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带孩子参加业余学习，等待中，也额外有了看书的时间。
于舜井街选了几本闲书。这会儿读着，其中一本《尘埃落定》颇为有趣。
关于西藏的风土人情，除了时常能听到和看到的那极富特色的歌舞，再就是偶尔的广播宣传和电视报道，真正文字性描述，印象中也就看过一两次吧。
记得八九年前后，于刊物上曾读过，一作者在逆长江寻找源头时，书写的关于藏民游牧、安居生活的见闻。因其报道所坦露的异乡风情，多不合乎内地生活传统和时尚理念。所以，颇感新奇和惊异。但是，当时究竟新奇何物？惊异什么？今日已经记不清楚了。
此刻读《尘埃落定》，于字里行间，尤其是在人物的对话中，深切感到游牧民族的一种豪放、爽朗的气概和情怀，特别在近乎野性的粗狂行为中，坦荡着异样的忠实、执著和慷慨。拥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人们对于西藏原始、古朴的情志，存留的印象是善良而纯美的。然而，用历史的眼光去看，里面弥散着未曾抹去的封闭落后印刻的痕迹。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域广阔的国家，内陆地区的“开放”也不过几十年的事情。而远在山区、高原、沙漠的人们，其中尚未挖潜革新的东西，不仅仅只有资源，还有许许多多的方方面面。无论他们自身是翘首等待进步，抑或固守传统风俗。这一切都有赖于人们去了解，去认识，去求证，去规划，或者仅仅是观察和思考。
生活于现代都市的人们，之所以有必要去了解异域风情。其实际意义上，是在“认识你自己”，特别是要认知自身中被历史长河洗涤后，仅留下影影绰绰的东西。当我们投身其间，举目了望……崇山峻岭，广漠大川，幽暗的森林，茫茫的荒原，羞涩沧桑的面庞，简朴务实的家园……或许，就在一件小事、一个掠影、一点伤痛、一丝温情之间，却使我们蓦然猛醒和印证，进而去沉思和反省，去对比和探求，去明了历史进步的阶梯与节奏，去弄清人生的偶然与宿命。
西藏久系华夏文明，由于地理和文化的缘故，时至于今与中华大地存有分歧。这里面的得失恩怨，盘根错节，绝非世俗想象的那么简单。因此，更需要杰出智慧、理性思想和宽敞胸襟，相互交流和沟通，彼此学习和借鉴。
（二）
“余秋雨”的名字已经不陌生了。但其人物究竟是何类人才？对吾而言，的确无话可讲。隐约知道某些“官司”涉及其人，具体些的因果却不了然。
于书摊闲逛，见余先生《山居笔记》。经售书者再三蛊惑，廉价买下此书。随意翻看了下目录。约略感到其作品，类似曾看过的《燕山夜话》、《话雨录》、《笔不花杂记》等，即作家或墨客之流的回忆、随笔和杂谈。这样说来，此君当属“文人”了。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文人”，除了鲁迅、巴金、冰心等书本或宣传上耳熟的老前辈；再者，就是“文革”之后，才陆续了解的，如老舍、曹禺、柳青等等。其实这些人，他们在“文革”前，就名声斐然了。
对八、九十年代兴盛的城市或农村题材的作家群落。由于对他们的了解，多是通过无线广播和影视媒体的宣扬，其原创的文字读到的很少。印象中他们这些人物，针对时事论说，或涉足“文、史、哲”的文章，都少有书籍出版或媒体宣传。
余秋雨先生从年龄上应属于“反右运动”之后，思想成熟于“四清”和“文革”时期。其文章能否突破鲁迅先生杂文式的讽击时弊？能否给现代都市文化带来一种真格的进步、民主和自由的热风？大概也只有读过作品后，慢慢体会才能得出。
其实，如果讲“五四运动”，无疑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发达的催化剂。那么，针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其文化思想的主导者应是激发于八十年代，而成熟于九十年代的学者。各种学生或群众运动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泛滥起来的思想和透视出的问题，对社会的影响会是长远而又深刻的。清朝去之不远，民国尚未圆寂，新中国问题迭出。凡此种种现象给于世人的启发和警示，可谓直观且真实。
（三）
《山居笔记》仿佛信手拈来。之所以想读，是因为从报纸上略知其作者近来牵扯进一桩文案。关于此案的前因后果如何，所知了了。仅想通过读其作品，了解时代人物，以免落伍。不过，翻开作品一看，顿有一种触电的震颤，每读一篇文字，有一种舒肝沥胆的畅快。
仅就《苏东破突围》一文。作者类似曲笔倾诉的衷肠和感言，也正是自己读习“文革”故事中，最常感喟的东西。这就是国人始终未能深刻剖析的，那些在“文革”中凸显出来的民族心理和社会乱象。是的，“文革”中，那种广泛而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和生命残害，那种高调且目空一切的文化摧残和道德缺失……究竟原因何在？教训又何在？对吾而言，时至于今，每每思之，唯有心痛叹息而已，更多的话却不知如何表达！
读余先生的作品，起码缓解了一些这份痛楚。今日中国能出现如此人物，写下这般文字，应是当今中青年人的幸福！
读此书后记中，知晓作者九二年已有《文化苦旅》面世，而《山居笔记》也于九五年广济华夏。但自己平素在聆听广播和阅览报刊中，却未曾发现针对作品与作者的更多报道。这又是为何？大学时期，曾数度到上海，或许因为个人生活的偏狭和那种浮光掠影的游历，对此名城的诸多美誉和评价，实在不很“感冒”。但是，今日就《收获》杂志曾数载其人其作的事实……禁不住赞许：上海不愧为先进文化思想的讲坛。
由此作品，再回顾九七年梁晓声先生的“阶层分析”。确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远非是经济改革或讲农村、城市改革中的外在形式变化阶段，而是进入到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革命时期。唯有历经这一层次的探讨和争锋，中国社会才能在挺进二十一世纪后，使广大民众拥有进步鲜明的思想，以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东方。唯此才有可能有所作为于新的世纪。
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走向歧途，历史最终会找出其祸根，应缘于五七年末对自由文化思想的扼杀，正如“焚书坑儒”注定了秦帝国的宿命，同时也启迪了汉王朝的文化璀璨一样。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自觉地去认识这一切，中国社会就能达到其历史上新的高度和更新的起点。
《山居笔记》兴盛于台湾，却沉寂于大陆。这种现象本身就透着某种症结。中国未来文明的趋向，必将是挣脱自欺欺人、愚人私己、独霸专横的桎梏，进入公正、开明、率直、自强的年代。
（四）
《金瓶梅》闻名已久。在学生时代读书思学中，没少见到其名其书，也曾从点评和节选中仔细阅读过片断支言。但源于其社会的“名声”和自己的“脸面”，多次与其失之交臂，却未敢轻举妄动！
自朋友处借得《金瓶梅词话》，随书中故事的展开，顿感有种气势扑面而来。玩味之间，仿若维系着《水浒传》和“三言”、“二拍”的人文景观。于是乎沉浸其中，思缕翩翩起来……
《金瓶梅》读罢，正如书评家所论：唯于书之下半部，才见得神来之笔和意境之旷达，似有包揽宇宙、天地、社会、人伦之根本哲理之气势。隐约记得某书上说：建国初期，曾建议省部级国家干部应人手一册。当初，对此说法，很觉滑稽。而今，思想之建议者，似有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了。的确，读通此书所昭示的理性与道德……天地之道、人性之理、世间百态的无序和悲喜之因果……对于臆欲成事业、立雄心、纵横于人之世界者，大有裨益。
多日来，静思沉想其作者成书之旨意。也许通过表现一个人生前死后，那些围绕和依赖其生活之众人物的情感处境变化，来揭示人情世道的冷暖与得失。
常言道：人在人情在。愈是声名显赫、拥权聚财、不可一世的人物，其生前死后的人情世态鲜明对照，尤能见出人性的简单和务实，亦可警觉天道公理之不悖。
“温饱思****”，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物或人群，其生物本能的需求足以使其暂且忘却或者放弃心知肚明的道德伦理和箴言教诲，而变得暴虐/屈辱一时，或张扬/苟且一势，或昙花一现/隐姓埋名一生。
平素我们怒目和蔑视的所谓“势力”、“炎凉”、“附炎趋势、“苟且偷生”之类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模式等，就人之本能而言，也可宽容地被看作是生存压力使然或生活需要罢了。人各一面，所谓境遇和志趣同少异多，在选择生存方法、方式上，必然千姿百态。对于在各自所选择的生途中，那连绵不断的自我伤害、彼此伤害以及明里暗里、已知未知的种种折磨、创痛和不幸遭遇等等，也正是佛家常言的“劫”了。“劫”有天然所成，也有人为造就，躲过与躲不过，或许全仗各自的命运和自我行为的因果。至于旁观者，或当事人，无须再费心老神地揣度彼此的心态，阿谀羡慕或者抨击残害异己的生灵。岂不知苍天有眼，各有归宿哩！
所谓平淡待世、平常待人，这非为庸俗的生活态度，而应是哲学层次的处世原则和心理常态。每一个经历过情感、学业或事业沉浮的人，只要其心灰意冷的不是麻木不仁，狭隘张扬的不是思狂智昏，她/他将不难发现人际关系中存有的一种微妙境界：当生活遭遇被你视为为绝对的冷/热或者满怀欣喜希冀/沮丧绝望时，接下来的状况只能是事与愿违或自寻烦恼或悔恨交加。然而，在那有冷有热、非冷非热的待人对己之间，却能脱落出一种淡泊、宁静、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地。也只有在如此天地间，才能细致地理弄自己的作为，品尝人生更多些真滋味。
（五）
在《金瓶梅》和《围城》的交替阅读中。后者，每观必有“依然如故”的叹息和无奈，但终归不如初读时那样急切了。而前者，愈看愈从中悟得更深的人生哲理，也明了华人世界内心隐蔽的精神根系和人情世俗的变化模式。
对于小说，似乎在二十岁左右时，最为痴迷。涉世愈深，也愈发自信，似乎有了超越作家的敏锐和精到。步入中、老年之人，在艳情世俗居多的小说中，可能不再有迷恋、狂荡和激情冲创的兴奋和愉悦，但他们可从小说中领略到比现实社会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为明智的人生诠释。这也是间隔十余年，再沉溺于小说之感悟。
“人心不老、童心未泯”从人性心理上讲，是十分正确的。尽管，俗物缠身，使每个人身上的“老气”和“俗气”随年见长，但在偶或有的舒畅、得意之际，袒露出得那份喜形于色、心花怒放、手舞足蹈的快乐，尤能体会这一说法的正确。
电视普及使人们视觉观感上欲望，能够迅速而廉价地得到满足。但这种直视式、大众化的艺术传播形势，较之阅读文学艺术带给人们的文化熏陶、品质修养和思辩能力的提高，确乎相差甚远。
一个务求心智、气度、思想能够豁达、高雅、机敏的人，其自我修养仅凭借影视媒体滋润，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歌德所谓的对数学、医学、美学、哲学和宗教知识的全面学习教育观，或说自我修养观。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正确意义。
成功的教育，或讲培养完整健康的人格，应是开放式的，决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欺骗和蒙蔽的手段，来谋求纯真和善良的德行。尽管****的世界容易让人们产生恶心、烦厌，甚至于逆反、自暴自弃等等不愿意看到或不愿发生的反应和现象。但是，这种反应过程也正是健康人生所必须经历的大脑思辩和身心磨练。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生，会是苍白而脆弱的，甚至说是虚假、不真实的生活，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穴中背对光明的人”。健康充实且与现代文明相辅相成的人格形象，应为柏拉图的“穴外人”，或干脆就是从“穴外”又反回“****”的人儿。未来，健全人格的人，决不能象伟人、圣贤一般希罕，而应是最普通、最一般的人性要求和境界标准。
（六）
社会上对于贾平凹的毁誉，约略也有十多年了。对于其文学作品，除了阅读过中学课本上的《丑石》，其它都未曾认真读过。今晨于书摊减价购得《土门》，印象曾从刊物上见过。仅翻阅之间，却己读了大半。此书是作者九六年前后的产品，从中可看出作家对于文学钻研的刻苦和艺术造诣的深浅。西部文学，自路遥、贾平凹、张承志等作家的涌现，使其在中国文艺界成为一种奇观。且不论其作品，终究给华夏精神世界带来何样的影响，以及造就了如何的文艺方向。仅就其能够生存和繁荣，“僵”而不死的事实，足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尽管，先锋文学的评述多集中在马原、格非、苏童、余华等人，但西安文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及其文艺思想，足有后学可借鉴者。
（1998年日记摘抄，2003年整，2014年3月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