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的同时，颁行“家世一邻长，士邻立里长，五立一党长”的所谓“三长制度”。三长的职责除了推行均田、功课农桑、催督租课外，另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建立户籍，检查户口。很显然，户籍制度朝如不健全，国家的均田和征收赋役都是难以顺利进行的。
在隋文帝的均田令中，首先便谈到“制人五家为保，保有民。保五为闾，闾四为旗，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可见。隋文帝把建立新的三长制度作为推行均田法令的前提条件的。而“相检察”的含义，除了推行均田和征收赋役之外，建立户籍，检括户口便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事实上。设置三长、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征收赋役，可谓是“四位一体”、密不可分的，而检括户口是推行均田和征调赋役的前提条件。
对于隋文帝来说，重视检括户口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与隋朝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自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地豪强地主的势力都很强大。在豪强地主势力之下，很多依附农民即所谓“荫庇”农民是不怕国家编制的户籍之中的，封建国家政权也无法向这些荫庇户征调赋役，使引家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调蒙受重大的损失。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因而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已是势在必行。
《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对于隋初这一形势有概括的论述：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颖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徵。
杜佑原注解释说：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高颎泄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这些深刻地揭示了大量农民荫庇于豪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两魏丧乱周齐分据的历史条件下，暴君污吏将繁虚的赋役负担强加在农民的头上。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很多小老百姓不能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便转而卖身投靠有钱有势的豪族。就这样，许多人依附到豪强大族门下，不报户口，也不向国家交税，也不服役，等于把自己隐藏起来。山东地区素来殷实富裕。而高欢时代，无论是官宦还是百姓都想法逃税漏税。那时候国家忙着打仗，政府无暇顾及于此。到了北周宣帝的时候，豪强地主大肆兼并，藏匿人口现象更为严重。这样一来，大量瞒报户口，国家的收入便大大减少。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只有百姓越多，交的税便越多，国库便越充实。
高颎于隋文帝建国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他目睹这一弊端的流行和严重危害，经过调查，向文帝汇报实情：“据臣了解，现在国库不够丰盈的原因，除了天灾以外，就是偷税漏税。有的村子，一半以上的人户没参加均田，仍租种豪族的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把一半的租钱交给地主。”文帝才知道事情竟然如此严重。
随后，高颎为此而建立“输籍法”。于是，对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从法律上逐一作出相应的规定，地方官吏不得在法规之外再征调任何其他赋役，使农民所承担的赋税和徭役的数额，比过去大为减轻。杜佑所说的“隋代之盛，实由于斯”，是有一定道理的。
隋文帝“大索貌阅”即大规模地检察户口的诏令，责令基层组织中的“三长”检察户口；检察过后仍发现有“户口不实者”，具体负责检户口的“三长”要处以流放远方边地的刑罚。与此同时，又特设负责受理揭发检举隐瞒户口的专门机构，以清查隐瞒户口的现象。再次，凡属于堂兄弟以下的，一律令其分家，另立户籍，以防止隐瞒户口现象的发生。可见。隋文帝检察户口的诏令，是坚决而得力的。
《隋书·食货志》又记载：“高颁又以人间课输，虽有一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砰（即输籍法），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高颎为隋文帝所制定的输籍法，从实际出发，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把每个农户应当负担的赋役数额以簿籍的方式确定下来，使农户免受贪官污吏的额外勒索，又使国家征调的赋役得以如数地征收上来。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收到了“自是奸无所窖”的效果。
开皇初年所实行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效果十分显著，共检出443000丁，计1641500口。据《隋书·令狐熙传》记载，令狐熙任沧州（治所存今阿北沧县）刺史，在沧州大索貌阅，检出1万户荫庇于豪强的“浮客”，使之成为编入国家户籍的编户齐民。
检括户口的结果，隋朝的户口数增加得很快。据《通典》卷七《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杜佑注说：“后周静帝来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隋书·地理志》又载，隋文帝平定江南后，“寻以户门滋多，析置州县。”
隋朝建立后，依然传承北齐的习惯，一些审定户口和征税的官员勾结当地豪族，又是改岁数，又是谎报租税实情，如此偷奸取巧的事层出不穷，最后有十分之六七的人口瞒报！可想而知，百姓脱籍，不但减少政府收入，更严重的是，他们荫庇于大户人家的门下，加强了豪强地主对乡村的控制。这样，政府就很难插手乡村的管理。针对这种情况，文帝在开皇五年（585年），令州县官吏按照户口文书上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核对。一来让隐瞒户口的人浮出，二来纠正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和保长，里正一旦姑息，政府要对其判刑，重者死罪，轻者流放边疆。这在当时算是比较严重的处罚。为了防止户口不实，朝廷还鼓励百姓互相检举；这次检查户口的行动，史书上称为“大索貌阅”，就是将每个人的相貌登记在官府所统一制作的户口本上。
“大索貌阅”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增强了国力，同时还还削弱了豪强世族的势力，尤其是原北齐管辖的地方，强化了国家权力。朝廷采取这一措施，山东地区的豪强的势力相应地被削弱。同时，这项措施也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隋朝的农业是在南北朝时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农具。据北魏贾思勰所著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的记载，当时的农具已确20余种，其中有不少农具在此前的史籍。是不见记载的。《齐民要术》对当对农业科技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均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瓜果等品种空前增多。此外，牛耕的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和设施的大量兴建等等，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隋王朝建立后，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的推行，检括户口工作的开展，为隋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南王朝薛在的时间短，有关隋朝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形，史书记载甚少。可以想见的是，农业生产力在动荡的南北朝时期所取得的请多成就，在隋朝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关系之下，使得隋朝的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的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粮食存储也迅速增多，要想把这些粮食更好地存储起来，就要置仓。
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隋王朝建立后，调入京师长安的粮食布帛等物，大量增加，即所谓“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食货志》又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治所在争山西水济县西蒲州）、陕（治所在今河南陕县）、虢（冶所在令河南省西部）、熊，伊、洛、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鄙、卫（治所在令河南淇县）、汴（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许（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汝（冶所在今河南临汝）等水次13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台，陕州置常平仓，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置厂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治所在今山西）、晋（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担，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
由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不便于向京师漕运粮食，隋文帝“命宇文凯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
隋文帝诏令在各地修建的储粮仓窖，规模甚大。据《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记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喜仓、洛口仓（又名必洛仓），华州水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未有。”上述著名大型仓窖，有的为隋炀帝初年所建。
《贞观政要·论贡赋》记载，据唐初人的估计，在隋文帝末年，“灭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可见，隋王朝于建国后20年间所储备的粮食，竟如此之多！至于“得供五六十年”，这里指的是封建国家的皇室、官吏、军需等用粮，可供五六十年费用，而不包括生产粮食的广大农民用粮在内。即便如此，这样庞大的储粮数字，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隋朝已灭亡后20年，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文帝时储存的粮食、布帛，仍未用完。这件事可以从贞观十一年（637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的话得知：“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就是说，到了唐代，人们还继续吃着隋朝留下来的粮食，可见当时的府库量是多么惊人。
文帝时所设的粮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大都设在黄河沿岸，有关部门先把各州的粮食集中到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等水运通路把粮食运到京师。义仓又称社仓，设置于乡间，由“社司”专门负责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天灾和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用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平时“令诸州百姓及耳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无疑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隋文帝说：“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凡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凡，莫不丰足，……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隋书·食货志》）于是，长孙平奏请诏令各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于“收获之日，殖其所得，劝课出槊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隋书·长孙平传》亦记载：“开皇三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间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
由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经隋文帝诏令天下各地所设立的义仓，后来果然在灾年发挥作用。当青、充、汴、许、曹、毫、陈、仁谯、豫、郑、灌、伊、颚、邳等州发生大水，百姓饥馑之时，隋文帝命令苏成等人，“分道开仓赈给”，发挥了义仓的救灾作用。
隋文帝对于义仓的管理，非常关心。开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到东方视察，发现义仓的储粮“多有费损”。于二月下诏书说：丰量义仓，止胁止防水阜，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开皇十六年正月，隋文帝又诏令秦、叠、成、康、武、文、芳、宿、旭、洮、岷、渭、纪、河、廓、瞄、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同时还下令“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最后成了百姓一项必交的税务项目，这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里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当年国家之富足。
隋王朝创造了一个生机勃勃、国富民强的新时代——开皇盛世，用史书的麒话描绘当时的隋朝是这样的：“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国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政治经济改革的成功，使得国富民强，大隋王朝已经展现出盛世的雄伟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