吃人。作为统治者，往往可以以“理” 为借口，对于违“理” 者，必究以罪名，处以刑罚。正如戴震所抨击：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 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 死于理，其谁怜之！
看来，“灭人欲” 的最后结果是灭人性，是把活人变成僵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