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乐、节用是对生前而言的。墨子说：“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追求享乐必然损害百姓的利益，这是为仁人所不齿的。于是，墨子从各个方面制定了“节用” 的原则和标准。
在他看来，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耳聪目明则止，不应追求五味之调、芬芳之和、山珍海味； 衣，适身体、和肌肤则足，冬暖夏凉即可，不应追求锦衣美服，招摇过市； 住，室高足以避湿润，四周足以挡风寒，屋顶足以承受雪霜雨露，墙厚足以别男女便可，不应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追求曲折回转、雕龙画风； 行，固然可以假以舟楫，以车船代步，但制车造船时做到坚实牢固、轻捷便利，能够载人运物，负重至远就行了，不应追求豪华美观，饰以雕刻，美以花纹； 色，固然可以蓄养妻妾，但不能败坏德性，制造孤男怨女。总之，墨子在生活方面追求实用，反对美化； 主张节用，反对奢华，以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为准则。
不仅生时要节用，死后更要节葬。在当时，人们死后都要重丧厚葬，举行隆重的葬礼。随葬物品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不仅有锦衣美食、奇珍异宝、车马刀剑、日用什物，而且还杀人殉葬，活人还得服丧。于是上行下效，生时求享乐，死时求奢华。至于寻常百姓，也因埋葬死去的亲人弄得更加疲惫不堪，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墨子痛心疾首，为此，制定节葬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 哭往哭来，及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 既让死者安息，也不要因为死者累及生者。墨子还说，厚葬久丧实际上是将许多财物白白埋掉，是长期禁止人们劳动。如果人们按儒家的厚葬久丧的主张办事，其结果必然是“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恰恰是仁者不为的行为。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说：“若是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 他又说：“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天)贼。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
“三利” 归结到一点，就是“利人”，因为所谓天鬼之利，只不过是凡人之利对象化或神圣化而已。墨子认为人生价值是为了实现或增进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自然也就把兴利除害作为行为准则。他说：“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利” 成为墨子人生价值论的最基本的概念和特征，他反复表示并希望天下仁人志士“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义即是利：人生之义在于 “利天下”
义是墨家门徒的言行守则，也是其团体的行动纲领。墨家所有的活动，从席不待暖到从容就死，都是为了行墨者之义。在《墨子》 一书中，强调的最多、被看得最重的也就是义。
那么，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经上》 云：“义，利也”，而其对利的解释则是：“利，所得而喜也。” 墨子的十大救世主张(十教义)无一例外地都以“利” 为出发点，也以“利” 为归宿。但此“利” 非个体之私利而是群体之公利。
据邢兆良先生统计，《墨子》 一书中，“在肯定意义上指整体利益(如‘止天下之利’ )的‘利’ 字出现160次； 在否定意义上指损人利己的私利(如‘此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 )出现44次；在肯定意义上指不违背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如‘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出现11次； 指非道德意义的利(如‘剑之利’ )出现31次”。
作为揭示概念涵义的方法，统计归纳也许并不绝对，但邢先生的这一统计却确实揭示了《墨子》 在运用“利” 这一概念时的一般指谓。所以，邢兆良总结说：“这个统计表明了，墨子强调的利是群体之利，这种天下之利对各个社会阶层是普遍有意义的”。这样，对墨子来说，“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就必然成为义之大端。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作为天下之大利的义也就成为墨家的最高目的。其席不待暖，正是为了行墨家之义； 而其门徒百八十人之所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也正是受义之推动。为了达到这一义利统一的目的，墨家不仅要分清所入之国的客观形势，“择务而从事”，而且还要因己之所长而各尽所能：“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从这个角度看，墨家团体也就是一种专门为天下兴利除害的集团了。
再如，孟胜之死阳城君难，其弟子徐弱曾建议说：“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 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 徐弱的这一建议显然是从墨家的利益原则出发的，故“有益”、“无益”，便成为“可死” 与“不可死” 的取舍标准。但是，孟胜的标准则是这样：“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 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 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在这里，孟胜同样坚持着利益的原则，其所谓“求严师”、“求贤友”、“求良臣”，正是利益原则的体现。但是，从天下之利的角度看，“不死” 的利益无疑大于“死之” 的利益，可是盂胜却坚持认为“墨者之义” 高于个人的生死，也高于天下任何现实的功利，故舍天下之利而从容地选择了死亡。
如果以这一观点来看“墨者之义” 那么，《墨子》 书中到处都有这种义高于利包括天下之大利的论述。如所谓“争一言以相杀”，显然是以“天下不如身之贵” 而义又贵于其身为前提的。再如高石子之“倍禄向义”，其义也显然不是指任何现实的功利。因为这种群体死亡，无论是对个人、对墨家团体乃至对天下，都是极为不利的； 而墨家从钜子到门徒之所以能以“死” 践墨者之义，说明其义确有高于利的确切蕴涵。
因此，“墨者之义”，也就是墨家的最高人生价值是“利人”、“利天下”，绝不是“利己” 之利。凡是“利人”、“利天下” 的人生，才是善的、有价值的； 而“亏人自利”、“害天下” 的人生，则是恶的，是不可取的。
那么，何为天下之利，何为天下之害呢？
墨子认为，天下之利主要有三个方面：物质财富的丰裕； 人口的众多； 国内安宁，国际和平。墨家尚利，首先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衣食之利” 是“人生” 的首要条件。墨子说：“民生为甚欲。”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 墨子认识到社会上的物质财富要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整个社会机器才能正常运转。他高度评价物质财富的作用，称“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
人口众多，是天下治理良好的表现，要增加人口就得“使民早处家”，即早点结婚生子。而安宁与和平是治世的保证。因此，他说：“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 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 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若三者备者，此仁者为天下者度也。”与“三利” 相对的有“三害”，一是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不能得到满足，“民有三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 二是“君子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 三是“国与国相攻”，弄得财物匮乏，人口减少，人民不得安宁。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虽然是一种现实的功利目的，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却需要超功利的动力。巫马子问墨子说：“你兼爱天下，没有得到什么利； 我不爱天下； 也没有得到什么害。效果都没有达到，为什么你只认为自己正确，而认为我不正确呢？”巫马子的这一问题，就是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问题。对此，墨子举例说：“现在这里发生了火灾，一个人端着水，将要浇灭它； 另一个人则拿着火，将要使火烧得更大，但还都没有实现其目的，你将怎样评价这两个人？” 巫马子回答说：“我认为那个端水的态度是正确的，而那个拿火的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墨子说：“我正是根据这个道理才认为你反对兼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说，爱天下与不爱天下、为善与为恶，虽然无明显的利害效应，但却有方向的区别。墨子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来批判巫马子的“不爱天下” 的。因为兴利除害，首先是一种使命，也必须以使命意识来充实它。
正因为墨子将兴利除害看作自己的人生使命，因而愈是“天下莫为”，他就愈显得急切。因此，在回答“为义孰为大务” 这一问题时，墨子以筑墙为例，认为应当“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充分说明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应该赶快行动。
2. 奉献爱心：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墨者
“摩顶放踵” 是墨家入世精神的总概括，其语出于孟子，《尽心》 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就是说，墨家主张兼爱，如果对天下有利，就是将自己从头到脚磨成粉末，也愿意为之。
墨子愿以对己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自然是一种彻底的无我精神、牺牲精神。但是，倘若完全无我，那自然也谈不上对我的摩顶放踵了。既然墨子明确坚持愿以我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那墨家无疑还有有我一意。那么，这个“我” 又是在哪里呈现呢？这就是苦难。墨子一生席不待暖，凄凄惶惶而“备世之急”，正是其“形劳天下” “为天下忧不足” 的表现。所以，哪里有苦难，哪里有争斗，哪里就有墨家； “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其“形劳”，其“自苦”，也正是这样出现的。
墨家何以摩顶放踵，或言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墨家认为，理想社会应该在“兼相爱，交相利” 的原则上建立起来。为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人生才有价值。
墨家和其他诸家一样，都是从自然之道来领悟人生真谛的，其“兼爱” 的主张来自于对山的领悟。你看，山有起便有伏，有盛便有衰。山之所以能连绵不绝，乃因为各山头能止于其所，互不侵犯。墨家认为，这便是上苍晓谕人间的“天意”。《墨子·天志篇》 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 反天意者，交相恶别相贼，必得罚。” 所谓“兼” 就是总全、兼顾的意思。“兼相爱” 就是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人，在爱面前人人平等。
孔墨都讲“爱人”，但孔儒之“爱” 是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仁爱”，即“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有差别的爱，所谓“礼不下庶民”。墨子很看不惯儒家所谓的“仁爱” 或“礼义”。《非儒》 篇中，墨子很形象地挖苦儒家寄生虫般的生活方式：“富人有丧，乃大喜说(悦)，曰：此衣食之端也。” 儒士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事稼穑，游手好闲。他们除了办丧事外，什么都不会。因此，儒士们一心只想富人家死人，这样可以大办丧事，从而大捞油水。在墨子看来，儒士简直是社会的蛀虫，只知整天鼓吹“歌舞弦乐”、“厚葬久丧”，来浪费社会财富，相反，老百姓常常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哪里还有什么“仁爱” 可言！
墨子认为，做到了“兼相爱”，“交相利” 自然会跟着来。天下大乱之原因在于“以不相爱生也”，如果真的“兼爱” 了，将会——
诸侯相爱，则不野战； 家主相爱，则不相篡； 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 父子相爱，则慈孝； 兄弟相爱，则和调； 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墨子提倡兼爱，还提出“非攻” 的主张。战争(攻)是最大的“害”，它耗费财力国力死伤士卒，其损失不可估量，还使“男女久不相见。” 原因是“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因此，墨子阻止战争的惟一办法，也便是“兼爱”。
墨子的“兼爱” 说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质，这大概是因为墨家地位低下，备受统治者欺凌、剥削，统治者对老百姓毫无半点爱心，于是墨子幻想通过批评儒家，让统治者听从他们的主张，学大禹过着与民同甘共苦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
秦汉以后，墨家“中绝”，如《汉书·艺文志》 中无记载一位秦汉时期的墨者。在秦汉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里，墨家学说之所以消亡，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首先，墨家的学说鲜明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在统治者和贵族大人们看来，均为“役夫之道”，不值一提。手工业者、小私有者这个阶级，在社会形态转换过程时，得到了发表他们的要求和愿望的机会。但当秦汉以后地主阶级上台后，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这些“贱人” 的异说就被“罢黜” 了，因为它不符合统治者的理论要求。
其次，墨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奴隶制崩溃时期得到了发展，因而墨学也流行开来。但是，这个社会阶层并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也不能成为以后的统治阶级，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化，他们中有的破产成为无产者，有的则上升为地主阶级或富商大贾。这样，墨学到了秦汉以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阶级基础。
最后，墨学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要求摆脱压迫和贫困生活的善良愿望，但在阶级斗争中，他们所采取的路线，基本上是改良的和妥协的，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爱心” 和天鬼的赏罚上，而不是起来革命。以后的农民起义，往往先成立秘密的宗教社团，比墨家的结社要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