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科学即理性的，另一条是宗教即信仰的。这两条线索虽是独立发展，但常常又缠绕在一起。这两条线索共同支配着西方人的生活。科学的线索源自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它是西方文化的发端； 宗教的线索源自希伯来人即犹太人的信仰精神，古希腊和希伯来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
在遥远的地中海北部，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只花去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就居然为西方社会250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础。这个半岛就是古代的希腊。
在公元前490年到前480年，古希腊与古代波斯帝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希波战争”。战争以希腊一方赢得胜利而告终。希腊首都雅典以胜者之威，成了周围各城邦的当然“盟主”，于是附近各地的文明渐渐地汇入雅典，揭开了希腊历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希腊启蒙时代”。
所谓“启蒙”，就是开启人浑然未觉的“蒙昧” 状态，唤醒人内在的“自我意识” 即“理性精神”，使之醒觉到“自我” 的存在，将“自我” 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当时希腊的执政者是伯里克理斯，是希腊历史上最贤明的政治家。他执政的39年时间里，可以说是希腊历史上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匠和思想巨人，如希罗多德、索福克勒斯、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德莫克里特等等。
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
希波战争后，“平民政治” 代替了“贵族政治”，个人地位提高了，所有公民几乎无不可以直接参与政治了。问政需要知识。学问便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了，已经普及到一般公民。在雅典街头，也出现了空前的热闹，经常有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在自由演讲，同时他们还招收弟子学习法律、学习历史等，还与弟子一起议论朝政，批评传统。
这种平民政治与文化自由，使希腊人产生了人的平等意识与个体意识。自我的觉醒，导致了批评精神与怀疑主义的发达，因为一切都要经过“自我” 眼光的审视，而不再迷信传统，盲从权威。这一切，渐渐形成了西方世界的早期“人本主义运动”。代表了这一方向的是“智者派”，他们都是些诡辩家和怀疑主义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
1. 人是万物的尺度
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是平民政治与学术自由的时代，像他这样的有学问的人可以上街演讲，同时招收弟子。
他每天总是天不亮起床，匆匆蘸着酒吃几片面包，然后穿上长袍，披上粗布斗篷，溜出家门去寻找一爿店铺或一个庙宇，一位朋友家或公共浴池，哪怕是大街上一个熟悉的角落也好，只要那里有辩论可以参加。他所居住的雅典城是一个充满研讨与辩论气氛的地方。
苏格拉底是位批评的哲学家，他对一切都持批评与怀疑的态度，对传统不屑一顾，对人们习以为常、奉若神明的东西完全否定。因此，他的演讲经常遭到守旧者的反对。
苏格拉底的哲学深受他的前辈普罗泰戈拉的影响。后者是一位流浪哲学家，酷爱旅行，跟随他身后一起流浪的弟子，据说有好几百人。他是一位非常受人欢迎的哲学家，连伯里克理斯也对他很是尊敬。
普罗泰戈拉喊出了一句影响西方2500年历史的口号：“人是万物的尺度！” 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所谓真理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体验与认识。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真理，你一生有多少体验就有多少真理。个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 或者“个人” 作为一个哲学名词，由普罗泰戈拉率先提了出来。“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一划时代的口号，代表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抛弃了传统的上帝与神灵，而只需一个“自我” 便足以认识世界。但是，传统的习惯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任何对传统的批评与怀疑，都会遭来各种罪名。
普罗泰戈拉被指责为“无神论者”，并受到了法庭的传唤。这时，本来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理斯已经去世了，普罗泰戈拉的惟一选择就只有“逃走”。不幸的是，在逃亡途中，他所乘坐的船触礁了。他可能当场溺水而死，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当时都热衷于探讨自然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比如泰勒斯认为是“水”，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德莫克里特认为是“原子” 等等。在苏格拉底看来，探讨这些问题毫无意义，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是在虚度年华。在他的眼里，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自然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水、火、空气等自然现象对于拯救灵魂一无用处。
因此，当苏格拉底看到雅典德尔斐神庙金顶上刻着的“认识你自己” 的格言后，顿生灵感。他说，这才是人生的至理名言，才是哲学的最高任务。苏格拉底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他打破了旧哲学所设置的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普罗泰戈拉告诉人们“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 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 他把人的理性及其对自由的追求看作是人的最高存在价值。
这位“街头演说家” 也是全雅典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讥讽旧习，抨击时弊，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支柱的政客们的揭露尤其不遗余力。最后政府嫉恨之余，终以“煽动罪”、“败坏道德罪” 逮捕了苏格拉底。
不过可以肯定，年轻人是很喜爱这位老人的。新思想的魔力，吸引年轻人簇拥到了他的身旁。但是，他们的家长则担心他们是在学习革命学说，此外，他的一个性情鲁莽、反复无常的学生亚里西比亚德斯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投敌叛变了。这并不是苏格拉底的过错，然而因吃了败仗而悔恨交加的雅典人却要竭力寻找替罪羊。
苏格拉底受到了501人的陪审团的审讯。在法庭上，这位雄辩的哲学家仍是口若悬河，向审判他的法官们宣传他的主张。他说：
“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
“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
多么精彩的辩护！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那些审判他的法官们并没有理会苏格拉底，因为他们深信除掉苏格拉底，就是除掉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法庭最后以多数票宣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也许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想到他真的会死，因为他有法律权利，可以要求从轻处置，并可要求重新进行投票表决。假如他依照惯例低声下气、痛哭流涕地苦苦哀求，有许多位陪审员肯定会改变他们的态度。但他却表现得无所谓。
在临刑前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弟子们来监狱看望他，怂恿他越狱逃跑。他却说：“我的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法律的权威。我常给你们说，一个好的公民就要遵守本市的法律。既然雅典的法律判处我死刑，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他的朋友为他焦虑不安，认为他实在有些强词夺理。于是他们争辩说：“这岂不是把逻辑扯得太远了吗？” 然而，老人依然固执己见。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体《斐多篇》 一书中，曾经描述过苏格拉底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夜的情形：像往常的大多数夜晚一样，苏格拉底和青年朋友们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讨论的主题是：人死之后还有生命吗？ 苏格拉底倾向于认为有，但不作定论，而是认真听取并思考持不同观点的学生们的反对意见。一直到最后，苏格拉底始终都控制着自己的理智，不让感情影响思考。虽然再有几个小时他就要与人世诀别了，他依然平静地与学生们讨论着来生转世的机会。
柏拉图用令人难忘的语言描述了苏格拉底死去的情景：“我们的朋友就这样完了。他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人中最慈善、最正直、最有学识的人。”
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加广泛了。哲学也由此从自然转向了人事，转向了对人自身的发掘，转向了对人自我意识的肯定。所有在希腊以及后来的罗马兴办的有名气的哲学学校都奉苏格拉底为鼻祖。柏拉图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门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苏格拉底的遗产之中。
2. 追求知识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苏格拉底曾经在大街上打着灯笼寻找人，他是在探寻人的本质，他把“理性” 看作是人的本质，这一思想对西方人生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苏格拉底发现了“自我” 的尊贵本质就是理性，它规范人的生活，指导人的生活。因为理性就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它必然指向一种合乎美德的好的生活。
普罗泰戈拉讲“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这个命题很容易被当作感性论的理解，这就导致意见纷起，各持一端，自以为是。只要听凭感觉、情绪的支配，造成这种局面就是必然的。而苏格拉底则把人生的最本质的东西都带到理性的规定之下，认为听凭感觉的支配，灵魂之眼就会致瞎。因此，苏格拉底就倡导以理智洞烛幽微，理智的作用就是为人生寻找确定的理由以规范人的一生的历程。
但是理智不是和感觉一样一开始就把事物纤毫毕露地呈现出来。首先必须排除成见，虚怀以求之，使自己以一个空明的心胸面对普遍的原则，从无知出发，而去追问事情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因此，“知识” 是与“自知自己无知” 的命题紧密相连的，换言之，“自知自己无知” 是追求美德的心理基础和胸怀境界。“自知自己无知”，是苏格拉底一种独特的人生操作即对话方法的前提。他不像古希腊智者那样自认为有知识而去贩卖智慧。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或知识不是一种既定状态，而是一种不断披露事物真相的过程。因此，在进入对话探索真理时，必须首先假定：我们什么都不懂，而且也确实不懂，这就导致了对对话程序的严格要求。
为此，苏格拉底提出了归纳推理的一般定义。在事先假定自己无知的情况下，首先提问的必然是“什么是” 某种普遍的德性，如勇敢、公正等，回答的一方必定指以某种特定的德性的例子； 而提问者牢牢掌握航向使讨论驶向那个普遍的德性本身。这样，提问者对回答者提出的某种具体的行为是否德性本身就可提出疑问，并且以相反的事例相诘难，以此表明，这些具体的在外表上有相反特点的事例之所以被称为是同一种美德，一定有更深层的共通的本质特点。这样，对话者就面对着这么一个高不可攀的顶峰，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感受。
以无知诘难有知，使这种对话犹如战争，动人心魄，摄人神智，结果必是获得一种智力上的征服和心甘情愿的服从。正是这一如此触目的特点，使得对话这种形式成为“爱智” 的光辉范例。苏格拉底十分热衷于对话，与各阶层的人对话，他实在是把对话视为理性人生的一种重要内蕴。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无知” 所表现的卓越智慧，他把这种爱好智慧、追求知识的方式叫做“精神助产术”。
柏拉图：人没有了思想，便是行尸走肉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氏死时，柏拉图才28岁。后又被人卖为奴隶，又被友人赎回。40岁时，在雅典郊外设立柏拉图学园，可以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了，弟子云集，其中就有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柏氏终身未婚。
柏拉图发展其老师关于“理性” 的主张，把苏格拉底的理性知识抽象上升为“理念(Idea)”，即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理性实体，是绝对。与理念相对的是现象，现象界是生灭变幻不定的物质世界，是相对。理念是本体的，是目的，现象由理念产生，并向理念运动，我们的知识指导我们向理念发展。
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西方文化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著名数学家怀特海曾说，西方2500年历史，不过是为柏拉图作注解。原因是，宗教一方把柏氏的“理念” 发展为至高无上的神，为神学寻找理论来源； 科学一方把柏氏的“理念” 解释为“理性至上”，也为近代理性精神的弘扬寻找理论来源。这两个方面从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两条主线索，即科学与宗教。
理念论把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发展到了顶峰。
1. “群众永远生活在习惯和偏见中”
所谓理念，就是事物自身，是万物的源泉。柏拉图认为，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是由于它自身，比如美的事物是由美本身而成为美的。但美本身却不是具体的事物，比如它不是美的人、美的雕塑等等，而是美的理念。
柏拉图用洞穴的比喻，来说明人们往往被现象界所迷惑，而很难认识理念世界。
柏拉图描绘了一个阴暗的洞穴，进入洞穴是一条很大很长的黑暗通道，人可以背着太阳走入洞身。洞内深处是一排从小就面朝洞壁的囚徒，他们的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着洞穴的后壁凝视，在他们身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在燃烧并发出火光。
囚徒身后是一堵矮墙，它的作用像木偶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间设的一道屏障。矮墙后是一条和矮墙平行的道路，来往路上的是肩负器物的人，他们类似举着木偶的艺人，自身隐在矮墙下，木偶则高出矮墙。这时大火就会把器物或木偶的影像投到囚徒面对的墙壁上，囚徒们看到的只是器物或木偶的影像，却误以为看到的阴影是真物本身。如果一个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囚徒就误以为是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为什么这些人被牢牢束缚在如此悲惨的地方却不想摆脱呢？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激情和偏见，以及他人通过语言和修辞传达给他们激情和偏见”。尽管处境如此可悲，但由于无知和固执，他们并不希望摆脱被囚禁的处境。要是他们一旦突然被释放，直接看到原先影像的原物，双目反而由于突然接触耀眼的阳光而失明，因而他们认为影像比原物更真实，视觉上更舒服。
所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因为被强迫，会感到恼火。他们不愿面对或不敢面对火光后面的真实事物，固执地认为阴影就是实物，甚至认为连产生一个往上去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还会杀掉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上去的人。本身的境遇已经够悲惨了，更可悲的是，他们身处困境却习以为常，不思改变。洞穴中的人生是可悲的。但是其中某个人走出洞穴，必经过一番艰辛的历程，“首先看阴影最容易，其次是看人和物在水中的倒影容易，再次是东西本身。经过这些之后他会觉得在夜里观察天象和天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容易”。最后“终于可以观看太阳本身，直接看生物”。“如果他回想当时的穴居，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以及禁锢中的伙伴们，他会庆幸自己的变迁，并为伙伴们遗憾。” 他会忍受各种痛苦而不去想昔日那无知而黑暗的囚徒生活。但以后他会重返洞穴，忍受同伴们的讥笑和排斥，经过一番艰辛再去解救其他仍被囚禁的人，逐步使他们和自己一样，走出洞口，认识太阳等事物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