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0－1086），神宗朝宰相。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曾推行变法，是一位着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此外，他的诗文也均有名。
立志济国筹谋变法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父亲王益，做过几任地方官，王安石便自小跟随父亲奔波于南北各地，到过江宁、扬州、韶州、开封等，生活虽然不很安定，但也增长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景佑四年（1037）王安石随父亲到江宁。从此，便在江宁定居下来，江宁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但是，在江宁不到二年，王安石的父亲就去世了，那年他19岁。由于父亲的去世，家境逐渐困难起来，他和母亲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
庆历二年（1042）春，22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名列上等，从此步入仕途，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给扬州地方长官韩琦当幕僚。任职三年后，按宋制可以有资格献文求试，以取得馆阁的职位。然而自幼就体察到民生疾苦的王安石，却非常想为百姓做点事，他愿继续在地方做官，因而在庆历七年（1047）出任鄞县知县。
希望能有一番作为的王安石来到任地，他看到鄞县地区跨江负海，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水利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遇到不雨之年，即出现严重旱情，这是老百姓最害怕的事。因此王安石在到鄞县的第一年，便决定永远的解除患祸，他号召百姓利用冬闲之时，挖渠修河疏通水道。并且他还亲自到各地督促检查，由于这件事深得民心，百姓无不效力。在二三年里建造堤堰，修整陂塘，为当地水利建设做出不少成绩。
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皇佑三年（1051）又转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等职。这时的王安石已展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每任一方就造福一方；同时，他又以学问和文章知名于世，欧阳修推举他在朝廷任职，但他依然没有接受，仍要求外任，于嘉二年（1057）被派到常州任知州。
嘉佑三年（1058）春，王安石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刑狱，到任后，王安石发现现行的榷茶法存在严重弊端，官卖的茶叶，不仅质量低劣，而且价钱昂贵。因而他上疏仁宗，请求取消榷茶法，要求将茶叶市场放开，交由商人经销、官府只要从中抽税就可以了，这样可使民间得到好茶和贱茶。经实施，成绩不错，不仅国家通过行政税收增加了国库收入，而且老百姓还可以买到价格低廉的好茶，真可谓利国利民。
同年十月，仁宗召王安石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无法再推辞，只得去上任。经过十几年地方官生活，使王安石对民间疾苦，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嘉佑四年（1059）夏，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陈述了自己力图改变北宋王朝自开国以来便形成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局面的愿望。
王安石的万言上书，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因此也就没能得到采纳。但《言事》书无疑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集中体现。
嘉佑六年（1061），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两年后仁宗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这时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到江宁守丧。
英宗即位后，无所作为，在位4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1067）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年轻的宋神宗，不同于仁宗和英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年轻君主，他渴望能像唐太宗那样，征服四海，天下一统，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徵那样的宰相，辅佐他建功立业。因而他对改革给予了厚望，希望能够借此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王安石回开封后，神宗便即刻召见了他。开始就问，治理天下何以为先。王安石回答说：“选择治理的方法。”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最后神宗说：“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共同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
不久，神宗又问王安石，自大宋开国以来，百年无大变，天下太平是什么原因。王安石为了全面地回答这一问题，退朝后，写一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神宗。王安石认为天下并非太平无事，只是目前没有爆发大面积动乱而已，他剖析了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在用人、理财、治军各个方面的弊端。“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劳，而未尝申敕训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表示了变法图强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只有对现有的弊政进行完全、彻底、全面的改革，社会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建立“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一场变法革新的运动开始了。
熙宁变法大展宏图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称之为新法。为了将新法切实地推行下去，王安石特地选了40多名提举官，来向大家推广、宣传新法。熙宁二年（1069）七月，王安石的改革方案陆续出台，内容包括理财、整顿治安和军备、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诸多方面。其中，理财是其核心内容。王安石主张“以天下动以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其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均输法。宗旨是“徙贵就贱”，也就是京城所需物资的采购要以价格低廉、路途较近为原则。此法可有效调整物资的供求关系，改进了对京师贡物的供应，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同时也存在弊端，如信息滞后、无法及时调整，富商大贾得以操纵市场从中渔利以及农业、手工业和矿业产品无法自由流通等。
青苗法。即政府在青黄不接之时贷“青苗钱”给百姓，夏秋收获时还粮或还钱。此法的推行有利于抑制高利贷商人对农民的盘剥。然而其弊端也依然存在，官吏在散敛青苗钱时也有敲诈勤索、折价计钱的不良行为，借贷的农户仍是受尽盘剥，陷入还债的深渊之中。
农田水利法。主要内容是发展农田水利，开辟大量的荒田，制定整治河道的规划，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此法实施之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耕地面积得以大大增加，黄河得到治理，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
免役法。代替了以往实行的差役法。主要内容是承担徭役义务的人不再服徭役，而是出钱募役，并把此下到单丁、户，这使得原本不必服役的家庭也得出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得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自然多。同时使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抑制了豪强。实施的效果确实达到了目的。但它仍是一项弊端极大、争议最多的措施：地方官员收钱后募人充役可以任意出入，农民将劳动成果换成货币时又会遭受到商人的一层剥削。同时因为免役法每年都征收，而差役数年才轮流一次，实际上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市易法。即以国家所藏库帛“置市易务于京师”，不久就在各路推行。此法有利于保护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但从经济的角度讲，政府干预商业活动不利于商业自身的发展，同时政府的干预亦使得官员与豪商勾结起来，控制价格，反而坑害了平民百姓。
方田均税法。该法包括方田法和均税法两个方面的内容。由于北宋并不反对土地兼并，因此富豪地主大量兼并、侵吞土地，并千方百计隐瞒土地的数量以逃避税收，这便大大地减少了国家的土地税收，方田法旨在解决隐瞒土地的问题，但实际推行过程中，一整套既定措施根本得不到实行，成为一纸空文。
保甲法。旨在解决“寇道充斥、劫掠公行”的现象，控制人民，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此法不利于农民安心生产，不利于人员的流动。
除上述各项措施之外，王安石也在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方面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为了通过考试选拔更多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他废除明经科和科举诗赋，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要求考生联系实际回答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具有经国治世的人才。王安石还注重学校制度的改革，“立太学生三舍法”，分生员为三等，上舍生成绩优异的，可“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
变法失败罢相而终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甚至是损伤了大地主、大贵族、大商人的利益，由于对某些特权阶级的抑制，使得新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及围攻。并随着变法高潮的到来，双方斗争的形势也愈加激烈和复杂。反对派们虽被逐出朝廷，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抓住变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对改革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
1072年，就连华山崩裂也成了他们反对变法的理由，枢密使文彦博乘机对神宗说：“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至华山山崩！”偏偏旱灾又接踵而至，反对派们以所谓天怒人怨为依据，反对新法。他们的反对之辞使得神宗有些动摇，神宗还真以为是触犯了天神。王安石对这些目光短浅、荒诞可笑的议论，视之为流俗，认为不足顾惜。他反复开导神宗，说天崩地裂、河水泛滥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与人事毫不相干，虽然有时碰到一起，也只是偶然，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然而，神宗疑惧难消，而反对派的攻势却愈益猛烈。
除了文彦博之外，参知政事冯京又上言，对新法予以全面否定。更严重的是皇宫后院也加入了反对派的队伍，因为市易法实行“免役钱”直接触犯了皇族、后族和宦官们的利益。原来宫廷用品是由市易司供给，在购置用品的过程中，宦官们经常借着皇帝近侍的特殊身份对商人进行勒索、诈取。实行免役钱后，各行户按收利多少向宫廷交钱不再交物，宫廷所需物品，要按市易司规定的市场价格，出钱购买。这样，皇帝的亲属近侍便无利可图，他们便将一切的罪责都推到王安石的身上，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泪流满面地向神宗诉说“王安石变法乱天下”，要神宗把王安石赶出朝廷。在这关键时刻，支持改革的神宗变卦了。从1073年起，各地发生灾荒，河北的灾民四处流亡，纷纷流人京城，有人借此绘了一幅《流民图》，上书神宗，说这些灾荒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最后说：“去安石，天乃雨！”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下的王安石，很难继续执政，便在1074年四月上书要求辞去宰相之职。不知所措的神宗竟然下诏，命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古时又称金陵），安心休息。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绛，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两个人都是中坚的变法力量。但对一些具体问题，两人意见经常不一致，往往使许多法令不能及时地实施。且吕惠卿为人又颇跋扈，韩绛为了牵制他，便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作为神宗本人，他也不想变法中途失败，所以在熙宁八年（1075）二月，他又派使臣到江宁召回王安石。王安石见诏后，十分激动，便立即上路，昼夜兼程，仅用7天时间就回到京城开封，再度为相。
王安石复相后，虽然还想继续推行变法，但变法派内部却出现了分裂，且分裂越闹越大。而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却是变法派内部的核心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是个出类拔萃的才子，对几项重要新法的制定和推行是有功劳的。但他个人野心太大，权势欲极强。对于王安石的再度为相，他深感不安与不满，处处给王安石出难题。吕惠卿又公行不法。熙宁八年十月，终于因罪被解除副相职务。变法派的另一主将章悖，因与吕惠卿“协力为奸”，也被罢出朝廷。变法派的分裂，大大削弱了变法派的战斗力，也使王安石的改革锐气受到极大挫伤。而新老反对派的攻击依然火力不减，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摇摆不定的神宗更加动摇了，根本不像以前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了。
正值王安石日益消沉的时候，王安石的儿子又因病去世。丧子之痛，又给他病弱的身心沉重的一击。内忧外困，使已届古稀的王安石再难拥有当初的雄心壮志，一连四五次上疏，坚决请求解除宰相之职。1076年十月，神宗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判江宁府”的官衔，王安石于是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陵。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保守势力控制了政权。不久，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废新法。元佑元年（1086）三月，“罢免役法”。此事对王安石打击很大，并因此一病不起。四月，王安石去世，时年66岁。
