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这个词，我自己最早见到，是在偶然买得一本书《三松堂自序》上。当时，很为中国有这样一位诉说者，而欣慰。因在该书中，提到了“新理学”一词。于是，又搜罗到一本书，叫《三松堂学术文集》。在此，知道了所谓“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虽然，至今也没有系统地读过朱熹的文字。但在偶读的诸子或经籍之中，可以经常见到“朱批”、“朱注”、“朱释”的片言支语。
“中庸”为何物？“中庸者”又为何等模样？古文原句的解释，已数不清读过多少次了，而对如此问题，却始终不甚了然！
歌德身前死后，都有对他这样的评说：“既是庸俗的小市民，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郭沫若在国内也被人有过类似的看法。但作为后人，如何认识和看待这种评说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呢？这不是用一两句话，就能讲明白和说透彻的话题。
生活常识或者在公共道德方面，都言之凿凿地崇尚“名副其实”、“言行一致”、“实话实说”。这样一种宣传态势和教育基调，应该是没有错的。而且，尤其在社会和个人生命中的“大是大非”面前，更应该大义凛然、观点明确、是非分明。这也该应是毋庸置疑的正道和真理。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位被称作“不到翁”的内阁大臣，叫“冯道”。除了他被当时和后人嗤之以鼻的行为以外，更多的是由于他自己在日常的言谈话语间，颇多自娱、自嘲、戏虐般的荒唐话。所以，他的名姓便成了被用来比喻“左右逢源、绥靖妥协”的典型代表了。
其实，如果说冯道为人做事根本没有原则性，那是大错特错的。而其“原则”究竟是何物？这到是颇耐人寻味，特别值得后人三思和批判的事。
现实之中，名声地位雷同冯道者，不敢妄论之。然而，身边周围，名声地位难以比肩冯道，而行为做派（尤其处事原则性）和冯道如出一辙者，简直比比皆是，且俯拾即是了。如此景观，每每看在眼里，禁不住窃思和自疑：泱泱大国，礼仪之邦。道德、儒家、理学，仪礼、品味、人格等等诸多理论和说道，由书本到现实，孰真孰假？孰是孰非？孰对孰错呢？
人人自以为是，应是最个性化时代的特征。一般幼稚青少年，时常因没有“世故”负担，而敢于直言不讳，即所谓“童言无忌”。如果一个社会，无论男女老幼“人人皆言而无忌”。这在理学道统中，即使是合了情，也绝对合不了“礼”的。
所以，我们现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某些方面来看，就是在“与时俱进”地寻找和确定“国家、集体、个人”均能感到合情合理的道德，且又符合世俗传统“礼”的那个理念。
（2003年8月15日于“XICI”人文-哲学-《另一种存在》版跟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