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初年，百废待兴，当时的关中虽然“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大旱”。开皇年间，遇逢大旱，关中马上就出现粮食危机，都城经常处在饥荒的威胁下，京畿百姓不时要辗转流徙，四处“就食”，这严重威胁到王朝的长治久安。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生产方面的因素外，就是是由于漕运供应不上，使得大批自关东征调来的物资，难以大批量运抵京城，以及国家储备不足。为了扭转这一严峻局面，文帝从建仓廪、广积粮，开运河、通漕运和修水利、促生产等三个方面人手，全面提升国家防灾应变的能力。
开皇三年（583年），朝廷根据关中仓廪尚虚，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的现状，决定在蒲（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南蒲州镇）、陕（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两旧陕县）、虢、熊（今河南省宜阳县西）、伊（今河南省嵩县东北）、洛、郑（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怀（今河南省沁阳市）、邵（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城关）、卫、汴、许（今河南省许昌市）、汝（今河南省汝州市东）等十三州，也就是今日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黄河等水路沿岸城市，募丁运米。同时，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省浚县）、洛州置河阳仓（今河南省偃师市）、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今陕西省华阴市东北）等官仓储粮，逐次转运，“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这些仓库规模都十分宏大，储粮在几百万石以上，如开皇五年（585年）关中旱灾，文帝下令开广通仓赈济，一次就出粟三百万石。
兴建大型粮仓固然大大增加国家储备，但是，关键的是要解决由洛阳向长安的运输问题。这段漕运，有两个路段艰险难通。
首先是从洛阳至陕州路段，黄河穿行于中条山脉和崤山山脉之间，山高水险，特别是三门峡一段，神岛和鬼岛两大石岛耸立河中，把黄河切为三股，分别自神门、鬼门和人门奔腾而下，激荡于千仞峭壁之中，暗礁遍布，水声如雷，漕船难以通过，只好从小平（今河南省孟津县西北）转为陆运，穿过崎岖的崤、函山路，把粮食运抵陕州，由此换船。通过黄河转运至潼关。这段路程最为艰险，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专门派遣仓部侍郎韦瓒到蒲、陕以东地区招募运夫，规定能从洛阳运米四十石至陕州常平仓，免其征戍。
其次，是从潼关至长安路段邀段漕运所利用的渭水渭水则逐级下降，山高坡陡，支流湍急，大量的泥沙被雨水冲刷下来，淤积在渭水河床，造成流浅沙深，舟楫难通。
这两段路程，犹如瓶颈，严重制约了京城的繁荣和东西部的经济交往。要改变这种状况，任何小规模的疏浚工程都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彻底整治。开皇四年（584年），文帝把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图从根本上改善漕运与农业生产的条件。六月二十一日，文帝下令开凿“广通渠”。经过新建的大兴京城北面，在渭河南岸平原与渭河平行，东达潼关，全长三百余里，取代原先的渭水漕运。广通渠由隋朝著名的建筑专家宇文恺负责设计，苏孝慈和郭衍监督工役，渠成后，不但使得潼关到长安的漕运畅通无阻，而且还兼向京城供水，有助于政善渭南平原的灌溉条件，所以，当地称之为富民渠。
与此同时，文帝还派出重臣，如曾任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的赵莽，坐镇关东，亲领漕运事务，确保山东地区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运往关中。《隋书·食货志》描述当日这条国家经济动脉的繁忙景象道：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以洛阳为转运中心，确保京城的供给，奠定了帝国繁荣的基础。在这段并不太长却崎岖险峻的运输线上，几乎集中了天下的财富，其数量极其惊人，成为决定国家兴盛衰亡的战略中枢，唐朝侍御史马周曾经说道：“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如此规模的物资储备，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保证长安供应的目的了，显然，文帝与政治集权同步，要实现国家对国民财富的高度集中与垄断，在经济上同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还想进一步打通陕州路段的水运，加速洛阳一带庞大的物资储备向京城转移，便于中央直接控制，下令开凿黄河道中的砥柱山（三门山）。可是，由于工程过于艰巨浩大，没能取得什么成果。
开皇七年（587年）四月，文帝下令于扬州开凿山阳滨。这条漕运南起扬州，北通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大大缩短了江淮之间的交通距离，使得大批量的人员物资能够迅速调动。在当时，开凿这条渠道是为平陈作准备，出于军事目的。平陈以后，则成为南方经济运输的主要运道，日后更成为隋炀帝修建江南运河与通济渠的基础。
在隋朝建立不久，国家的底子还比较薄弱，以及国家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广通渠和山阳渎的修建，可谓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程。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必然致力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工程，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基本经济部门的实力。在此指导思想下，自隋朝建立以后，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蓬勃的农田水利建设场面。
开皇二年（582年）三月，都官（刑部）尚书兼领太仆寺的元晖，奏请于京畿地区开始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建设，大大加强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能力。而在关东各地，同样涌现出一大批热心农业基础建设的地方官，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兴建了许多水利设施，奠定了“开皇之治”的经济基础。
在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市），刺史卢贵开凿“利民渠”，引沁水东注并导入温县的“温润渠”，沿途灌溉。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刺史杨尚希，“甚有惠政，复引汉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在兖州（今山东省兖州市），沂、泗两河在城东交汇之后，滔滔南流，泛滥于大泽中。刺史薛胄发动当地百姓积石筑堰，让河水西注，使得陂泽尽为良田，“义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在寿州（今安徽省寿县），著名水利工程芍陂的五门堰，失修废弃，荒酿芜秽，总管长史赵轨见此光景，亲自督责属僚，劝课百姓，“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据统计，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间，隋朝其工程绝对数量竟超出南北朝一百七十年间约近三分之一。如果把水利工程的规模考虑进去，则隋朝的水利成就更为显著。
文帝时代，除了广通渠和山阳渠之外，较大规模的工程还有开皇十八年（598年），山东频繁水灾，文帝特遣使者带着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这些工程都不单是为了解决某一地区的农业水利问题，而是全局性工程，特别是以增强国力的水利运输工程为主，此与隋朝的漕运、国家储备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可以说是隋朝两代的一贯国策。
北周定都于关中长安，有其不得已的背景，隋朝继承这一现实，加大对关中水利事业的投入，试图改变经常性旱灾对当地农业的破坏，重振关中，恢复其作为政治中心支撑点的基本经济区地位，政治意图十分明显。文帝也十分重视与关中毗邻的河南与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以此护卫关中，并可进一步向东拓展。这样，整个隋朝的北方水利建设布局便集中于关中与河南、山西地区。
在重农抑商政策下，民间手工业和商业受到抑制，处于国家严格管制之下，并不活跃。尽管如此，隋朝在此领域亦非毫无建树。文帝时期，在全国严厉实行新的度量衡和货币政策，无疑对打破地方封锁割据、实现经济统一大有贡献。
隋朝的手工业是在南北朝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广大农民沦为豪强地主的荫庇户，民间商业和民间手工业均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民间手工业衰退越势相反，官府手工业却有较大的发展。由于官府手工业主要是满足宫廷和贵族的需要，加之统治阶级的奢侈成风，这就刺激了宫廷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战争的频繁，与兵器制造业相关的军用手工业亦有较大的发展，这也是官营手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