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艺复兴发现了“人”，使人从对“神” 的迷梦中惊醒，那么，发生于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则是觉醒了的人对个人地位、个人利益与“自由平等” 的追求。他们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建立“民主共和” 的政体。“个人主义”，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尚。
这种个人主义在经济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对经济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排斥国家的一切监督和干预，而完全放任个人自由发展与自由竞争。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是这种自由经济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由竞争” 实际上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名词。
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巨人，他们是：达伦贝尔、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等。这批启蒙思想家们共同建构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共同描绘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蓝图。完全可以说，他们是创造资本主义历史的伟人，因为随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的。
卢梭：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
18世纪的法国正处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前夜，种种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暴露无遗。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种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景象。闲逸、奢侈、虚伪、骄横、冷酷、欺诈、荒淫和贪婪，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使卢梭不能对此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他说：哲学家对此漠不关心的态度，比战争的破坏性还要大。因此，他要寻找社会道德败坏的原因，寻找恶的根源，以求救治社会的良方。
1. 人类为什么会有不平等
让·雅克·卢梭出身于一个穷苦的钟表匠家庭，他10岁起便开始过上了流浪生涯。他先后当过学徒、店员、仆从、乐谱抄写员、家庭教师等“下等职业”。其间，又因为《爱弥尔》 的出版，被法国政府通缉，书被烧毁，他只得在国外到处躲藏。晚年，他虽声名显赫，但他拒绝领取国王的养老金，依然以抄写乐谱为生。
卢梭一生漂泊不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尝人间的冷暖与辛酸，对社会的不平等深有体会。这是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们的生活经历根本不同的。这也使得他比其他启蒙思想家们更加关注人的“自由”、“平等”、“人权” 问题。
人类为什么不平等？ 如何克服不平等？
卢梭认为，“不平等”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天赋的权利。人权是天赋的。
卢梭设想、虚构了一个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即“自然状态”和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他认为，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曾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 中。“自然人” 有两种天然的感情：关切自身的生存及对自己同类的同情和怜悯，亦即自爱和爱人。他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 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他并认为，自爱是“人类天生惟一无二的欲念”。“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要自爱。” 那么，是不是由于人的自爱或“自私”，就使人变恶了呢？ 卢梭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由于自然人过着孤独、离群索居的生活，而且他们的需要又少，且极易满足。因此，自然人在对自身生存的关切时，只涉及自身而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因而自爱不可能使其成为作恶的原因。相反，自然人又从自爱之中直接产生出另一种感情，即在我们爱自己的同时，也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给自己以帮助和关心的人，亦即“爱人”。因为，自然人是软弱的。可见，爱他人，也是人类应有的另一种天然感情。正是这双重感情的共同结合和彼此协调，使人拥有一颗“好善厌恶” 之心，它“犹如我们的自爱一样，是天生的，而不是学来的。”
卢梭通过对自然状态下自然人的考察，得出了“人性本善”的结论。他明确指出，人的“自爱” 与“爱人” 的天然情感，只能使人从善，而不能使人作恶； 只能有助于“敦风化俗”，而不会导致社会道德堕落。他在《爱弥尔》 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出于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而人之所以变坏作恶，完全是后天的社会造成的。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变坏并去作恶的呢？ 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 卢梭认为，这可追溯到人的进化能力。他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特殊能力，即“自我完善化能力”，亦即为了维持自身生存，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断发展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使人们在满足了他所产生的多种需要以后又产生了新的更多的需要，从而导致人们为满足自己需要而从事的劳动不断扩大，进而导致劳动的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化及其扩大化，也使人们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更加频繁。久而久之，人们在日益增多的交往中产生了诸如虚荣、轻蔑、羡慕和攀比等不良的社会性情感。
不仅如此，由于人们体力和健康状况的天然差别导致生产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人们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
一句话，正是人类所特有的“自我完善化能力”，使人类告别了安宁、平等的自然状态而被推向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因此他说：“铁和谷物，使人文明起来了，但相应的却使人类没落下去。” 人类的进化，为恶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就在于私有制的产生。
他认为，由于私有制的产生，种种邪恶的社会现象也都接踵而来。它使人们之间相互奴役而不平等。它不仅造成了人们之间财富、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尤其又造成了穷人和富人、强者和弱者、统治和服从、主人和奴隶的对立。一句话，造成了人们之间经济上、政治上的不平等。
不仅如此，私有制的产生，还使人的本性发生了变化。由于人的头脑里产生了前所未有过的“你的” 和“我的” 之类的观念，使原本受天然的自爱心指引的自然人，现在却为“自私心”和贪欲所支配和驱使。它使一部分人变得奸诈和虚伪，另一部分人变得专横和冷酷； 它使每个人重视自己甚于重视其他任何人。最终导致人和人像狼一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因此他说：永无止境的野心，与其说是出于真正的需要，毋宁说是为了使自己高人一等的聚积财富的热狂，使所有的人都产生一种损害他人的阴险意图。总而言之，一方面是竞争和倾轧，另一方面是利害冲突，人人都时时藏着损人利己之心。这一切的灾祸，都是私有财产产生的第一个后果。
卢梭对当时社会的不平等制度的抨击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的深刻洞察基础之上。他揭露了王公贵族、富豪们的不仁不义，认为他们享有不适当的特权而剥夺了一般民众的自由。他们根本就不想像自己会落到贫苦民众的悲惨境遇，所以他们对人民的苦难是不会动怜悯之心的。他们残暴、麻木，而自认为高人一等。卢梭基于这种观点，认为应该在政治上使每个人都得到天赋人权，得到自由发展的平等条件，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2. 主权在民：“我们应该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力”
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曾这样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剥削制度作辩护的，他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秩序安排的，上帝创造的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变的严格的等级秩序。其中高一等级的人必然统治低一等级的人，而低一等级的人必须服从高一等级的人。他认为：“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是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充当奴仆。” “像在上帝所建立的自然秩序中，低级的东西必须服从高级的东西的指示一样，在人类事物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显然，按照这种理论，托马斯认为，上帝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封建君主是地上的统治者，臣民都应该服从君主。任意提高自己的等级都是有罪的，因为等级的划分是上帝规定的。因此，君主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且也是国家的创造者。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意志”，其权力神圣而不可侵犯。
这是典型的“君权神授”，按照这种理论，必然得出：“人类社会中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人所掌握的政体。” 也就是说，君主专制是国家的最好形式。这种君主专制国家的职能是引导人类达到上帝的天国。
为了驳斥托马斯等人的“君权神授” 理论，卢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
他说，在原始状态时，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逐渐感到需要一个“集体”，有一个“组织” 来管理社会，于是人们订立契约，制定法律。通过法律，人们把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组织”，服从“组织” 的管理。但是，每一个人同时又从“组织” 获得对等的权利，即拥有对“组织” 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还有生存权和自由权等。因此，按照契约，人们仍是平等的。
他说，生存权是人的天然权利，这是由其“自爱” 所决定的。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这种权利，任何人也没有理由、没有权利放弃这种权利。“弃权与人的天性是不相容的。” 他还认为，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是生命的存在。没有生命，也就没有存在； 如果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也就等于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总之，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一切存在的基础，爱生命，就是爱自己。
自由和生存权一样，既是人的自然本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他说：“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 因此，一个人如果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因而也就贬低了自己的存在。虽然生命犹存，但却已失去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更珍视自由。
生命和自由是人生中的两个缺一不可的东西，也是“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的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违反自然，也是违反理性的”。
可见，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如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生存权和自由权都是天赋的，而不是什么“神授” 的。
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有些人受贪欲驱使，逐渐从“集体”夺取更多的权利，比如不肯再将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交还人民。这就形成了特权与专制，形成了对他人人权的侵犯。同时，另有些人则因愚昧逐渐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权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甚至是放弃自己的责任。于是，权利不平衡，也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为了防止不平等的发生，卢梭强调“集体” 权力如立法权、行政权等的运用，必须交由全体公民，即“主权属于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政府不过是根据法律使用国家的力量而已，政府官员“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据此，卢梭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反对专制制度。专制必然造就暴君，暴君是人民的公敌。他号召人民用暴力推翻暴君，夺回属于自己的“主权”，为捍卫自己的“天赋权利”，应该不惜流血和坐牢，乃至砍头。
卢梭的主张引起了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到处通缉卢梭，卢梭被迫沦落天涯。然而，只有革命，才能争回人权，才能维护人的尊严。卢梭的“革命” 主张，已经深入到了法兰西人民心中，人民终于在1789年掀起了推翻暴君、争取人权、争取平等的法国大革命。
3. “唯有自由，才能够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还在少年时期，卢梭就因熟读普鲁塔克的《名人传》 而具有了“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1755年，当他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又名《论不平等》)出版时，他首先把它“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这一自由的国家。
他毕生引以为荣的也就是，在法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当中，他是一个在共和国里出生的人，并以自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 而感到自豪。他在给人签名时，也往往写上：“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以示对自由祖国的热爱。还表示，自己愿意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追求自由的一生，为自由而奋斗的一生。无论是在“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还是在上流社会的旋涡之中，或是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的光彩中，或者是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一句话，在用他的努力而换来的各种形式的荣耀和乐趣之中，他从来没有、也从不忘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克服他那不可抑制的自由精神。在他面前，任何的荣誉、财富以至声望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就是在路易十五国王要赐给他年金时，他都因担心会失去“独立” 和“自由” 而予以拒绝。这充分表明了他热爱自由、珍视自由、追求自由的心态，同时也说明了卢梭之所以一生自始至终从不屈服于封建专制的压力的原因。什么是自由呢？ 根据卢梭对自由的诸多论述看，他主要是把自由看成在法律范围内“干自己所想干的事”。在他看来，仅仅有欲望的驱使，只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可当时的法国情况却是怎样的呢？ 守法的公民无自由可言，而相反，违法的封建统治者和所谓的“上流社会”“有教养者” 则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一个人妖颠倒的社会，一个正义与谬误颠倒的社会。正因为这样，卢梭在当时只能去追求一种和道德相一致的自由。
为什么卢梭要把自由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呢？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天生就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和平等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因此，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每一个人共有的权利。但是，在人们追求自己的幸福时，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
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或剥夺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那么，即便是他“做到了自己所想做的事”，因而获得了所谓的自由，但由于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不道德基础上的，因而这种自由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自由，从而也是一种放弃自己做人资格的自由，故而是不可取的。这正如强盗的自由是建立在以掠夺、破坏他人的利益和幸福为手段的基础之上，因而是不道德的自由一样。生活在这种自由中的人“虽生犹死”，是鼠辈之生。卢梭在这里，把自由区分为道德的自由和随心所欲式的不道德自由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此，卢梭极力追求一种以不损害或尽量少损害别人的利益，去干自己所想干的事，并能在干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又为他人和社会带来某些福利的自由。生活在这种自由中的人，“虽死犹生”，这样的生命也才有意义。也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他说：“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非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人。”伏尔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伏尔泰与卢梭不同，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过着富翁般的日子，但他却是一位贵族叛逆，反封建斗士。伏尔泰一生竟因为写作而两度坐牢，两度放逐，书被焚毁，还在外度过了十年的避难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