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的事情了。在生活工作闲暇中，尚不懂得分门别类地学习，只是以自己的臆想或一念之差或随缘地读着这样那样的书籍。单位图书室的存书，除了医学论著和专业杂志外，所谓“文、史、哲”类的书刊确实不多，但就在这不多的存储中，却有幸见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文集。
孙中山先生被称为国父，是略有耳闻的，所谓“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语句，则是教材上偶要求应知道的。不过，如同对一切陌生事物一样，自己虽已没有了孩童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偏执，但始终保持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倔强。中山先生文存的数量，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今天去回忆那时曾读过的文献，主要是一些通电、训敕和少数相关三民主义以及实业救国的论述。但就在那段时间不长而数量也不多的阅读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中山先生之行文中昭示着的一种信念，即“知难行易”。
“知易而行难”，这应是再通俗不过的生活道理，例如：平日里，老师及父母经常是这样要求的，而街坊邻居，甚至每个人自己也都清楚这样的信念：“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一定要认认真真做事，只要这样，即使不能事随人愿，也一定会生途平安、身心康健了吧。”但事实上，且不言历史，仅在周围某个人的生活中，却时常会有一些鲜活醒目的案例和刻骨铭心的痛楚，都在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其实，简单的生活道理，做起来却不容易！更加之，大千世界中，最常见的为事与愿违，最稀罕的是心想事成。”于是，人们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知易而行难也。
对“知难行易”的沉思，的确源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敬畏。因为，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让人们不难明了“圣人先哲们也有肉身俗心”的实事，但我却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即那些之所以堪称“圣人先哲”者，其思想认识中必多远见卓识吧。
曾经于日记和随笔中，谨慎小心地探讨和分析着“知难行易”的得失利弊。但时至于今，虽确信个人作为和社会实践中无不契合着这一哲理，而真正将其道理剖析得透透彻彻，说得明明白白，却深感力不从心！
生活中曾经历过一件事情，让我愤懑、清醒而又糊涂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在全国闹“非典”风波后不久，朋友接待一位台湾医生，特邀我作陪。席间，该台湾同胞像是十分认真地询问了我诊治“非典”的具体措施，还特别提及到在台湾流行的一些相关大陆如何处置“非典”病人的传闻。此刻，我所以在这儿选用了“处置”一词，是因为从台湾同行口中所获悉的那些国内诊疗“非典”的手段，简直无异于二战时德国法西斯的“屠犹”暴行。作为曾经为落实“防非”措施而奔忙行走的人，实事求是地说，在“非典”时期，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级医疗单位为了减少社会损失和保护民生利益，工作上是不遗余力、尽职尽责的，但医疗条件的不均衡和机制的相对落后与不合理，使防治类似“非典”这样传染疾病的措施，尚无法达到现代医学的理想标准和先进水平。但海峡彼岸的社会舆论，竟然在当今信息流通如此高尖端的科技手段下，甚至在医疗界专业人士心目中，尚存有着如此一些确乎是天方夜谈、信口雌黄的偏见，这也足以够得上滑天下之大稽了。然而，在这感到滑稽的情节外，人们可能禁不住要问：除了针对“非典”，是否对其它情况也是这样的荒谬绝伦呢？或许有人还会进一步问道：这种荒谬的社会认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而今舆论焦点愈来愈凝集在海峡两岸矛盾时，尽管冲突的双方不再是宿怨难解的国共两党，但在文化源头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两岸民众须用理性的头脑，针对种种仿佛已是毋庸置疑的症结问题，并应给予积极性的实事求是的思考，切忌随声附和、盲信妄从。因为，任何偏听偏信、狭隘固执的意气用事，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鹬蚌相争的结局，其所损害的只能是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大凡是知识分子一般不难理解何谓“因噎废食”的危害，也容易批判地分析“因人废言”的得失。近来见到一本民国十九年再版的《现代教育评论集》，其中一篇王去病先生标题《党化教育与行易知难》的文章，在其文结束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戴季陶先生所作的《知难行易》载在《新生命月刊》第二期，于建设三民主义之基础一层，言之颇详。”此文集虽尚未读完，但从已读的章节中略晓得，民国初期，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仅从民生教育理论上，“知难行易”是其哲学性的纲领，但在学校教育中究竟推崇“党化教育”还是强化“全民素质教育”上面，于见仁见智之中，总体趋向上是两相兼顾而后者为本的。
“知难行易”作为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的观念，其不为孙中山先生所首创，而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不断提炼出的思想精华。正如清末古文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其《论学杂著》中时常要强调的圣人之言一样：“为学之初，必在正名，名不正，言不顺，行不远，立不成（久）。”那么，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任何个性的坚定，任何民族的强盛，必有其所依赖的颠扑不破的信念为后盾，其必拥有崇尚真理、抛弃偏见的勇气，而一切“文明而进步的真理”是有着无坚不摧的力量，是任何逆历史潮流的阻力所无法抵挡的。
（2004年7月草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