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今天，尤以“新诗”论，在韵律和行文上已没有了多少限制，只要能够读来上口，而又能在内容上有情感、思想和某种人文精神上表现，也就可以称其为“诗”了。但要成为好诗，成为优秀诗品，则需要有诗之语言优雅及其韵律上的和谐，须有表情达意上的自然与含蓄；或许，还应有恰如其分而又意味深长的含义，并能使其在被吟诵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记，尤其有着情感上和灵魂上的创击。
经常于报刊上读到的诗歌中，多数象是“诗文”，读来让人感到是“作的诗”或是“临摹而成的诗”。尽管，其中有文词华丽、词藻繁峻，也不乏抑扬顿挫、慷慨悲歌、表情达意，但总也让人“热”不起来！
诗，对其初始性的探究可知，其所以不同于文章，贵在于其为一种情感重压之下的“喷发”，必经久蕴，触景生情，浑然天成，犹如出口立就。多数精品之作，常有语义朦胧、起伏跌宕、荡气回肠，仿佛鬼斧神工一般。其在用字遣词组句上，一般并不生僻，既而显得干练、朴实、易辨，读来婉转流畅，意味无穷！多一字或少一字，都将失其风貌和韵致，甚至个别字词的更改，即可面目全非了。所以，能够达此境地，就在于其中必有真情实感上的厚积勃发，否则甚难得其成就。也正因为如此缘故，很多优秀诗人和其作品可能就是在青少年时期，或是处于一些特殊环境和事端下的某一些个性化的作品，而不都是“文学大家”和专心精研艺术工作者的创作。也就是说，社会之中，那些在语文功底和思想认知能力，尚处在雏形阶段，或处于一种情感、思想和学识处在集聚上升时期的生活习作中，往往会有一些优秀作品存在着。
对一些“年少既有成绩”的诗人，如果成年后，依然循着少年时对诗之韵律上的直觉而去搞创作，可能更容易转为散文或如小说之类的写作，而这时再作的诗，则会像骈文，或松散的带有韵律的散文了。或许，一个人如若青少年时期，就有用诗一样的字词和情感，来表达自己喜怒哀愁的习性和能力。那么，其在成年后于散文写作上，尤其行文之间，会有自然成趣、文华意致、手到功成的效果。
另外，“年轻”就热衷做诗的人，能否会成为优秀的小说家哪？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小说所表现的主要还是人物或者事件。这人物或事件，可以发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是生活中实事，也可以是臆造和幻想，甚至就是极其抽象性的杜撰和想象。但大致而言，小说必然能成为一个“故事”，有情节事因、行为表现、矛盾性冲突与结果等等。总之，它应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复合体/有机物，起码应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物（可以是不完美的）。再者，优秀小说家，须有用笔来描绘生活环境及其事变，尤其“某一个人物”音容笑貌和举止言谈的能力（犹如绘画和影像艺术一样能给人一种直观效果），进而还要探究其作品中人物心灵隐秘和外在精神性内因以及可能的行为后果。在这一点上，犹如画家不管其将来如何创新地改造绘画的表现方式和方法，其都必须有良好的素描和临摹的基础训练，而一个小说家也同样要有字辞、遣词、组句、标点等等基本技巧，以及想到或看到后能够书写“临摹”出来的练习和经验积累。除此之外，小说还有更重要的主题，就是通过人物、场景或讲整个作品内容，来营造出一种氛围，并努力达到某种效果，也就是作品能够表现出的某种称其为“思想”、“理想”或说是“境界”性的东西吧。就这个东西而言，可由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甚至通过天籁和旁白直接表达出来；也可用人物命运和事件的演进，来间接说明；还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和选择出路。那么，达此目的，这个小说家就需有自己的个性头脑和思想认知，并能用“大”到时空宿命、“小”到情节虚实，来表达自我思想和认识的能力。但是，其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能否揭示时代的矛盾；能否使人们觉醒社会进步的方向；能否说清楚了世界过去、现在或未来之中某些真实或想象的面貌；能否通过其作品，所引起的某种社会效应，而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等等。总之，这样一种文学的性质和目的或言旨在，就是要使勇者更加高亢和兴奋，让郁者感到理解和同情；使恶者想到悔恨和反省，让怯者得到力量和鼓舞；使过去的悲欢离合成为今天经验和教训，让未来欢歌笑语中少些失误和悔恨。
粗读《唐诗欣赏》。诗在中国古代，尤以五言和七言多见，并逐渐演变成为有一定平仄押韵、字体工整、语义对应的律诗和绝句。但诗歌最初成形和一些有影响诗品，许多创作者并非局限于诗的体制或风格，而是“有情所感”或“有事所阐”或二者兼而有之。作者仅仅是借助字辞声韵的浑然成文，把自我情感和意欲表达的东西抒发出来了而已。也就是说，好的作品应是有着不同层次，但绝非简单化的思想和情感内容的，诗的形式只是恰如其分地能够表现或表达出了作者内心压抑和行为冲动的原因，而不主要是依节律来“造句、填词”。当然，如若时代所崇尚的诗品风格，不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渴望的倾诉和情愫。那么，真正的诗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改换文学体格的束缚，甚至就是创造出来新的艺术形式，使其能够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其实，文学艺术形式上这种“自由”和有不断创新精神的存在，如果不是被粗俗或是浅薄思想来认识并进行利用或滥用，它完全合乎“文字之所以为文字”、“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出发点和生存价值所在。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上的研究和探讨，尤其从其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某种规则性很强的东西，不应该泛泛地加以破坏、谴责和推崇。因为，这种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定/规律，也只是能够让大多数人们的情感、思想和艺术活动，借助一般规律性和时代局限性要求，而达到其所需要表现的效果和其所要追求的目的罢了。在历史上，有为数不多的文学家，特别是艺术天份很高的人，之所以终其一生能不断地有作品问世，并且能让众多的在性格、品行和气质上的各色各样人物，充斥于其作品中。这其中的“所以然”者，正在于作者能从自然创作灵感和人文精神冲创中，提炼出更高级的写作经验。
任何一种情节的产生、发展和结局，可通过对某一个性认识和剖析后，并结合着时代的具体情况，来给予艺术加工和创造。也就是在现实普通的人们当中，提取出事实的真象和可能的局限性后，再将其返回到作品的具体人物当中去，并从其身上更充分地、尽可能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再现的个性，又必须能够是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如若不然则变成了大众化或说完全就是“抽象人性”拼接成的“典型”或“样板”了。这种样板化作品中的她/他，必然容易被人觉察出诸多的“不自然”和做作，而且给予人们的这种感觉和直察，一旦达到有明显的虚假和不真实性印象时，更尤其再加上人为地掩饰和装潢后，依旧不能给人“真”起来的知觉，却还在那里特别地雷同反复、千篇一律得简直就连常人好奇心也调不起来的时候，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人文思想不仅仅是在损害艺术和浪费资源，简单就应该群起而痛斥并公开给予厌恶和唾弃。当凡社会文化性产品出现了这样效果和局面时，足以说明其社会文化的腐朽和落后。
事实上，即便是在西方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兼伟大们诗人那里，特别在其艺术创作成功的后期，依然会出现像一般作者经常会有的思想性和艺术表现力之间不协调现象和后果。在读雨果《海上劳工》和歌德《浮士德》时，常有一种“为某种目的来塑造人物和场景”的感觉。或许这也正是这两部书，虽然极富人生和社会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但却不容易被大众流传和“猝读”的缘由吧。
当然，在过去一些作家作品，尤其成名作和自传式的作品中，多不会是简单的写实，必然会有结构和思想性的构思，有人物、场景和事件上设计和塑造等方面的创作行为。但这些作品的成功，又必然是因为其中有情感、思想和生活的“自然”。无论这种“自然”是单纯的表情达意，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或虚假或真实性的描述流露，而必是少有人工雕凿、匠心故作的痕迹。
读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作者之所以索古探源，就是在研讨诗歌创作的目的和动机上的问题。通过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目的、不同人物的作品，并结合如《诗经》、《楚辞》等较常见的被称为“诗”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议论后，作者得出的结论就是：“诗的形成在于‘言志’、‘比兴’和‘说教’。”尽管，我没有读过很多古今诗词和关于如何做诗的理论书籍，但从生活经验和艺术冲动中切实地感到：我们之所以去写诗、书文；去咏唱、聆听；去阅读、观赏等等这样或那样被称为艺术性的活动，根本之处还是自我生活中有这样一种渴望和要求。
为什么人们会有艺术活动的需要哪？因为，现今的生活愈加使得每个人既是观众而又是演员（即纯艺术活动的职业代表）了。这两个身份都是真实的。问题之在于，我们自己是否都能认识到到，且能认识准确。把自我当作一个观众、读者或旁观者，这一点上不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和赞同。而把自己说成是个“演员”，可能就会有感到不舒服和羞怯的。换个说法，如说成是“实践者”、“行为者”或“能够自觉的行动者”并努力在社会舞台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人。这样来说，对于有生活、有思考、有个性的人，也就都不难欣然接受了。
另外，人们不认为自己是“演员”，可能一个原因上是认为这个比喻不好、不确切、不恰当、不严肃；再者，就是“演员”毕竟有太多作戏的成分。这都会让人觉得很虚伪、装模作样的，像是“带着面具”已经不属于真实生活似的。其实，像这种顾虑、疑惑和不好意思，其根本问题，如果不是应为怯懦，缺乏面对内在自我需求的勇气，也就就是始终在蒙蔽、自愚和自欺而已。
人们之所以渴望去观赏，渴望去聆听，渴望去阅读，甚至渴望被理解和受到重视。这是为什么哪？
人们时不常地为有形或无形的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之作为、心灵和情感上的种种描述和表演，而忍俊不禁地流泪、欢呼或兴奋不已、转辗反侧、坐立不安。这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那其中吸引人们的东西，不正因为是我们自己或是周围人们的情感矛盾或思想牵挂的实事表演和模拟演示吗？究竟谁演得更好？谁的生活更加真实和虚伪?谁更像是演员？谁有资格被当成真正意义上的观众？这样一些问题，不单纯是认识程度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个心理和思辨上的问题，也可说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吧！
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自识、自愿地去演好自己意欲成为的角色。那么，这种社会或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现实，起码能少几分“云山雾罩”，多几分“自在逍遥”。其实，知识良知和人文精神的拥戴和自我武装，又多么类似演员们的技能培训和服饰装潢啊，尤其那种舞台类比和舞台效果一样的期盼和翘首，的确都十分相像。
所以，艺术总是有自己特有的体察群落，有其自己的天然尺度和衡量标准。这种天然性就在于它与人性共生、共存、共呼吸、共患难。任何时代，任何人，只要善于探讨艺术的源、目的和意义，都可以用那一时代的语言和感受，来发现“艺术应该是什么而没有成为什么”的根本所在。无论现有的文艺理论是如何来规范艺术概念的，一部好的作品一旦成形和问世，它定会依从那一时节、那一时代、那一段历史人们的情感要求和内在渴望，而给予公正、坦然和毫不迟疑地接受和颂扬。而到这种时候，所谓的“钦定”的艺术品及其所必须要符合的“标准”、“逻辑”和“理论”，即便不是被搁置一旁，也就是已经少有人问津了。当然，一些“新”的理论也会出现，也会再遭批判和淘汰，人文艺术也就是在如此往复之中进步并发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