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20－1086），哲宗朝宰相。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其父司马池，曾担任过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相位不到一年，尽废新法。他一生为官正直，诚实待人，为后人所尊崇。在担任西京御使台期间，他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极高价值。
聪明好学为官正直
司马光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司马池曾官居四品，担任过北宋中央集权中的天章阁待制等要职，司马池光明磊落，因此对其子司马光家教甚严。司马光6岁时，偶尔得到一个壳非常坚硬的核桃，自己弄了半天都没有弄开，后来婢女看到就帮助他去了壳。结果其兄看见剥出来完好无损的核桃核，就问司马光是谁去的。结果司马光随口便说是自己。不巧，这一切都被刚刚下朝回来的父亲看到，原本司马光以为父亲要严厉地责罚自己，但是，他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发火，反而亲切地走过来抚着他的头谆谆教诲道：“诚信，是为人的根本，人应当取信于人。”从此，司马光立志不说谎话，并且说到做到，终生不说假话，被人传为佳话和当作效法的榜样。当然，着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发生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在此，我们就不提了。
不过，司马池对司马光的主要要求还在于读书求知。司马光6岁的时候，就在父兄的督教下开始读书，他不仅努力好学，而且严于律己。当别的同学都去游戏的时候，他却呆在房中诵读，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后来他觉得只能背诵还不够，还必须懂得书中所说的道理，因而就早上诵读，晚上思考。他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艰苦地进行学习。白天，他在学校里听先生讲《左氏春秋》，晚上放学回家，便对家人复述这部书，因此很快了解了这部书的要旨。当时，他睡觉用的枕头，是一段圆木，叫“警枕”。圆木容易动，使人睡不稳。只要圆木一动，司马光就惊醒，立即起床挑灯夜读。如此地不知疲倦，如此地持之以恒，所以他很早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
到司马光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读了不少书，文章亦写得淳深古朴，时人评之，说有西汉之风。就在这一年，按宋朝的旧制，五、六品以上的官员子弟都可以凭恩荫补官。不过，司马光不想靠父亲的四品官位而获得庇护和赐予，他有自己的抱负。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月，20岁的司马光参加了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中进士甲科。考中进士后，司马光被授予奉礼郎、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那时司马池知杭州，为了便于侍双亲，司马光上书请求调任苏州判官。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由于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司马光在家服丧达5年之久。这期间，他闭户读书，写了好些文章。庆历五年（1045），司马光丧服满了，任武成军判官。从此，司马光步入宦途。
皇佑元年（1049），庞籍为枢密副使，力荐司马光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在此期间司马光参与了朝廷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馆阁校勘的工作给司马光提供了阅读朝廷密阁所藏的大量图书的机会，对于以后的史学研究与编撰有很大地帮助。同时亦因执掌太常礼院的事情，以论夏竦谥号而得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的美名。在皇佑三年（1051），迁殿中丞。可惜好景不长，当时宰相庞籍涉嫌罢相，次年降为户部侍郎，出知郓州。庞籍希望司马光做他的助手，固而举荐司马光任郓州典学。司马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就随庞籍到郓州任。司马光在那里，担任了郓州典学和通判。通判是考察官吏治绩优劣的苦差使。至和二年（1055），庞籍改任河东路经略完抚使、知并州，司马光又跟随庞籍调到并州（今山西太原），任通判。在并州，当时屈野河西良田很多，西夏人一点点地蚕食这块土地，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按察此事，司马光建议：“修筑两座城堡以制约夏人，招募百姓来耕种这些土地，耕种的多了收买粮食就价钱低，也可以逐渐缓解河东高价买粮远途运输的忧虑。”庞籍听从司马光的建议。然而，并州宋将郭恩虽然勇猛却很狂妄自大，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夜里率兵渡过屈野河，对西夏兵突然袭击，结果被西夏军完全击破，全军覆没。庞籍也因此获罪而离任。司马光三次上书将罪责归于自己，得不到答复。6年后，庞籍去世，司马光为感庞籍之恩泽，登堂拜庞籍的妻子如同母亲，抚育他的儿子如同兄弟。
嘉佑二年（1057），司马光再次被调入京，任职秘阁，后迁开封府推官等职。嘉佑六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担任谏官5年，竭尽忠诚，恪守职责，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向朝廷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嘉佑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病重，他对司马光等臣子的忠心尽职十分赞赏，临终前留下遗诏，赏赐司马光等一笔财宝。英宗继位后，也十分感激司马光等人的上奏，果决地执行了仁宗的遗诏。司马光对受赐的同僚说：“为国家尽职责，理所应当，何况现在国家贫困，钱财缺乏，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的赏赐。”有的人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先帝恩赐，不接受就是对先帝的不尊敬。”也有人这样说：“皇上恩赐是无上光荣，哪有不受之理！”于是，司马光决定将先帝赐给的宝物交给谏院作公费，以减轻国库的负担。
司马光正直无私，两袖清风，除俸禄外，不谋取外财。晚年时，司马光隐居在洛阳的尊贤坊，买了20余亩地，造了一座花园，取名为“独乐园”。按洛阳的风俗，春天人们喜欢游园，管理的园丁可以得到一些茶汤钱，但其中的一半必须分与主人。“独乐园”的园丁吕直得钱2万，便拿出1万钱分给司马光。司马光不肯要，吕直只好又把钱拿走，十分感慨地说：“只有我们的司马相公不爱钱。”
反对变法编修巨着
司马光与王安石既是老相识，又是好朋友。两人对于北宋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及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都有着深刻的认识，都主张采取措施以改变现状。然而在具体方式上，他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分歧最大的方面就是在理财上，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在于“开源”，努力从各个方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司马光则注意“节流”，即减少政府支出。
王安石变法虽然有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方面，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这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当。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宋神宗“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令“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王安石即推荐吕惠卿担任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一直很信任吕惠卿，在罢相后仍推荐他担任相职。但吕惠卿追逐权力，诬陷王安石，以新法掠夺民财。这种因用人失误而招致的种种恶果，使得司马光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多次写信给王安石，阐述他自己对于新政的看法，但王安石都没有加以理会。
随着新法的推行，保守派与变法派势如水火，许多反对新法的官员都被王安石赶出了朝廷或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外任。司马光也在其中，被罢免了翰林学士等职。熙宁三年，司马光再一次离开京城，出任水兴军（今陕西西安）的地方官。熙宁四年（1071）夏，司马光辞去职务，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一个闲散的职位。从此司马光定居在洛阳，在“独乐园”里居住长达15年，远避朝廷党争之祸。在此期间，司马光完成了他的史学巨着《资治通鉴》。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早在英宗年间，他已初步撰写《历年图》25卷和《通志》8卷，当时英宗看了，极为赞赏，让司马光继续编下去，并允许他设书局、择官属。神宗时，司马光又得到资料、财力方面的支持，使其不为物力缺乏所限制，专心着书。
司马光修书的精神与毅力让人感动。在长达十几年的编撰过程中，司马光等人忍受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寂寞与辛苦。为了完成这部巨制，司马光可谓耗尽了毕生心力。他自己曾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在编写的过程中，他事事考据、字字推敲，翻阅了无数的资料。光其残稿，竟堆满了两间房屋。巨着写成，司马光已“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资治通鉴》的修成，不仅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留下了宝贵的统治经验，也为后人提供了鉴古知今的好教材。
出任宰相尽废新法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神宗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元为元佑。由于哲宗年少无知不能亲政，整个朝廷就听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调遣。这位太后一向器重司马光，加之神宗临死之前曾留言让司马光和吕公着当赵煦的师傅。同年四月，司马光入朝任门下侍郎，元佑元年（1086）闰二月，已是67岁高龄的司马光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做了宰相。虽然这时他已年迈力衰，身体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已力不从心，但仍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地为国家操劳，为万民请愿。
司马光一上台，便全力以赴地从事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在就任门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请更张新法札子》，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张”。十二月四日又上一份《请革弊札子》，要求将王安石新政所造成的弊端一一改正。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罢废新法一事能顺利进行，入相以后他向高太后进言，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各地的官吏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中任职，吕公着、文彦博等老臣也逐渐回到朝中，委以要职。司马光前后几次上书，对王安石变法给予了全盘的否定。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变法派的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章惇也被贬汝州。司马光如此绝决反对新法的态度，不仅原来变法派的人物极力反对，就是原本反对变法的人也主张要慎重行事。范纯仁就曾劝司马光，对新法只要“去其太甚者可矣”，并且应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如废保甲法时，对保甲当中那些武艺出众的人，就应该委派殿前司加以拣选；吕公着也认为只要对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及弊害进行纠正就行了，并不一定全面废除。但是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听不进去这些话，他认为“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他把废除新法比作给人看病，认为主张慢慢来不让病快点好，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
司马光一向认为战争是劳民费财之举。所以，在他任相期间，还将王安石变法时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的要求还给了西夏。
作为朝中重臣，司马光虽位高权重，但他依然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他提倡为国家节俭，自己就多次辞赐金、物。他平时个人生活极为俭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他教导儿子司马康要力戒奢华，还专门做了一篇文章，叫《训俭示康》，他认为只要“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就可以了，他的这种俭朴精神曾为朝野上下所共仰。
司马光做宰相后政务繁忙，他不但日夜操劳国家大事，还挤出时间从事着述，20卷的《稽古录》便成书于这一时期。元佑元年（1086）八月，司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去世，享年67岁。高太后和哲宗哀痛非常，亲临其丧礼。司马光被赠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